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的研究者普遍認為，“南雲樓風波”之後，魯、林二人形同水火，正式決裂。
1929年8月28日魯迅日記：“席將終，林語堂語含譏刺。直斥之，彼亦爭持，鄙相悉現”。同日林語堂日記：“此人已成神經病”。那麼，二人當天究竟發生了什麼?有多大仇多大恨，竟至於兩人在日記中互指對方為“神經病”呢?
根據魯迅日記中的回憶，當天的大致情形已經明瞭。“小峯來，並送來紙版，由達夫、矛塵作證，計算收回費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雲樓晚餐。席上又有楊騷、語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將終，林語堂語含譏刺。直斥之，彼亦爭持，鄙相悉現。”這即是所謂的“南雲樓風波”，後來的研究者普遍認為，這一次風波之後，魯、林二人形同水火，正式決裂。
郁達夫在《回憶魯迅》中稱這是“因誤解而起正面的衝突”。據鬱的描述，當時魯迅有了酒意，“臉色發青，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林語堂也起身申辯，氣氛十分緊張，郁達夫一面按魯迅坐下，一面拉林語堂夫婦走下樓去。當天，林語堂在日記中也寫道:“八月底與魯迅對罵，頗有趣，此人已成神經病。”究竟有怎樣的誤解?
林語堂
直到林語堂在四十年後作《憶魯迅》一文時，真相才浮出水面道:“有一回，我幾乎跟他鬧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魯迅神經過敏所至。那時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滿於北新書店的老闆李小峯，説他對作者欠賬不還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説了附和的話，不想魯迅疑心我在説他。他是多心，我是無猜。兩人對視像一對雄雞一樣，對了足足兩分鐘。幸虧郁達夫作和事佬。幾位在座女人都覺得‘無趣’。這樣一場小風波，也就安然流過了。”
而在這場風波的一個星期之前，魯迅的《關於“子見南子”》，多少還是有點力挺林語堂的味道在裏邊。事實上，二人關係一直不錯，年齡相差14歲的魯、林二人一直保持着亦師亦友的關係。1923年夏，林語堂從歐洲留學歸來，由胡適引薦受聘於北京大學英文系，此時的北大教授已為兩派，一派以周氏兄弟為首，一派以胡適為代表。林語堂與胡適私交甚好，卻出人意料地加入《語絲》，站到魯迅旗下。那時多少還有點書生意氣的林語堂，與魯迅的鋭利相得益彰;魯迅也對此積極回應，並兩次致信林語堂，將林引為同志。
南雲樓風波，之所以會因為一場誤會而瓦解二人的友誼，恐怕還不單單是個人性格所致。根本上講，還是道不同不相與謀。
在此之後，魯迅對林語堂批判逐漸增多。早在1926年，魯迅就曾以《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已經明確地提出了對林語堂“公平競爭”思想的反對意見，只不過行文尚比較客氣，基本上屬於商討+引導的調子。而之後的《罵殺和捧殺》《讀書忌》《病後雜談》《論俗人應避雅人》《隱士》等，則完全鋒芒畢露，幾成冤家路窄之勢。而林語堂也有《作文與作人》《我不敢再遊杭》《今文八弊》等文章的回敬。
和尊孔者唱“大哉孔子”歌時的誠惶誠恐一樣，魯迅也曾經是林語堂崇敬的對象。不過，林語堂在生活志趣上的個人感悟與路徑，畢竟與孔子和魯迅都迥然不同，魯迅有性格、有血肉，而不可能只做“聖人”。
林語堂在《做人與作文》一文中，直截了當地讓“魯迅”這一符號去神聖化，以真人真性加以評説。他説：“你罵吳稚暉、蔡元培、胡適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吳稚暉、蔡元培、胡適之的地位，能不能有這樣的操持。你罵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鏡子，做個京官，能不能像袁中郎之廉潔自守，興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罵完了，只剩你一個人，那豈不是很悲觀的現象。我問魯迅：‘你打算怎麼辦呢，現在?’‘裝死’便是他的回答。”肖伊緋職業作家，獨立學者，已出版《在高盧的秋天穿行》、《民國達人錄》等十餘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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