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八千湘女上天山之謎
往事導語雖然多年來，人們聽到最多的説法是，這些年輕的女兵滿懷着崇高的理想，來到遙遠得連夢也沒有夢到過的新疆，主要就是為了解決駐疆部隊官兵的婚姻問題。可我在任何史志中找不到這樣的話——哪怕是團場的史志。
1950年2月，毛澤東命令駐疆大軍“把戰鬥的武器保存起來，拿起生產建設的武器”。這道命令宣告了戰爭的結束，宣告了鑄劍為犁這一人類夢想的實現，也同時決定了駐疆部隊的命運。
歷史的轉折真的開始了，血與火的歲月終於結束了。一些懷念英雄歲月的人感到失落，一些嚮往和平歲月的人感到欣喜。但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無論心懷何種情緒，除了保留一個國防師，其他部隊全都一手拿槍，一手拿鍬，以急行軍的速度開到了與天地鏖戰的新戰場。
新疆境內，三山逶迤，南有崑崙，中有天山，北有阿爾泰山。天山以南，俗稱南疆;天山以北，俗稱北疆。在三山的臂彎裏，夾着兩個巨大的盆地，南疆為塔里木盆地，盆底為浩瀚的塔克拉瑪干沙漠;北疆為準噶爾盆地，盆底為兇險的古爾班通古特沙漠。
流沙掩埋了西域三十六國，掩蓋了無數曾名噪一時的商埠，不少故城半掩於漫漫黃沙之中，只留下了幾堵殘牆，一截城郭，供後人懷思。即使曾盛極無數朝代的絲綢之路，也落得荒煙飄散，人蹤杳無。就連長達二千七百多公里、全國最長的內陸河塔里木河，也毫無聲息地消失在塔克拉瑪干沙漠之中。而被列為全國四大灌區的瑪納斯河，在一挨近古爾班通古特沙漠時，也像煙雲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
其實，那是一場更為艱鉅、更加漫長的戰鬥。可以説它不亞於三大戰役中的任何一場。因為他們開墾的全是寸草不生的沙漠戈壁，鹼灘沼澤。數千年來，幾乎沒人夢想過能從那些地方長出糧食。
駐疆部隊立即“轉軌換型”，一時間，作戰地圖變成了生產地圖，炮兵瞄準儀變成了水平儀，戰馬變成了耕馬，馬鐙變成了犁頭……各路大軍以氣吞山河之勢向兩大沙漠發起了進攻。
二軍部隊撲向塔里木盆地，在東起米蘭，西到喀什，南到且末、和田，北抵天山南麓的漫長戰線上，對塔里木盆地形成了一個大合圍之勢;六軍和二十二兵團在準噶爾盆地周圍以及伊犁和吐(魯番)哈(密)盆地擺開了戰場。
那時的中國軍人，大多是穿上軍裝的農民，好多人就是為了土地，為了吃上飽飯去參加革命的，開荒種地的活計，誰沒有幹過?
但這塊大地上變化無常的氣候，可怕的風暴，置人於死地的酷熱和嚴寒，以及土地本身的沙漠化、鹽鹼化，都是他們以前從沒有遇到過的。但軍人們並不害怕這些。他們害怕的是另外一種來自內心的，來自生命本能的渴望，它比任何敵人都強大，它足以把自己摧垮那就是女人和繁衍。
“在戰爭年代，生死無常;我們這些軍人沒能成家。但江山打下來了，我們還一直打到了新疆。好了，現在新疆解放了，讓我們解甲歸田，回去娶妻生子，這不過分吧。讓我們在這裏開荒種地也行，但你不能讓我們在這裏種了一輩子地，最後還落得光棍一條吧。”一位老軍墾戰士這樣説。
由於戰亂的原因，解放時，新疆的漢族人才三十萬。為了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部隊明確規定“漢族軍人不允許與少數民族婦女結婚。”所以，一個十分迫切的問題就擺在了王震等決策者的面前——那就是官兵們的婚姻問題。
王震將軍清楚，仗打完了，官兵們希望的是解甲歸田，過一種和平的生活，要讓他們不回故鄉，在這裏開荒種地，最後連個老婆也討不上，軍心是不會穩的。就他自己而言，把這些出生入死，跟隨自己南征北戰的將士們留在這大漠戈壁吃苦受累，最後無家無室，自己內心也有愧意，他也於心不忍呀。
王震將軍自然知道，剛剛誕生的新中國實施的是“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政策，但為了這片遼闊國土的長治久安，他只有採取歷朝歷代所實施過的政策，那就是依靠屯墾來戍守邊陲。而要改變自漢以降，歷代屯墾一代而終的局面，就只有讓屯墾者紮根於此，使這裏成為他們世世代代的家園。但新疆當時的那一點漢族人口，是不能解決駐疆二十萬官兵的婚姻問題的。道理很簡單，有男有女才能組建家庭，有了家庭才能生育兒女，有了兒女才能謂之紮根邊疆，紮下了根才能最終達到屯墾戍邊的戰略目的。
