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後中國人才第一次有了“女朋友”這種説法
導讀: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哲學家張申府對於戀愛經歷的自敍,頗為生動:“我和大部分的朋友不同,我在‘五四’之前一個女朋友也沒有。女朋友這個意念,對我總是帶有西方的色彩。在傳統中國從來沒有這種東西。在我父親時代的儒家世界,男人有妻有妾,但卻沒有女朋友。‘五四’,是的,‘五四’給我自由找我的女朋友。你可以説我是在‘五四’時期才成為一個男人。”
小腳“野蠻”vs大腳“文明”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這是魯迅的小説《傷逝》當中,女主角子君對舊式婚姻發出的“中國好聲音”。這位少女如果健在,當她看到今天的女孩在聚光燈下盡情揮灑,又會發出何種感喟?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週末之夜的電視相親,倏忽百年過去。回首子君們生活的20世紀初期,層出不窮卻又變動不居的“新政體”、“新學界”與“新道德”,不但引爆了王朝革命的炮火,也打開了未來兩性平權的閘門。
後來成為政治學者的薩孟武還記得,那時“一切都開始轉變,在這轉變期之中,一切又要求解放”。到了五四,“最先實現解放的,卻是婦女的足,由纏足解放為天足”。難怪徐志摩的第一任夫人張幼儀,曾以《小腳與西服》為口述自傳命名,藉助這對頗具性別象徵的符號,凸顯新舊夫妻的矛盾糾葛。不過,即便在五四時期頗得“家庭革命”風氣之先的成都,小腳解放也並非後人想象的那樣輕鬆自如。家住四川的郭沫若的大哥與父親之間的一次家庭衝突,足以一窺當日兩代人在女性認知上的扞格難通:
“大哥問我是喜歡大腳還是喜歡小腳。我説:‘我自然喜歡大腳了。’他滿高興的不免提高了一段聲音來説:‘好的,你很文明。大腳是文明,小腳是野蠻。’‘混賬東西!’突然一聲怒罵從父親的牀上爆發了出來。‘你這東西才文明啦,你把你的祖先八代都罵成蠻子去了!’這真是晴天裏的一聲霹靂。大哥是出乎意外,我也是出乎意外的。我看見那快滿三十歲的大哥哭了起來。父親並不是怎樣頑固的父親,但是時代終竟是兩個時代。”
用“文明”與“野蠻”來評價“大腳”與“小腳”,或許意味晚清引入中國的文明論和進化論,基本成為五四一代嫺熟運用的價值尺度。然而,父親的怒斥、大哥的痛哭和“我”的驚愕,卻同樣拼貼出一幅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畫面。雖然時代已是“兩個時代”,父親也並不“頑固”,但現實仍是在同一屋檐之下,新舊兩代性別認知的糾結與不安。
張申府
不過,較之男性,五四時期接受新知的部分女性,已經開始標新立異地展示性別的自主與自覺。1919年,未來的女作家廬隱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國文系。據她追憶:“在我們每星期五晚上的講演會上,有一個同學,竟大膽的講戀愛自由……當她站在講台上,把她的講題寫在黑板上時,有些人竟驚得吐舌頭,而我卻暗暗的佩服她,後來她講了許多理論上的戀愛自由,又提出許多西洋的事實來證明。大家有竊竊私議的,有臉上露出鄙夷的表示的,也有的竟發出咄咄的怪聲。而那位同學呢,雪白的臉上,漲起了紅潮,她是在咬牙忍受羣眾的壓迫呢。散會後,我獨去安慰她,同情她,而且鼓勵她勇敢前進,這樣一來,我也被眾人認為新人物。”
張申府的“女朋友”vs陳獨秀的“誤會”
在20世紀初新舊交匯之際,女性角色與社會地位的轉變,也在不同程度地反向塑造男性心目中的女性形象。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哲學家張申府對於戀愛經歷的自敍,頗為生動:“我和大部分的朋友不同,我在‘五四’之前一個女朋友也沒有。女朋友這個意念,對我總是帶有西方的色彩。在傳統中國從來沒有這種東西。在我父親時代的儒家世界,男人有妻有妾,但卻沒有女朋友。‘五四’,是的,‘五四’給我自由找我的女朋友。你可以説我是在‘五四’時期才成為一個男人。”
張申府對“女朋友”與“妻妾”稱謂差異的敏鋭感知,既有西潮激盪之下的回應,也有當事人對兩性意涵的內省—雖然在張申府眼中,自由地“找我的女朋友”,最終仍要以“成為男人”為標杆。而彼時陳獨秀觀察到的社會景象,卻大有不同。他抱怨,因“解放”帶來的平等與自由,往往弄得現代青年如“醉人一般”:“你説婚姻要自由,他就把專門寫情書尋異性朋友做日常重要功課。你説要尊重女子底人格,他就將女子當做神聖來崇拜。你説要主張書信秘密自由,他就公然拿這種自由做誘惑女學生底利器。”這位五四時期的思想先鋒不禁質疑:“長久這樣誤會下去,大家想想,是青年的進步還是退步呢?”
