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文林：馮友蘭先生二三事

文 | 鄭文林

馮友蘭先生是我國當代著名哲學大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有機會聽他講演，一起開會，有二三事至今印象深刻，難以忘記。

聽講“抽象繼承法”

1956年夏天，我提前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習。人大哲學系是新辦，我們是第一屆本科生。平時除由本校教師授課外，系裏還請了一些著名學者、作家給我們作學術講演。馮友蘭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記得入學沒兩個月，在哲學系所在的北京海運倉一座簡陋的小禮堂裏，馮先生在這裏給我們作了後來引起很大爭議的“抽象繼承法”的講演。

講演會由系主任何思敬教授（大家都尊稱他為“何老”）主持。何思敬是我國馬克思《哲學的貧困》等著作的最早譯者，又是延安“新哲學會”的主要人物，後來還是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時的“法律顧問”，是一位老資格的哲學家和法學家。只見他説：“今天，我們請到了馮友蘭先生來給我們講演中國哲學。大家知道，馮友蘭先生，可説是中國哲學界的一面旗幟！”何老的這後一句話，使在場的人一驚，因為當時馮友蘭是公認的“資產階級”哲學家，怎麼成了“中國哲學界的一面旗幟”？何思敬不久就為這句話付出了代價，被免去了系主任職位。

馮友蘭先生開講了，他身材魁梧，戴一副鏡片很厚的眼鏡，給人印象深的是他留有長長的美髯。大概他也感到何思敬這句話的“問題”，説：“剛才何老的話過譽了，我不敢當。”接着他就進入正題：講中國哲學的繼承問題。

馮友蘭説，在中國古代哲學命題中，有兩種意義，一是“抽象意義”，一是“具體意義”。如孔子説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從具體意義上説，孔子叫人學的是“詩”、“書”、“禮”之類東西，現在時代不同了，不學這些東西了，不去繼承它；但從抽象意義説，孔子這句話是説，無論學什麼東西，學了之後都要經常温習和實習，這樣看，這個命題就是對的，可以繼承。馮友蘭還舉了大量的古代聖賢先哲的話和命題，來論證他的這一“抽象繼承法”。

馮友蘭講演時沒有講稿，他帶有河南口音的話語娓娓道來，講得通俗易懂（後來看馮先生文章多了，知道這是他的文字的一大特點，能把深奧的哲學道理講得淺顯而明晰）；不過他講演中隨手拈來列舉的許多古籍和先哲的話語，一方面使我們這些小大學生開了眼，對馮先生的博學極其佩服；另一方面聽起來又感到很困難，因為畢竟我們許多書還沒有讀過。大概領導和馮先生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因此開講後不久，就讓人抬上了一塊黑板，又上來一位老師配合馮先生講演寫板書。馮先生講演中提到的任何先哲和古籍中的話語，這位老師都能很快在黑板上寫下。這下，我們除佩服馮先生的博學外，對這位老師的“博學”也十分佩服。事後我們得知，這位老師是我們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的楊憲邦講師。

馮友蘭先生在講演後，就把這次講演內容整理成文，以《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公開發表了，結果被人概括為“抽象繼承法”，引發哲學界一場大爭論。到了六十年代以後，“抽象繼承法”又被上綱為“反馬克思主義”的“唯心主義”觀點而屢遭批判；“文革”中更是成為打倒馮友蘭先生的“重要罪證”之一了。

請馮友蘭開會

1960年年初，我和一些同學被通知提前畢業，分在哲學系各教研室任教。我和羅國傑等四個同學一起，由羅國傑（他學識高、資歷老，年齡也比我們大許多）領導，籌建新中國高校第一個倫理學教研室。可是我們從沒有學過“倫理學”，當時中國也無一本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書籍可讀可借鑑，於是就從查《哲學詞典》中的“倫理學”條目開始，一點點積累學科資料。當時中共雖已和蘇共鬧翻，但蘇聯在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學科建設上還是先我們一步，他們已有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大綱》公開發表。於是教研室讓我將其譯出打印作為藍本；又經過近一年努力，我們倫理學教研室也搞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教學大綱》。這個《大綱》怎麼樣，哲學系領導決定開一個倫理學討論會，請有關專家來對《大綱》提意見。在請的專家中，馮友蘭先生是第一位，還有賀麟先生等。