因此，他把徵召女兵作為一項重要工作，很快開始實施。他首先召的就是湖南女兵。自五一、五二兩年間，就有十多批、計八千餘名年輕姑娘，踏上了遙遠、漫長而又充滿危險和夢幻的西進之路。
——雖然多年來，人們聽到最多的説法是，這些年輕的女兵滿懷着崇高的理想，來到遙遠得連夢也沒有夢到過的新疆，主要就是為了解決駐疆部隊官兵的婚姻問題。可我在任何史志中找不到這樣的話——哪怕是團場的史志。在我所蒐集到的十二厚本，大開本、豪華精裝的師、團史志中，除了《農十師志》的《1951年、1952年參軍進疆湖南女兵表》中列有七十名女兵的姓名、入疆時年齡、籍貫和參軍時間外，其餘的史志大多隻有“某某年，多少名湖南女兵到我師”的字樣。對於這句話背後的一切，都被抹去了。
很多人再無消息。除了部分親人，很少有人知道她們去了哪裏。她們好像早已神秘地消失了;或者説，飛逝的時光已將她們的蹤跡完全抹去。
很多人只聽到了關於她們的傳説。一位詩人説過這樣的話，傳説其實就是歷史。是的，本該成為歷史的，但當歷史沒有記錄，它就以傳説的方式保留下來，根植於民眾的內心，進入民間的靈魂。它不粉飾，不篡改，不抹殺，它保存了本身的汁液，保存了本身的酸甜苦辣、悲歡離合……我想，也正是這些給人類以力量，滋養着人類代代繁衍不息。
我敢肯定，即使這一切真是傳説，它的價值也不會有任何改變。
其實，我們回溯歷史，就會知道，當江都王劉建之女、文弱的細君被漢武帝封為公主，在兩千多年前告別長安，對漢武帝説“天下果得太平，兒雖死無恨”時，西域的穩定和鞏固就已在冥冥之中與女人有了一種聯繫。
漢武帝在臨行之際賜細君以琵琶，説“為馬上樂，以慰其鄉國之思。”細君接過琵琶，踏上了萬里西行之路。後來她用這支琵琶彈唱了一首絕世的幽怨和思鄉之曲《黃鵠歌》，她悽婉哀怨地唱道“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
由於細君體質較弱，不習慣異地生活，又不通言語，加之思鄉心切，悲寂孤苦的她積鬱成疾，到烏孫五年後，就病故異鄉了。
細君公主逝世後，應烏孫的請求，漢武帝又把楚王劉戍的孫女封為公主嫁給了烏孫王，這就是後來被譽為烏孫國國母的解憂公主。解憂公主樂觀開朗，她跋山涉水、萬里迢迢來到烏孫後，很快適應了草原生活。她在烏孫生活了五十年，按烏孫習俗，先後嫁烏孫王軍須靡、翁歸靡、泥靡。在與翁歸靡共同生活的三十餘年中，她輔佐翁歸靡治理烏孫，使烏孫成為西域最強盛的王國。公元前七十年，翁歸靡發五萬鐵騎與西漢十五萬大軍夾擊匈奴，大獲全勝，使匈奴在西域從此一蹶不振。同時，為了擴大西漢與烏孫聯盟在西域的影響，她又派心腹侍者、才女馮持漢節為公主的使臣，行賞諸國，使漢朝聲威遠播。
後來，解憂公主的大兒子元貴糜繼承父業做了烏孫王;二兒子萬年做了莎車王;三兒子大樂做了烏孫左大將;大女兒弟史嫁給龜茲王絳賓做了夫人;小女兒素光為烏孫呼翕侯的妻子。他們不但秉承瞭解憂公主的教導，維護了漢朝同烏孫的關係，也為烏孫立足伊犁五百餘年奠定了基礎。
獵獵漢旌，蕭蕭馬嘶。我已無法想像細君和解憂當年跋涉在萬里古道上的情形。如今，我只能從她們那或成功或失敗的異鄉生活中，感受那首絕不亞於熱血男兒的動人詩篇。
正是沿着她們的足跡，事隔兩千餘年後，大批的女兵來到了天山南北。
“獨立自由勳章”獲得者、原新疆軍區副政委張明儒將軍在他的《紮根記——中國人民解放軍二十萬官兵在新疆》一書披露道
……進軍新疆的途中，在陝西、甘肅、新疆招收的1萬多名知識青年中有1000多名女知識分子，1950年從四川來了一批女學生，1951年又從華東軍區部隊調來了一批女醫務工作者。1951年，從湖南招聘來3000多名女青年知識分子。接着，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也來了一批女青年，還有不少軍隊、地方院校的畢業生自願要求到新疆來。1952年初至1954年，從山東老解放區動員來大批青年婦女。據不完全統計，軍區婦女各年度參軍來隊支邊的數量是1949年1127人，1950年1298人，1951年3862人，1952年11723人，至1954年達4萬多人。
