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孩子輔導功課，是一種怎樣的體驗？不少家長會以“過來人”的身份告訴你，這感覺“很酸爽”，會“出離憤怒”，會“越罵越氣”。教育學家和心理學家都表示，這是方法不得當，得“穩住情緒”，切莫焦慮。其實，我們大可以回望歷史取取經，感受古時“學前教育”“基礎教育”的別樣風貌。
“背得熟”就“學得好”
談“家教”，先從入學講起。在古時候，冬天才是“開學季”。因為那時，正值農閒。崔寔《四民月令》記載，漢代學生在“十一月硯冰凍之時”以及“正月農事未起”“八月暑退”這三個時間入學。到了南北朝，冬季入學就成為主流。宋代陸游《冬日郊居》中寫道“兒童冬學鬧比鄰，據案愚儒卻自珍”，併為此註釋：“農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學，謂之冬學”。由此可見，此時兒童入學，天已漸寒。由於物質條件的匱乏，古代學生求學的艱辛甚於當今，在著名的《送東陽馬生序》中明代的宋濂就記述了他冒雪前行的上學經歷：“當餘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宋濂最終成為明朝開國文臣之首、明初詩文三大家之一，這麼看來，定與他早年求學的刻苦、治學的專注不無關係。
為了讓孩子重視學習，古人入學也“儀式感”滿滿。他們會舉辦“開蒙禮”“開筆禮”，營造一種尊師重教的良好文化氛圍。這種禮數延續到今天，成了不少地方、不少學校舉辦的“人生第一課”。記者參加過濟南東方雙語實驗學校每年為一年級新生舉辦的“開筆禮”。學生着漢服肅立，須“正衣冠”“鞠躬行禮”“硃砂開智”“名師開筆”“誦讀經典”……
上學入門，哪有不難的。現在的部分家長，會因為娃娃學拼音“卡殼”着急。可古時候尚無拼音這條路可走，先人們更是絞盡腦汁想辦法完成發音及識字的教學。他們不斷地推演出“讀為”“讀若”“重文重言”“如字、破讀”“亦聲”“形訓”“直音”“反切”等不同方法。而且，早在西周時期，我國就有了蒙學教材——《史籀篇》。它按照意義關係編排，四字一句，編成韻語，是識字教材範本。秦統一全國後，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愛歷篇》作為兒童識字讀物。到南北朝時有了《千字文》，後又出現《三字經》，直到今天仍是幼教經典。而且，古時教學資源稀缺，長時間以來“認讀識字”是蒙學教育的主要甚至唯一內容。一直到了經濟繁榮、思想開放的盛唐，才從單純的認讀識字擴充為百科全書式的教學。教材涉及生活常識、社會知識、道德品質諸多方面，教學內容也包攬文學、地理、倫理、飲食起居等等。
而判斷是否好學生，古人常看其“誦讀力”，對於不少經典，學生老師都是靠朗誦、記憶的方法將知識記在腦子裏，不少典籍也由此傳世。而稚子善誦讀，定能獲褒獎。“藥王”孫思邈七歲入學已能“日誦千餘言”，當時的洛陽總管獨孤信看到他不禁稱讚“此聖童也”。宋代著名文學家和書法家黃庭堅五歲時，就能背誦五經。對於《春秋》，他甚至“十日成誦，無一字或遺”，令人嘖嘖稱讚。而背誦也是古人看來的最好學習方法之一。“讀書百遍，其義自見”“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做詩也會吟”……都是這個理兒。
元初教育家程端禮在《讀書分年日程》還就此有精講——讀書自須成誦，熟讀而未能精思者有之矣，未有不能記憶而能有得者也……看讀百遍，背讀百遍之法，似乎迂苦難行，不知百遍之功，中材皆能熟記，背讀百遍，尤能牢記，不至趁口讀過，亦收放心之一法也。又復連前帶背，每日温背，不費工夫，温書雖多，無虞難遍，是雖勤苦於前，而終得收效於後也。
書畫家、文學家豐子愷在《我的苦學經驗》一文中也介紹過自己的“二十二遍讀書法”——第一天讀第一課，讀十遍，每讀一遍畫一筆；第二天讀第二課，亦讀十遍，繼續又把昨天所讀的第一課温習五遍；第三天讀第三課十遍，繼續温習第一、二課各五遍；第四天讀第四課十遍、第二、三課五遍，第一課兩遍……這樣下去，到第四天，畫的筆畫恰好湊成一個繁體的“讀”字，共有二十二筆，故每課共讀二十二遍。“這辦法有些好處：分四天温習，屢次反覆，容易讀熟……如法讀下去，前面的各課自會逐漸地從我的唇間背誦出來，這在我又感到一種愉快，這愉快也足可抵償笨讀的辛苦，使我始終好笨而不遷。”
古代“家長陪同受罰”
