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西漢文學家劉歆批註《尚書》時,在説到西周時期周公旦攝政輔佐幼主一事時,對周公旦同時使用了“公”與“王”兩個稱呼。若不深究,似乎也沒什麼問題。但一千多年後,痴迷訓詁的清代學者宋翔鳳卻發現了一個不小的問題——劉歆在造假。因為在商周時期,“公”與“王”有嚴格區分,當年周公旦輔政是因為周武王剛駕崩,武王之子周成王年幼,政局不穩,朝廷動盪,當成王長大後,周公旦便將大權還給了周成王。所以,忠心耿耿的周公旦只能被稱為“公”,而決不能稱為“王”,否則就有篡政之嫌。
其實,這並非是劉歆的筆誤,而是有意為之。因為劉歆當時正是王莽麾下的紅人,而企圖篡漢的王莽曾自比周公,做了西漢王朝的“安漢公”,於是劉歆故意混淆“公”與“王”兩個字,為自己的主子王莽篡位製造輿論準備。這一字之差的背後,卻包藏王莽篡漢的禍心,而劉歆卻成了王莽政治陰謀的追隨者。王莽滅掉西漢當上皇帝后,劉歆深陷政治漩渦不能自拔,這也是這位國學大師受到後人詬病的重要原因。
改動經書署上自己名字
東漢後期,朝廷腐敗,宦官專權。由於官吏選拔制度出現了紕漏,部分讀書人作假矇混過關的現象時有發生。為了得到掌權者的賞識,他們鋌而走險,賄賂朝廷大臣,將一些經書上的文字稍加改動便署上自己的名字,這樣一來,他們自然就成了權威。以至於後來“諸生競利,作者鼎沸”。一些正直的知識分子義憤填膺,向皇帝建議打假。文學家蔡邕等人還為此提出了兩條打假建議:首先廢止一些容易作假的官吏選拔方式;其次從源頭上入手,刊定各種典籍,以減少作假的可能性。漢靈帝採納了第二條,很快就召集一些有名的大儒手規範各類經書典籍,並刻於石碑之上,公佈於天下。
魏晉時期,雖然政局不穩,但思想文化方面卻發展很快。當時的許多文人都對老莊學説推崇備至,爭先恐後地批註《老子》、《莊子》等道家典籍。其中,“竹林七賢”之一的向秀批註的《莊子》獨具一格,《世説新語》曾評價其“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只可惜他還沒有批註完就因病去世了。後來,西晉玄學家郭象也批註《莊子》,引用了不少向秀的觀點,但卻沒有加以説明。應當説,郭象注的《莊子》是向秀注的“述而廣之”,“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因此,郭象雖然是研究老莊的知名玄學家,但他引用向秀觀點卻不註明出處的做法,還是受到後人批評。
乾隆詩作多為他人代筆
清代的乾隆皇帝是個喜歡附庸風雅的人,一生痴迷於寫詩,總共留存四萬多首,然而質量上乘的卻寥寥無幾。其實,乾隆的許多詩作都是他人代筆的,一些質量不錯的詩作也多是經過御用文臣潤色過的。其中大學士沈德潛的功勞最為突出,因此沈德潛生前備受乾隆寵愛。沈德潛死後,其門人整理他的作品時,把他為乾隆代寫的詩也收錄了進去,令乾隆惱羞成怒,急火攻心,便下令把沈德潛的屍體挖出來鞭打,還查抄了沈德潛的家,可見學術造假這種事是不足為外人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