我在一份當年兵團六師十六團政治處《1951年上半年婦女工作總結》中看到了這樣的話，説女兵們“普遍怕與年紀大的幹部結婚，怕不順個人意，由組織上決定，不按婚姻法辦事”。
一位白髮蒼蒼的女兵對我説，“‘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陽關以外的淒涼荒蕪使它千百年來一直是遙遠異鄉的代名詞。但我們這些女兵並不害怕這些，我們最害怕的就是面臨婚姻問題。但我們的犧牲是值得的，我們以小我的犧牲換來了一個新的新疆。”
湖南女兵們是新疆屯墾戍邊大軍中特殊的一部分。她們自來到這裏，就開始在這蒼茫的大荒原上，演繹一個又一個悲歡離合的故事，也演繹着她們的理想與追求，光榮與夢想。她們做了男人們所作的一切，有許多人犧牲了自己的青春和愛情。如果説唯有愛能戰勝一切，唯有愛能挽留時光，那麼，犧牲了愛的她們的生存不知要比別人付出多少倍的艱難和困惑。但她們以人類、以妻子和母親的堅韌戰勝了那一切。
這的確讓我的內心深感震撼。我知道，在這塊遙遠的國土上，沒有誰作出的犧牲比這些女兵更多。
她們不愧是新疆荒原上的第一代母親。
——她們孕育的不僅僅是後代，她們孕育的是更廣闊意義上的東西愛、寬容、大義和堅韌的精神。
三千湘女上天山：圖説為國“獻身”的女孩
20萬解放軍官兵鑄劍為犁，墾荒屯田，紮根新疆，以改變自漢代以降，歷代屯墾一代而終的局面，達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圖為進疆女兵部隊。
當時湖南有八千女青年報名參軍，西上天山，在荒涼的戈壁灘上拓荒創業，“獻了青春獻終身”，組成了中國屯墾戍邊史上的第一批家庭，並在那裏生兒育女，在茫茫的大漠戈壁他們演繹一個又一個悲歡離合的故事，也孕育了愛、寬容、大義和堅韌，被譽為“新疆荒原上的第一代母親”。可以説她們是新中國建設史上最值得讚譽的女性羣體之一。圖為進疆女兵兵團第一代女拖拉機手。
1949年8月，新疆和平解放。為了邊疆的長治久安，1950年2月，毛主席命令駐守在新疆的20萬解放軍就地轉業，屯墾戍邊。當時，許多戰士都還未成家，時任新疆軍區代司令員的王震將軍説了一句掏心窩子的話：“沒有老婆安不了心，沒有兒子扎不下根。”圖為“湘女”家庭。
為解決男女比例的懸殊，王震向當時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黃克誠寫信，希望能在湖南招收志願戍邊的女兵。於是，從1950年到1952年的3年時間裏，約有8000名湘女志願參軍進疆，其“使命”就是要嫁給屯墾戍邊的解放軍官兵。圖為湘女們與首長在一起。
女紅軍憶宿營：男女睡一鋪 最小的睡中間
我是湖南省宜章縣迎春鄉石村人，小時在本村承啓學校讀書，1926年到衡陽第三女子師範讀書。在大革命時期，衡陽男三師和女三師是湖南學生革命運動的中心之一。毛澤東也在這裏進行過革命宣傳工作。先期在這裏學習並參加過革命鬥爭的同志有高靜山、張際春、吳漢傑、曾樸(彭鏡秋)、曾志等。張際春回憶，高靜山等是由毛澤東介紹入黨的。他們在男三師聽過毛澤東的講演。
在黨的領導下，衡陽的學生運動在大革命時期開展得很好。和我同期在男女三師學習的石彭家，有我的胞兄彭琦、胞姐彭俠和堂兄彭曬、彭睽、彭嚴、彭維橋，堂姐彭、彭娟、彭謙，堂妹彭概及嫂嫂吳仲廉(原名吳統蓮)等。我們都相繼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和共青團。我在衡陽讀書時只有14歲，曾讀過馬列主義的書《共產主義ABC》、《嚮導》等。我們在黨組織領導下，秘密地到同學家裏開會和學習，知道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一道學唱《國際歌》，還到羣眾中進行革命宣傳和動員工作，發動羣眾起來革命。大家都做好了思想準備，要革命就不怕國民黨反動派的鎮壓，不怕犧牲，不怕殺頭。這期間，我於1927年4月1日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6月21日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石暴動的“彭家將”