古時候有沒有作業呢？以科舉制誕生後來説，温習功課，重在“讀”與“寫”。這可都有規範可循，有標準可依。南宋學者、理學家朱熹寫的一篇啓蒙讀物《童蒙須知》（又做《訓學齋規》）講得就十分明白。他説，“凡讀書，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草。凡寫文字，須要仔細看本，不可差訛。”這是對“質”的要求。體現在“量”，《宋會要·崇儒》有規定：“（國子監）小學生八歲能誦一大經，日書字二百”；“十歲加一大經、字一百”；“十二歲以上，又加一大經、字二百”。
講到這裏，還有件趣事兒。20世紀60年代，在新疆的阿斯塔納古墓，出土了一份作業，它是由數幅麻紙粘裱而成的紙質長卷，抄寫的是《論語》。卷末的文字表明，這卷《論語鄭氏注》是唐代景龍四年寫的，寫書人是“西州高昌縣寧昌鄉厚風裏義學生卜天壽”，時年12歲。最有意思的是，這位少年雖工工整整地完成了抄寫，卻在結束之時，抱着一份“不甘心”寫下一首“打油詩”——“寫書今日了，先生莫鹹（嫌）池（遲）。明朝是賈（假）日，早放學生歸。”有了錯別字“加持”，少年小小的怨念顯露無疑。想必今天的孩子讀到這句話，也會“心有慼慼焉”。
“考考考”永遠是“老師的法寶”。檢驗學習成果，古時就有“日考”“月考”“隨堂考”等等。到了明朝，有“朔望日考試，分等第，行賞罰”一説，想想也是壓力山大。考得不好，懲罰是少不了的。在古代，打板子、抽鞭子、罰跪，對於學得不好或不認真的學生如同家常便飯。體罰，在古代叫“撻罰”，在漢代流行，到明代愈發加重，在鄉村小學極為普遍，嚴重時連學生家人都跟着受罰。明黃佐《泰泉鄉禮·鄉校》中規定“如若無故而逃學一次，罰誦書二百遍；二次，加樸撻，罰紙十張；三次，撻罰如前，仍罰其父兄。”同時，也有的老師很人性化，明代的理學家沈鯉就為“三好學生”開“免打條”——“學生勤學者、有進益者、守學規者，給免帖一紙，遇該責時，姑免一次。”而在中國古代，“請家長”的現象已經出現，明代良吏葉春及在惠安辦學時就要求長輩“輪篤實老成者二人，平旦坐左右塾，以序出入”。
如今，線上線下家教班大熱，家長們對各種課外輔導班十分熱衷。其實，古代就有考前輔導。針對科舉考試，書院和文社應運而生，往往是大户人家出資興建，請來飽學鴻儒來“劃重點”“押題”。根據鄧洪波教授《中國書院史》的統計，宋代書院總數有數百所之多。相關數據庫顯示，書院的位置和考試中取得功名的人的地理分佈也有關聯，形成“有書院的地方科舉考試的成績好，科舉考試成績好的地方書院市場大”的良性循環。
看看“別人家的教育方法”
當然，“由苗成材”，最需優良家風的澆灌。古代也有“別人家的孩子”，其背後還“藏”有“別人家的教育方法”，值得我們細品。
講起“優秀家長”的典型，元代戲劇家關漢卿曾在他的雜劇作品《陳母教子》中刻畫了一位傳奇母親——陳母。《陳母教子》全名為《狀元堂陳母教子》, 是根據宋代閬中陳氏狀元兄弟的事蹟演繹而成。歷史上，陳家寓居濟源期間，三個兒子就讀於延慶寺（龍潭寺），相繼中進士，長子陳堯叟、三子陳堯諮名列榜首，是為狀元。父子四人同朝輔政，陳堯叟、陳堯佐均位列宰相。故有陳氏一門“三進士”之稱，成為中國歷史上鮮有的官宦家族奇觀。現在閬中的大像山尚存有狀元洞, 城內有“三陳街”“狀元坊”等遺蹟。
劇作《陳母教子》以“埋金”“逐子”“招婿”“杖責”等為主要故事情節，彰顯了陳母教子的良苦用心——她始終向孩子們強調讀書立志的重要性，未等兒子們入試就造好了狀元堂，督促孩子學習；她堅持“立德樹人”，勸誡兒子們絕不能只追求功名利祿、做人必不可少的是高尚品德、正直誠實……劇中的楔子就設置了這樣一個橋段，陳家人從牆角處刨出一窖金銀，兒子們認為是“天賜予俺的錢財”，高興極了，陳母卻命令他們埋覆如故，並由此教育三子説，“欲教汝為大賢。”而在陳母的教育和督促下，三個兒子日夜攻讀、學業漸長，相繼登科、接踵為相。後來，老三良佐衣錦還鄉時，接受了迎接的百姓送的錦緞，回家想送給母親做衣服。不想他不僅未討得母親歡心，陳母還因他“未曾為官，先受民財”生氣杖責，直打得他“金魚墜地”（金魚指鯉魚狀金符，為官員所佩）。雖説情節有所虛構，但不貪意外之財，不受百姓之禮，不以家富而侈費，不以身貴而不恭謹事親等教導，仍值得現代家長借鑑學習。
言至於此，忽而發現，加強國學教育或許也是涵養良好家風、助力孩子成材的有效途徑之一。在警句箴言中知禮儀，在經典古籍中學方法，不正是自古傳習下來的教學智慧嗎？而在與孩子共同的學習交流中，或許家長也能夠開眼界、修心性、斂脾氣、獲新知。當然，這個過程依舊要講求守正創新。在日前召開的山東省中華詩文教育學會《國學萌娃樂學讀本》系列叢書編寫論證會上，不少專家都建議，開展國學教育，傳承傳統文化，可採取繪畫、音樂、遊戲等孩子們易於接受的形式，用貼合少年兒童思維方式和興趣的方法開展教學，要共同參與學習，更得通過言傳身教來交流理解、傳遞價值觀念。這其實也是對家庭教育的科學性、持續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