對於五四時期思想光譜的錯綜複雜,張陳二人其實皆有所見。舊道德解體而新道德未成的社會現實,令人無所依傍,又新舊交纏,確實進退兩難。而自我放逐和急功近利的世風,也刺激了時人對“自由”和“解放”的誤會與濫用。陳獨秀筆下“你説”和“他就”之間的彷徨與尷尬,頗能彰顯道德失序之後思想與行為的脱節。從張申府的自況與陳獨秀的自警當中可見,晚清到五四的中國社會立意“推陳出新”,然而結果往往表現為“瞻新顧舊”。
從“賢妻良母主義”到“重訂秩序”
即便到了五四時期,在觀念最為前衞的《新青年》雜誌上,女性作者的自我理解,大多仍強調“(女子教育)應以賢母良妻(一作賢妻良母)為主義”。至於如何成為“賢母良妻”,新女性們給出的結論是,利用“數千年之壓制”形成的“服從之性,尊以良好教育”,這樣才能培養出“世界第一等女子”。當時也有女性作者認為,女子的腦力、體質都不如男性,加之需要分娩育兒,責任重大,“若復欲與男子享同等之地位、權利,勢所不能也”,“不如一志力求道德學問,以養成他日國民之賢母良妻”。因此,民初報刊上的徵婚啓事,大多將“新知識”與“舊道德”並舉,以此作為男性心中理想配偶的模板,實不為奇。後人對五四思潮多以“反傳統”籠統視之,實際在反傳統的整體語境中,這些半新不舊的知識、情感與價值,亦如同載沉載浮的點點航燈,左右着社會對新道德可能性的諸多探索。
然而,五四時期激進化的社會轉向,也刺激時人以更徹底的方式,實現對女性的重新認知與社會的全面解放。高素素在《新青年》撰文談到“女子問題之大解決”時,認為需要“有兩前峯:曰破名教,曰破習俗。有兩中堅,曰確立女子之人格,曰解脱家族主義之桎梏;有兩後殿,曰擴充女子之職業範圍,曰高舉社會上公認的女子之位置”。遠在長沙的青年毛澤東,針對因包辦婚姻導致新娘自殺的“趙女士事件”,在湖南《大公報》上連續撰文:“趙女士要是有人格,必是有自由意志;要是有自由意志,必是他的父母能夠尊崇他容許他,趙女士還會乘着他那囚籠檻車似的彩轎以至於自殺其中嗎?”朱執信則看得更深一層。他説,婦女解放“如果只是把所謂夫權、同居權、扶養權、義務取消了,也不過是治標的辦法。一定要把平日的生活和婚姻制度相連的—性慾、孕育、家事(包括炊爨等)—諸男女分功問題,一一能下解決,始能算做解放”。所以,他在《星期評論》上呼籲,婦女要解放,“必要把同這種束縛有關的許多分工問題,替自己重新訂一個秩序,才可以解放”。
“替自己重新訂一個秩序”的宣示,或許正是同時期子君“我是我自己的”一語落地生根的現實策略,也最能凸顯五四一代“造社會”的集體認同。在一個女性數千年來備受抑制的傳統國度,20世紀諸多革命方案和社會改良版本,卻無一例外地將女性解放和男女平權的議題作為主題之一,可見近百年來中國社會變革的幅度之大、熱望之強。1923年,魯迅在演講中善意提醒聽眾,夢醒之後的娜拉決然走出家門,“可是走了以後,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將近一個世紀過去,紅蓋頭下中國版娜拉的孫女和曾孫女們,仍在面對類似的謎題與困惑。重讀百年前那些關於女性的故事,或許並非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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