四一二政變和馬日事變後，蔣介石背叛了革命，衡陽的學生革命運動，同樣受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鎮壓。我們無法在學校繼續讀書，黨組織決定，讓我們回家鬧革命，於是大家捲起行李連日連夜趕回宜章。沿途反動派戒嚴，要檢查行人，要抓黨、團員和進步學生。我們巧妙地應付了敵人的層層檢查，順利地衝破了敵人重重關卡，回到宜章家鄉石村，堅持鬧革命。
宜章縣也處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共宜章縣委也轉移到石彭家承啓學校，這裏就成了黨在宜章縣堅持鬥爭的中心了。
石彭家成立了黨的特別支部，我的堂兄彭曬擔任特別支部書記(上井岡山後，任紅四軍連長。1928年8月攻打郴州失敗，轉移到廣東曲江堅持地下鬥爭，1932年在曲江犧牲)。彭睽為宣傳委員(後兼任農協委員長，隨朱德軍長上井岡山，1929年1月，在贛南大柏地戰鬥中英勇犧牲)。吳仲廉為組織委員(解放後任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在浙江逝世)。黨員有胞姐彭俠(上井岡山後，組織上派她去湖南工作，在汝城山店附近被捕，臨刑時寧死不屈，高呼“共產黨萬歲”)。
堂姐彭娟(攻打郴州戰役中被捕，和楊佩蘭一同被捕，視死如歸英勇就義)、胞兄彭琦(上井岡山後，曾任紅四軍政治部秘書，在江西被誤為AB團遭殺害。七大時，已為錯殺的同志平反)、堂兄彭嚴(上井岡山後，為紅四軍二十九團一連黨代表，在福建因被誤為改組派遭殺害)、堂兄彭(湘南暴動時被敵人殺害)、堂姐彭謙(湘南暴動後上井岡山時失散了，不知下落)。石村的農民革命運動開展起來了，我們青年團也參加了這些革命活動。1928年陰曆年關前一天，黨支部召開了黨員大會，青年團也參加了。
會上，支部書記彭曬向我們傳達説：我們要組織暴動，要插紅旗，要奪取地主武裝的槍支。有了槍才有革命力量，才能對付敵人，黨支部要求大家嚴守紀律絕對保密，對父母、親戚都不能講。接着就給我們佈置準備在紅軍來到前，把地主武裝奪過來。標語口號有：共產黨是為窮苦人民謀利益的黨!紅軍是窮苦人民自己的軍隊!打倒土豪劣紳!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打土豪分田地!工農解放萬歲!
會議分工，有調查地主土豪的糧食和財產的，有帶紅軍抓土豪劣紳的，有奪地主武裝槍支的(地主的民團早有我們的人，總團長就是彭曬同志)。會上還特別強調嚴防土豪劣紳逃跑。我的任務一是搞宣傳工作，買紅紙寫標語。我跑到一個小商店裏去買紅紙，店老闆問我：“買這麼多紅紙幹什麼?”我説：“要過年了，幫助親戚寫對聯。”我高高興興地買回來，就和彭謙、彭娟躲在彭孚同學家樓房上寫標語。他家沒有什麼人去，不易被發現。二是紅軍到石村家時，帶紅軍把地主家的糧食挑到紅軍住的祠堂裏去。
1928年1月19日，黃沙區石村彭家暴動了，全村貼滿了標語，插起了紅旗，暴動羣眾在玉公祠開大會。彭曬同志宣佈説：“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農村赤衞隊，我們暴動了!”“我們要打土豪、分田地……”當時逮捕了20多名地主、土豪、劣紳，地主的槍支也全部奪過來了。我有一個堂兄地主，民憤很大，我經過關押他的房子時，他叫我把他放出來，我根本不理。石彭家的彭曬、彭暌、彭琦、彭嚴、彭、彭東明、吳仲廉、彭維橋、彭娟、彭謙、彭儒、彭概、彭振雁、彭孚(即彭孟林)、彭、彭文藻等，因在暴動中特別積極活躍，被起義軍和革命羣眾讚譽為“彭家將”。
向井岡山前進
為了支援地方農民暴動，消滅地主武裝，朱德、陳毅等同志在1月22日(陰曆除夕)率領紅軍經梅田、漿水來到了石村。彭東明率領農民自衞隊前往漿水迎接紅軍，彭曬帶領廣大羣眾在石村口橋下，列隊迎接朱德、陳毅同志和紅軍隊伍。