討論會在1962年初秋的一個下午舉行。那天上午，系裏突然通知我，讓我會前到北大馮友蘭先生家去接他一下。那時我年輕懵懂不知規矩，一不知去前要打電話預先聯繫一下，二不知接馮友蘭這樣的大專家，是要小車接的，就自己乘上了32路（即現在的332路）車去了北大。到後按照事先打聽到的地址，找到燕南園馮先生住處，馮先生迎了出來，知道我來接他，説：“不用接，我自己可以去。”他請我在客堂坐下，他去取材料。我環顧一下客堂，光線較暗，但古樸，書極多，連走廊都放了書，我平生第一次在一個人家裏見到有這麼多書，真是開了眼了。很快馮先生出來，我們一起又坐32路車來到人大。

開會後，與會專家基本肯定了這份《大綱》。但也提了些意見。馮友蘭先生提了些什麼，具體已記不清了，但印象深的是他提出中國的倫理學要有中國的材料，和中國古代倫理道德相銜接。他這一意見今天看還是對的，但在當時“左”的指導思想下，有人覺得他又在“販賣”反馬克思主義的“老古董”，準備寫文章批判他（後來沒有寫）。

散會後，系主任張騰霄立即吩咐我去學校叫輛小車送馮先生回北大。我剛要起身，馮先生説：“不客氣了，我到隔壁餐廳去吃頓飯。”原來，當時困難時期油水少，人大旁邊西頤賓館開了家高價餐廳，一個菜要十幾元幾十元，我們這些每月拿56元工資的小助教吃不起，但對馮友蘭這樣的一級教授（每月有300多元工資)和全國政協委員（聽説有100元車馬費）就不在話下了。

怎樣“保護自己”

當時，已到了“天天講”階級鬥爭的年代，馮友蘭已成了哲學界乃至整個學術界的一個“反面教員”，他講的任何話語，寫的任何文章，不管意思對錯，都有人按照相反意思來批判。我就遇見過一次。

那時，人大和北大的哲學系正奉命編一本《中國哲學史》教科書，兩系在中央黨校開一系列中國哲學史討論會，我有幸參加了一次。這次會馮友蘭參加了，參加的除兩校中國哲學史的教師外，還有一些有關專家。馮友蘭在會上發了言。他講的是古代統治階級哲學思想佔統治地位的問題，只見他説：“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説，一個階級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因此，他認為中國古代統治階級的哲學思想也佔統治地位。馮友蘭剛説完，立刻遭到與會者的一通批判，只見一位著名左派哲學家關某指着馮友蘭説：“馮友蘭，你錯了，統治階級的思想怎麼成了全社會佔統治地位的思想呢？古代哲學思想中佔普遍地位的永遠是代表勞動人民、具有人民性的思想。統治階級的思想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實質是為統治思想辯護，為統治階級辯護。”

馮友蘭在大家對他批判時，摸着鬍子微閉雙眼，一點不動聲色，可是在關某批判發言後，他突然睜眼睛，説：“關某同志，我説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可是馬克思恩格斯説的話。”大家一聽愣了，關某馬上問他：“馬克思恩格斯在什麼地方説的？”馮友蘭説：“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説的。原來，《德意志意識形態》作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剛翻譯出版不久，許多人還未讀過，而馮友蘭已先讀了，並在發言中加以引用，還不作説明。這使關某和其他批判者十分尷尬。

我當時感到馮友蘭十分“狡猾”，“老謀深算”；很會“保護”自己，很懂得“戰略戰術”，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大概是馮先生多年在受批判中養成的“保護”自己的本領吧。

（本文摘自《憶舊瑣記：當年學術理論界的那些人和事》）

來源：中國學術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