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古代中國朋黨之爭,最大的詬病是認“奴”不認“才”。腐敗透頂的晚清在這一點上表現得最為突出,北洋水師的全軍覆滅乃至甲午戰爭的完敗亦與黨爭有關。晚清最突出的朋黨之爭,是湘淮黨爭。以李鴻章、左宗棠分別為首的湘淮兩黨,不顧外敵壓境,在窩裏斗方面不遺餘力,乃至衍生出丁汝昌葉志超無能之輩去前敵“挑大樑”,毀人又毀國。
湘淮黨爭不僅耗去了左宗棠與李鴻章的有限才華,同時,還使得他們在對人才的選拔上賭起氣來。非我族類,不管你才高几鬥,一概不用。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世有駑馬無數,而駑馬伯樂亦無數。把不合適的人放在不合適的位置上,不是下屬的錯,而是上司的錯。甲午戰爭中,李鴻章重用的兩個將帥——海軍統帥丁汝昌、陸軍統帥葉志超皆屬無能之輩。丁汝昌在水師提督這個位置上,只確保了一項基本原則:唯李鴻章馬首是瞻。把北洋水師打造成“李家軍”,這個丁汝昌確實做到了,至於其駕馭海戰的能量,卻差在千里之外。
丁汝昌雖為李鴻章器重的干將,但既非經天緯地之才,也非與世界接軌的新一代將官,而只是舊式封建一吏。他早年參加太平軍,當看到太平軍大勢已去的時候,被迫隨隊叛投湘軍,不久改隸淮軍,參與對太平軍和捻軍作戰,官至記名提督。1879年(清光緒五年),被李鴻章調北洋海防差用。沒有海軍科班出身,沒有正規海上訓練,只因為是“李鴻章的人”,所以淮系丁汝昌從陸軍轉行直接來領導海軍。丁汝昌對李鴻章言聽計從,其依賴之重,達到了沒有主見的程度,哪裏還有海軍統帥的半點自信,儼然如李鴻章家丁一般。海軍統帥不求戰功,走的是“人身依附”的升遷之路,北洋海軍在丁汝昌的領導下,其實已經嬗變為一支“家丁部隊”。
在被李鴻章調北洋海防差用之前的近20年從軍生涯裏,丁汝昌雖有長江水師的背景,但對於新式海軍的訓練卻是懵然無知。基本上是個“旱鴨子”,“水戰”經歷幾無,何況海戰。在調北洋海防差用後,到甲午戰爭爆發前這段時間,作為清國海軍的前線最高指揮官的丁汝昌是怎麼表現自己“才華”的?家奴哲學駕馭下的北洋水師,主要目的是對內自重而非對外防禦。故此,丁汝昌平時訓練,完全是在取悦上司眼球,走形式作樣子,戰性沒有,上操場可以,一上戰場就不靈了。
比如北洋水師的射擊演練,軍艦在射擊的時候,靶船不動,結果軍艦量好了距離,按照這個浮標發炮,當然是百發百中。可是戰場上能這麼打嗎?再如陣型問題,戰場上千變萬化,平時都事先説,今天演練什麼陣型,大家做好準備――這事先你都知道了。可是戰場上,可能就給你發出一個旗語,就一個命令,馬上就變陣了,變成什麼樣的陣形根據戰場情況定。平時那樣訓練到戰場上怎麼能夠得心應手?所以丁汝昌主持下的北洋水師,在訓練方面平時就缺乏嚴肅性、缺乏實戰性。
“旱鴨子”丁汝昌,指揮北洋水師,基本上是外行管內行。難怪鄧世昌等少壯管帶在《台灣:1895》裏嘆曰:英國有不懂海戰的海軍司令嗎?這樣的海軍司令官,不僅毀了海軍,而且還毀了自己——終為不擅長的工作搭上性命。庸才與氣節無關,雖然丁汝昌在甲午海戰最後時刻吞毒自殺,但仍無法掩蓋他“無能”的庸才本質,海軍需要的是挽狂瀾於既倒的統帥,而不是一死了之的無用之才。選擇丁汝昌,導致海戰之敗,而選擇葉志超,則徹底葬送了朝鮮與東北全境。
中日戰爭爆發前夕,李鴻章選擇陸軍統帥上,也頗費思量。那時的陸軍將領中,不乏能征慣戰的老將,但是李鴻章最終選擇的卻是葉志超。靠“口才”贏得勝利,扯謊與對主子絕對服從——這就是葉志超的“大才”。葉是官場中的典型人物,膽小如鼠,視錢如命,又無聲望,但同樣是因為出身“淮系”,所以被李鴻章視為嫡系。不斷地委“小才”以“大用”。鼠輩葉志超竟坐上了陸軍“總統”的寶座,但是蠢才的官職可以直線提升,才能卻無法瞬間上升。葉志超帶領的手下,個個都是官僚坯子,除了吸食鴉片外,戰時每天都擺酒歡宴,既不體恤士兵,也不理會逼面而來的大敵,他們篤信“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官場哲學。
平壤之戰前,葉志超小妾寫給葉志超一封信,勸他多為家裏的妻妾想想,於是本非人傑的他,在平壤之戰的緊急關頭棄城逃走。丁汝昌葉志超乃庸才,實屬無能之輩,在這一點上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早就看在眼裏提醒於口,但是李鴻章思來想去還是重用了他們,就是因為他們出身“淮系”,是自己的人,由此奠定了北洋水師的內耗基調。
丁本人不諳海軍事物,可他屬下各艦管帶中大多出身於左宗棠、沈葆楨創辦的馬尾船政學堂畢業生。部分靠人身依附上來的海軍將領,雖然很聽“丁軍門”的話,但亦步亦趨的他們,盤算的是“站隊”而非“打仗”,哪裏有能力對抗虎狼之師日本的侵襲?黨爭,內鬥,制肘,腐敗,可惜了重金買來的戰艦,可嘆那麼一羣海陸統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