當晚，朱德同志視察了石彭家農民夜校，並勉勵大家好好學習文化，為將來搞革命和建設做好準備。當時，石暴動農民在彭曬、彭暌等同志領導下，攻打反動地主武裝盤踞的黃沙堡城，圍攻了三天三夜未克。1月23日陰曆大年初一，朱德同志親自指揮紅軍和廣大農民赤衞隊，向黃沙堡城發起猛烈的進攻。黃沙堡石彭家、周家、鷓鴣坪、大典家等各鄉村農民羣眾，手持梭鏢，高舉大刀，帶上鑼鼓踴躍參加攻城，吳仲廉等組織婦女和學生也積極為戰士們送飯，送茶水，幫助挖地道。堡城周圍，鑼鼓齊鳴，殺聲震天，經過三天三夜的圍攻，終於攻破了堡城，活捉了民團教練李時春、杜煥章，繳槍30餘支。狡猾的反動團總鄺鏡明，挖掘地洞逃跑了，當紅軍凱旋迴到石村時，村莊都沸騰起來。
我們看到紅軍都穿着灰色的軍服，當時也分不清哪一位是朱德同志、哪一位是陳毅同志。紅軍看着我們都笑眯眯的，一個個可愛可親。大家忙着殺豬、煮飯、燒開水、洗菜，熱鬧極了，全村人民，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聽説紅軍是窮人自己的隊伍，都來看紅軍，迎接紅軍，幫紅軍做些事情，真像辦喜事一樣。
根據宜章縣委指示，石村成立一個獨立營，把全村300多名農民赤衞隊全部武裝起來。彭曬任營長，龔楷任黨代表。不久，蕭克同志來到石村，他是八一起義後回到老家嘉禾的，後在嘉禾、臨武牛頭汾一帶從事秘密革命活動。後來他得知我們石村裏有黨的組織，有槍支武裝，要舉行暴動，就連日連夜翻山越嶺秘密趕來參加暴動。他見到支部書記彭曬，經支部決定他留下來和我們一起鬧革命。因為知道他北伐時，當過二十四師“鐵軍”連長、指導員，又參加過南昌起義，因而任命他為獨立營副營長，兼第一連連長。第一連配備30多支槍，第二連、第三連都是梭鏢連。蕭克同志來到石村，很快就和我們大家熟悉了。有一天，他要離開石村到別地去沒有鞋子穿，我嫂嫂和姐姐就日夜忙着替他趕做鞋子。
暴動後，紅軍和我們許多同志一起，組織了宣傳隊，分散到鷓鴣坪、大黃家、周家、山上李家，向羣眾宣傳，發動羣眾，成立農民自衞隊，組織恢復農會，成立工農兵政府並傳播革命思想、馬列主義。
我們在宜章堅持了三個多月的革命鬥爭。由於強大的敵人從湘、粵四面夾攻，無法周旋迂迴，加之，湘南特委“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的影響，使我們喪失了一部分羣眾，因而無法在宜章立住腳跟，只有撤走了。
記得有一次，我們受了錯誤路線的影響，在李家放火燒了地主家的房子，結果連羣眾的房子也燒了。地主武裝民團長鄺鏡明就利用羣眾對燒房子的不滿，煽動羣眾跑到我們石彭家來燒房子，把我家和許多革命同志的房子也燒掉了。羣眾埋怨我們説：“人要屋、鳥要巢，你們怎麼把房子燒掉。”可是，執行“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的湘南特委某些人形式主義地看問題，説站在高山上看，哪裏的火焰冒得多，房子燒得多，哪裏的革命就搞得好。還提出一些極“左”的口號：“燒!燒!燒!燒盡一切反動派的屋，殺!殺!殺，殺盡一切反動派的人!”這樣做的結果，使革命遭到很大的損失。
後來，毛澤東同志率部隊來到湘南，迎接我們湘南部隊上井岡山。當時他就對這種燒殺政策表示反對。他説反動派的屋，留下來分給窮苦人民不是很好嗎?聽説1928年2月，工農革命軍離開江西遂川時，當時也有人主張把遂川縣城的天主教堂燒掉，毛澤東同志説：“燒了天主堂，並不能打破羣眾中的迷信，要破除羣眾中的迷信，是要經過革命鬥爭對羣眾的啓發教育來實現的。”1973年，我回遂川，又看到了這座天主教堂，它至今還完好地供遂川人民使用，可並沒有誰再信天主教了。
宜章起義的農民武裝，被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獨立第三師(後改為二十九團)。師長鬍少海，宜章人，起義後入黨(1931年在福建永福縣犧牲)。副師長陳東日，宜章人，參加過八一南昌起義，後上井岡山，任紅四軍三十二團黨代表(在江西蘇區犧牲)。黨代表龔楚，廣東樂昌人(1935年脱離革命隊伍，後背叛投敵)。我們宜章三師3000多人在胡少海同志領導下，從宜章撤出，在郴州會合了郴州第七師，統一在陳毅同志的領導下，經過郴州、資興、沔都，前往井岡山。我們那支紅軍中的幹部，從宜章出來的人很多，一些幹部害怕家屬留在家鄉，被反動派抓去，斬草除根，所以把全家老少，拖兒帶女都帶出來。
