順治和湯若望:湯若望差點讓福臨皈依基督教

  湯若望,字“道未”【出典於《孟子》的“望道而未見之”】,德國人,羅馬帝國的耶穌會傳教士,天主教耶穌會修士、神父、學者。在中國生活47年,歷經明、清兩個朝代。逝世後安葬於北京利馬竇墓左側,康熙朝封為“光祿大夫”,官至一品(一級正品)。在科隆有故居,塑有雕像。在意大利耶穌會檔案館有他大量資料。

  湯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國基督教史和中國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視的人物。他以虔誠的信仰,淵博的知識,出眾的才能,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在華40餘年,經歷了明、清兩個朝代,是繼利瑪竇來華之後最重要的耶穌會士之一。

  他繼承了利氏通過科學傳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曆法修訂以及火炮製造等方面多有貢獻,中國今天的農曆是湯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農曆基礎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現代農曆"。他還著有《主制羣徵》、《主教緣起》等宗教著述。他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在西學東漸之中成就了一番不可磨滅的成績。

  從總的趨勢看,20一30年代,湯若望研究是一個重要的時期,80年代發表的一有關湯若望的論述具有啓迪思維的作用,是需要進行更深入細緻的和全面的研究。

  順治在明清兩代28位皇帝中,是一位尊崇耶穌會士、篤信佛教的皇帝。大體説來,順治親政後,前7年間湯若望耶穌會士勢力影響較大些,後4年間佛教和尚勢力影響較大些。

順治和湯若望:湯若望差點讓福臨皈依基督教


  順治帝尊崇耶穌會士,是受湯若望的影響。湯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Bell),耶穌會士,德國人,明崇禎年間被徵參與天文推算,設館於現在的北京宣武門內南堂。明亡清興,北京內城原居住民要遷往外城。湯若望以館內藏經、像為由,上書請求緩遷。他意外地得到諭準的滿文諭告,貼在堂門,得以免遷。順治元年(1644年),受命修正曆法。新曆法稱《時憲曆》,修成頒行。他因此得了太常寺少卿銜,成了清朝的命官,開創了西洋傳教士掌管欽天監的先例。

  順治帝親政後,湯若望不僅給皇太后治好了病,還給順治的未婚皇后博爾濟吉特氏治好了病。孝莊皇太后非常感謝他,請他參加順治皇帝的大婚典禮。皇太后尊湯若望為義父,順治尊稱他為“瑪法”(滿語“爺爺”的意思)。皇太后還將湯若望贈給她的十字聖牌掛在胸前。此後,順治一方面向湯若望請教天文、曆法、宗教等學問,另一方面向他請教治國之策。在順治十三、十四年間,順治曾24次親訪湯若望的館舍,長時間晤談。湯若望也沒有辜負太后和皇帝的信任,“睹時政之得失,必手疏以秘陳”,先後向順治呈遞了300多件奏帖,陳述自己的建議和見解,其中許多諫言被順治帝採納。順治很喜歡湯若望平易近人的作風,語言慈祥的奏疏。他對朝廷大臣説,湯若望對國君的愛是真誠的,不像有的大臣討好國君是為了得到功名利祿。

  順治同湯若望的交往日益密切,以至超出君臣關係。順治允許湯若望隨時進入內廷,他也常到宣武門內湯若望的住所研討學問,參觀書房,遊覽花園,共進便餐。順治19歲的生日,是在湯若望的家裏度過的。他們歡洽之情,如同家人父子。順治因為寵信湯若望,給他封了許多職爵:先加太僕寺卿,不久改太常寺卿。順治十一年(1654年)賜號“通玄教師”。後又加封通政使,晉光祿大夫,升正一品。

  湯若望想使順治皈依天主教,但因他已信佛教,而沒有受洗。順治帝病危時,議立嗣君。順治因皇子年齡太小(長子牛鈕已殤、次子福全9歲、三子玄燁8歲),想立皇弟;皇太后想立皇三子玄燁,徵詢湯若望的意見。湯若望以玄燁出過天花(可終生免疫),支持皇太后的意見。順治帝便一言而定玄燁繼承皇位。史書説湯若望“直陳萬世之大計”。陳垣先生評價説:“吾嘗謂湯若望之於清世祖,猶魏徵之於唐太宗。”

  但在順治帝死後,湯若望被楊光先誣告而下獄。康熙帝親政後,給湯若望平反。因原封號“通玄教師”的“玄”字為康熙帝名諱,而改封為“通微教師”。湯若望的墓在今北京市車公莊大街6號院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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