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及《水滸傳》必説到宋江，説到宋江必論及李逵。而李逵的人生終點則死於自己最仰慕的偶像之手：宋江用御賜的毒酒將李逵毒死。李逵愚忠於宋江，本是兄弟關係，實屬常情。但宋江臨死前拉上李逵墊背，值得推究。
在梁山一百零八將裏，一貫反對招安的不在少數。但李逵的性格特徵，價值取向迥異於其他“好漢”，使得他表現得更加粗狂：“殺向東京，奪了鳥位。”
“本我”是指個體人格中體現生物本能衝動的部分，與遵循社會理性規範的“超我”人格相對，並將該理論移植於李逵身上便知其奉行的是“快活至上原則”，只圖自身“快活”，不顧周遭環境的變化，完全生活在自己設置的“小宇宙”裏。
我們假設宋江接受李逵的建議，殺向東京，奪得鳥位，又會怎樣?倘若宋江做了大宋“一把手”，梁山團隊勢必要面臨一系列的轉變。首先，宋江與李逵等一百零七位“好漢”必然面臨着從兄弟關係到君臣關係的轉變。意味着大夥將不能再過上“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隨性生活;將不能再平起平坐，稱兄道弟，並時時注重君臣禮節及官場遊戲規則;將不能再過上“平分金銀”的分配模式，意味着大家將按照官爵高低評定俸祿的多寡。
其次，生存模式將面臨着從叢林法則到皇權法則的體制性轉變。意味着大夥將依據所賦予權力的多寡而行事，再不能憑拳腳論高低。而最令人頭疼的便是身份的轉變，大夥將從過去的造反派逐漸過度到統治階級。但以李逵的性格特徵和價值取向，是無法接受這一系列的轉變。試想過去左一聲“哥哥”，右一聲“哥哥”的李逵突然改口稱“皇上”，並行一套繁文縟節。李逵焉能接受?縱使宋江能接納其行為，其他人最終也會以“莫須有”的罪名弄死“不識時務”的黑旋風。
李逵最常掛在嘴邊的詞就是“快活”：劫江州法場，不管庶民，見人便砍;生割黃文炳，稱“吃我割得快活”;屠殺扈三娘一家，道“吃我殺得快活”;將朱仝照顧的小衙內劈成兩半;把狄太公女兒剁成肉醬。李逵殺人以示效忠，手段極其殘忍，不但棄大宋刑律於不顧，更視江湖規矩為兒戲。可見李逵對宋江的效忠不過是“只講敵我、不講是非”的愚忠。沒有邏輯可言，沒有情感可表，成為宋江“快活”下的替死鬼：“罷，罷，罷!生時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個小鬼!”
説到此，我們可繼續設想，倘若宋江做了大宋“一把手”，必然要坐擁皇帝的一切：三宮六院七十二妃，佳麗三千成一堆，過上快樂的“性福生活”。而李逵這廝很早便拋出“英雄不好色，好色非英雄”的個人口號。當時“一丈青”做了宋江的乾妹妹，李逵四處散佈流言，並當眾奚落宋江，令其尷尬萬分。後來李逵大鬧忠義堂，砍倒杏黃旗，與宋江當場翻臉。面對宋江坐享數千佳麗的特權，以李逵的價值觀，必然與宋江在作風問題上劃清界限。而李逵位列梁山座次第二十二位，為步軍第五位頭領。一旦李逵封為將軍，繼續“快活”的話，勢必會違反軍紀，濫殺無辜，犯上作亂，甚至譁變，宋江自然會羅織諸如“忤逆之罪”將李逵凌遲處死，以絕後患。
忠而蒙冤、忠而受死，古往今來，概莫於此。《水滸傳》裏李逵固然單純，幼稚，率性，可謂“童心未泯”，但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所言，童心並非均會呈現出美好的一面，它同樣會露出冰冷的獠牙。李逵缺少成熟的社會理性規範意識，蟄伏在潛意識裏的破壞性本能便肆無忌憚地釋放出來，如此一來，兒童虐待小動物取樂的行為同李逵殺人圖樂的行徑便殊途同歸矣。
為此，我們不再去追尋李逵背後的性格成因，成長環境，社會閲歷等影響因素。在“性格決定命運”的哲學結論下，單從《水滸傳》這部文學鉅作來一探李逵的人生模式：李逵至始至終奉行的都是“快活一生”，“快活的生”，“快活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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