中途不少人跟不上隊，影響了部隊行軍速度，後來有些被動員留下，暫不回家，避難他鄉，部隊行動才慢慢加快了。從宜章到井岡山，沿途還經常和敵人打仗。我和吳仲廉、歐陽毅、周禮、彭謙、彭娟等同志搞宣傳工作。行軍時，我們每人提着一個宣傳桶，裏面裝滿了墨水或石灰水，還有一枝粗大的筆。宣傳員和尖兵(打前站的)走在部隊前面，每到一地，就在路旁邊的房屋牆上寫標語，如“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打倒靖衞團”、“推翻國民黨統治”、“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農兵政府”、“歡迎窮人蔘加紅軍”等等。我們生活艱苦，往往一天吃不到一頓飯，天氣炎熱，喝不上水，但同志們團結友愛的精神很好，總是相互關心，相互照顧，官兵都一樣，從生活上看不出一點區別。
每到宿營地，去借老百姓的門板和稻草，往地上一鋪，就算是我們的牀。有時，地方小房子不夠，我們就住一個房間裏，男的一邊，女的一邊。因我年小，放在中間，以分男女界限。陳毅同志作為領導，常常夾在人中間，他開玩笑説：“你看，我們男女界限分得真清呀!”我們把生活安排好了，就做伴到羣眾中去進行宣傳，講革命道理，鼓動羣眾起來革命，打倒土豪劣紳，並把打土豪得來的東西分給羣眾，羣眾都笑呵呵地對我們説：“哪裏有這麼好的紅軍呀!紅軍真是我們自己的軍隊。”
我們在宿營地休息整頓之暇，除了到羣眾中做宣傳發動工作外，男女同志一樣學打草鞋，用布條或紅線作鞋帶子。那時繳到土豪地主的布匹衣物，由連隊統一分配，有時還可以分到一點零用錢。我們的同志大多數來自農民和青年學生，沒有遠離過家鄉，生活不習慣，又很想念家鄉。還有不少幹部、戰士帶了老婆、孩子，一天行軍幾十裏，跟不上隊伍，一打仗有的唉聲嘆氣，青年學生吟起了“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詩詞。
這時，陳毅同志就帶領一些政工幹部下連隊，給他們做思想工作，安定大家的情緒，鼓舞大家的革命鬥志。陳毅同志説話十分生動、幽默，富有鼓動性，往往幾句話就能把一些愁眉苦臉的同志，逗得哈哈大笑。他善於啓發大家認清革命前途與希望，使大家鼓起勇氣，堅持革命鬥爭，就這樣，我們部隊從宜章出發，經過郴州、資興、龍溪洞，終於在1928年4月底到達寧岡的礱市，與毛澤東同志秋收起義的部隊勝利會師了。
會師井岡山
5月4日，天氣分外晴朗，在寧岡礱市鎮河邊的一個草坪上，用竹竿、門板、木板、木桶搭起了主席台。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朱德、陳毅領導的湘南起義部隊，王佐、袁文才領導的地方農軍以及附近的羣眾約1萬多人，大家互相認識交談，各自介紹着自己的革命經歷，歡聲笑語充滿着整個會場。司儀何長工宣佈大會開始以後，鞭炮、歡呼聲響徹雲霄，在遠近山谷引起了陣陣迴響。
大會執行主席陳毅同志講話後，毛澤東、朱德作了熱情洋溢、鼓舞人心的講話。陳毅根據四軍軍委決定，宣佈全體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參謀長王爾琢，政治部主任陳毅，下編為三個師六個團……同時，宣佈了紅軍三大紀律、六項注意。
接着，文娛節目開始，有的人把打土豪得來的長衫改成短衣，表演了許多短小有趣的節目。我們這些從湘南偏遠山區來的起義軍，懷着無比喜悦的革命激情，毅然登上了主席台，大膽地表演了一些節目，有宜章縣委書記胡世儉的二胡獨奏以及他同我哥彭琦表演的雙簧，還有我表演的“葡萄仙子”獨舞和清唱。
紅軍會師井岡山以後，打了許多勝仗，收復了邊界大部失地，鞏固了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為了粉碎湘贛兩省敵人的“會剿”，根據毛黨代表的指示：井岡山的軍隊做了三件大事：第一，加固了五大哨口的工事，布有幾里路程的竹釘障;第二，儲備充足的糧食，掀起了從寧岡挑糧上山的運動，毛黨代表、朱軍長和紅軍指戰員一起挑糧上山，給了紅軍戰士極大的鼓舞;第三，建設紅軍醫院，在小井築起一所可容納幾百傷病員的紅軍醫院。
為了鞏固革命根據地，我們婦女也積極參戰，組織支援前線的紅軍和赤衞隊，送飯、送水、日夜忙着削竹釘，慰勞紅軍傷病員。同時，還用自己節省下來的布趕做鞋子和草鞋送給紅軍;組織婦女洗衣隊，到小井紅軍醫院幫助紅軍傷病員洗衣服。看到有的傷員躺在牀上，不能起牀吃飯，我們就端着碗一口一口耐心地喂他。看到傷員的手上、腳上還流着血，我們就用鹽水幫他們洗乾淨包紮好。他們沒有鞋穿，我們將帶去的鞋子、草鞋給他們穿，有的婦女還在鞋底繡上“紅軍同志，勇敢殺敵”字樣，傷病員看到羣眾對他們的關心和照顧，感動得流下熱淚，他們表示：“養好傷，重上前線，勇敢殺敵。”
官兵平等共度艱苦
我們隨朱軍長和陳毅同志率領南昌起義保留的部隊和湘南農軍上井岡山後，首先感到的就是生活困難。我們湘南農軍槍支少，婦女老少多，這麼多人要吃飯怎麼辦?農民們在山腰和山腳下的小平壩上，辛辛苦苦開出一小塊田地，莊稼收成也不算太壞，可是，全井岡山上才有十多個村莊，人口不滿2000，產谷不滿萬擔，男女老少除他們自己吃用外，剩下就不多了。紅軍上山不久，軍民之間的關係很快就打成一片，老百姓對於支援軍隊的事情十分熱心，他們説：“寧可我們自己苦一點，也不能叫自己的軍隊凍着、餓着呀!”可是，毛代表沒有把事情看得那樣簡單。他認為，老百姓積極支援紅軍，當然是好事，但對紅軍來説，要儘可能地減少人民羣眾的負擔，否則時間久了，會使紅軍脱離羣眾。
毛代表規定，無論官兵每人每天只有五分菜金，買油、買鹽、買菜，有時候五分錢也保證不了，要買菜只能揀最便宜的買。山上南瓜最多最賤，保存的時間也久，南瓜湯幾乎成為我們每頓飯必不可少的菜。雖然生活艱苦，但同志們都非常樂觀，唱着：“紅米飯、南瓜湯，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至於油，在最困難的時候，很難見到。工農紅軍也是無餉可發的，每人每月只能分上三五分或毛把錢的“伙食尾子”，從那微乎其微的菜金裏再節約一點零用錢來，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那樣艱苦的日子裏，毛代表、朱軍長和各級幹部也同戰士們一樣。在茨坪的時候，我們有時去看毛代表和賀子珍同志。毛代表也和我們吃一樣的飯菜，不過他愛吃點辣椒。這樣的飯菜，他和我們一樣吃得很香。
到了冬天，因為缺乏衣被而帶來的困難，更是難以忍受。山高風大，寒風刺骨，經常雨雪交加，許多戰士沒有棉衣穿，只穿着破爛的單衣、夾衣，有的沒有草鞋穿，打赤腳。那時每人只有一條破軍毯或一牀夾被，為了抗住高山嚴冬寒氣，大家便弄些稻草裝在夾被裏，叫“金絲被”。同志們唱着：“幹稻草，軟又黃，‘金絲被兒’蓋身上，不怕北風和大雪，暖暖和和入夢鄉。”天氣實在冷得厲害，“金絲被”也無法睡着，就在屋中間生上一堆火，大家圍火而眠。毛代表也一樣，經常把一牀夾被用一根帶子做成斗篷披在身上取暖。毛代表、朱軍長為井岡山軍民樹立了艱苦奮鬥、克服困難的光輝榜樣。
1928年4月間，毛代表率部隊到湘南迎接我們上井岡山時，行軍路上，我見他騎着馬看書，馬背上還裝着一大包書。他在茨坪住的時候，房子裏擺設簡單，一張牀，一張桌子，幾個木板凳，桌上放了很多稿紙和書，他從不休息，經常翻閲報紙或文章。我好奇地問他：“毛代表，你經常看這麼多報紙幹什麼?”他説：“不看報紙不行呀!多看報紙，就能瞭解敵人活動情況，知道敵人內部會不會打仗(軍閥混戰)，敵人內部打起來了，就有利於革命形勢的發展，我們到羣眾中擴大革命根據地，有了革命根據地，才能有地方休整，補充力量，紅軍才能繼續戰鬥多打勝仗。”
毛代表給幹部、戰士講課時，通俗易懂，大家都願意聽。記得下井岡山後，在江西蘇區，有的同志利用流行小調配上新歌詞，編了一首歌，歌詞大意是：
“我們發源在那井岡山上，心裏老是想着它，想着它，想着它，井岡山。”
“毛黨代表，他有一肚革命道理，上起課來，哈哈笑，哈哈笑，井岡山。”
“朱總司令，他有一根竹子扁擔，一百多里，赤足跑，赤足跑，多耐勞，井岡山。”
打郴州的教訓
1928年7月打郴州，毛代表不同意。但杜修經受了湘南特委的影響，堅持攻打。當時，我們二十九團在湖南酃縣，毛黨代表在永新。杜修經不執行永新聯席會議的決議，要把部隊拉到湖南去。朱軍長也不同意去，二十八團也不同意去。但二十九團都是湖南的農民，農民意識家鄉觀念很重，説：“我們家鄉不是同樣有土豪劣紳、地主嗎?為什麼不在家鄉鬧革命，要到井岡山來?”有人還念着“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詩詞。我們紅軍大隊於7月17日由酃縣沔渡出發，經過資興向郴州前進。
二十九團走在前面，二十八團走在後面。走到郴州城東十來裏的地方，就碰上敵軍範石生的部隊，這裏布着兩個團。我們二十九團打了兩個山頭，就攻不動了，前面傳下了命令，要二十八團趕快上去。二十八團上去後，很快把正面敵人打垮了。部隊直奔郴州城，城裏只有敵軍一個補充師，中午12點鐘左右我們就把守敵解決了，進了郴州城。黃昏時敵人反攻，我正在老百姓家洗澡，衣服還沒有脱下，忽然聽到外面槍聲響，房外的同志在喊：“敵人來了，快走。”我趕快出來，跟着隊伍上蘇仙橋(原叫酒仙橋)，我們正在過橋，槍聲很大隊伍也很亂，二十八團、軍部和特務營都過來了。
我和彭娟姐姐手拉手地跟着二十九團少數部隊過了橋，因橋上的人羣擁擠，把我和彭娟衝散了，二十九團截斷了。我當時非常難過，因為我們二十九團一部分沒有過橋，都沿着橋西岸路回宜章家鄉。這部分部隊在廣東樂昌被土匪胡風章部打垮了一部分，一部分跑散了，犧牲很多。我和胞兄彭琦，堂兄彭曬、彭睽、彭嚴，堂姐彭，彭謙、彭娟、嫂嫂吳仲廉等都被衝散了。後來集合時，我們二十九團只剩下100多人。湘南起義一起出來參加革命的同志，除個別叛變以外，大部分同志都為革命犧牲了，這是一件非常難過而痛心的事情。
我們部隊離開了郴州，連夜向東走。走到汝城，進行了編隊，軍部、特務營和二十九團一部分都編制二十八團。8月23日，正當部隊到桂東時，毛代表帶着三十一團一個營，從井岡山來迎接紅軍大隊(三十一團一個營與三十二團堅守井岡山)。我們正值勝利之時，由於極“左”的錯誤路線造成了這次失敗，使年輕的紅軍損失一半，政權失掉，被殺之人、被燒之屋難以計算。我們跟着毛代表經崇義、上饒回到了井岡山根據地，這時候才知道敵人趁我們冒進湖南時，把平原地佔去。幸好毛代表佈置三十一團一營與三十二團堅守井岡山，打退了敵人的瘋狂進攻，才使根據地沒有完全失掉。因為沒有執行永新聯席會議的決定和毛代表的正確指示，盲動地去打郴州，使革命遭到這麼大的損失，教訓是慘痛的。
1928年秋，由於我年齡比較小，紅四軍領導同志對我很關心，經陳毅同志批准我不隨軍行動，留在湘贛邊界特委做婦女工作。當時我的心情，一方面感謝領導同志對我的關心照顧，另一方面又感到非常難過，與我一同參加湘南起義的胞兄彭琦、嫂嫂吳仲廉及叔伯哥哥姐姐們分開了。後來，由於我全身心地投入了婦女工作，經常和羣眾在一起，彼此互相熟悉了，就不感覺寂寞了。
艱苦歲月的婚禮
我初次認識陳正人同志，是在“八月失敗”後。部隊迴歸井岡山途中，在江西遂川縣與敵人劉士毅部隊進行激烈的戰鬥，攻佔了遂川縣城。紅軍佔領遂川后，我和二十九團周禮(已病故)、劉琛(後脱離革命)被派到遂川縣委幫助搞宣傳工作。有一天，我們正在寫標語，忽然看見一位20歲左右的青年人，個子不高，寬寬的額頭，一雙黑黑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穿着一身農民式的土布衣褲，挽着褲腿，赤着的雙腳上沾着一些泥巴。他走過來熱情地向我們打招呼，感謝我們對遂川縣委工作的支持，問我們是哪個部隊的，我們回答説：“原來是紅軍二十九團，郴州戰鬥失敗後編入二十八團。”他又問我們的姓名，我們便一一作了介紹。
他聽完後，笑着對我們説：“你們不要累壞了，有什麼困難就找縣委。”説完便和幾個老邊談邊笑地離開了。他走後，我們忙向別人打聽，才知道他是遂川縣委書記陳正人。我們當時對他印象很好，一個縣委書記生活這樣樸素，沒有鞋子穿，打着赤腳走路。我當時對劉琛説：“可惜我們現在沒有布，要是有布的話，可以連夜幫助他做雙鞋子。”
1928年秋，我調到湘贛邊界特委做婦女工作。那時陳正人同志由遂川縣委調特委任副書記，由於工作關係，從此我和正人同志見面的機會多了。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一封信，信是用毛筆工工整整在一張粉紅色的禮札紙上寫的，表達了他對我的感情。因為他是用文言文寫的，我看不太懂，又十分不好意思，就找賀子珍同志幫我解釋。她和我的嫂子吳仲廉都稱讚正人同志，説他年輕、幹練、工作能力強、作風樸實、立場堅定，是個很理想的伴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