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傅高義於當地時間20日在馬薩諸塞州劍橋的一家醫院去世，享年90歲。
1979年，致力於東亞研究的哈佛學者傅高義出版了《日本第一》一書，在日本、其母國美國及世界多地引起了巨大反響，一時成為西方政經界炙手可熱的必讀書。彼時正逢戰後日本經濟即將起飛之時，隨後到來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泡沫經濟全盛時期，準確印證了傅高義的預測。然而九十年代以後，日本泡沫經濟破裂，銀行和金融業出現危機，經濟開始持續衰退，數年中總有人會問傅高義：“您現在後悔寫下《日本第一》了嗎？您哪裏出錯了嗎？”
2000年，傅高義又出版了一本《日本還是第一嗎》，作為對這些問題的回應，其中文版最近也在國內推出。他在書中糾正説，“日本第一”的意思並非是説日本就是已經超越美國的世界最大經濟體，而是指出日本人在很多領域都做得不錯，取得了世界第一的成就，比如，有世界最好的基礎教育水平、犯罪率世界最低、企業擁有高水平忠誠度、官僚機構廣納賢才、工業製造是品質保證……這些因素一度推動了日本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騰飛，時至今日也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基於種種後續的觀察，他認為，自己當初對日本的觀察、描述和預測並不為錯。此外，人們特別是美國人過於被“日本第一”這四個字抓住眼球，以至於忽略了一個可能更為重要的副標題“對美國的啓示”——傅高義寫這本書，完全是從一個美國人的角度出發的，希望當時剛結束越戰、元氣大傷的美國能夠從中汲取日本發展的經驗教訓，從某個角度説，也是為了“美國第一”。
與前作一樣，《日本還是第一嗎》是一部面向大眾的通俗讀物，與其説是傅高義對自己東亞社會學研究的賡續，不如説是一次對他自身日本研究經歷的回顧，充滿了不乏温情色彩的個人回憶。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還是哈佛博士生的傅高義在做關於家庭與心理衞生的課題，導師建議他開放學術視野，不妨去一個文化差異較大的國家做研究，這樣才能更客觀看待美國社會。於是，傅高義和當時的妻子蘇珊娜選擇舉家來到日本，進行了兩年的田野調查，這促成了他第一本關於日本的著作《日本新中產階級》的誕生。此後，傅高義每年都至少訪問一次日本，長久、持續地觀察這個東方社會。他初到日本時，當時日本才剛剛清理乾淨戰爭的瓦礫，生活各方面和美國相比落後不少，人們經濟大都比較拮据，日美關係也一度緊張，從表面上看，沒有任何跡象能顯示這裏不久後會崛起成為世界最具活力的經濟體，但到了六十年代尤其1964年東京奧運會以後，他發現這個國家正在發生變化，經濟發展速度比美國快得多。
《日本第一》成書後，不出意外反響巨大，對日本人而言，是對自信心的一次重要建設（不少日本人表示，連哈佛教授都認為我們做得很好，我們肯定做了一些正確的事），對美國人來説，卻成了一個頗有冒犯性的爭論，傅高義被認為是“帶着玫瑰色的眼鏡打量日本”。不過，很快日本就令世界瞠目結舌，特別是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之後，日元短期內大規模升值，從普通老百姓到日本企業，都在海外開啓了肆無忌憚的“買買買”模式。日本車也橫掃美國市場，老牌的福特、通用等品牌都敵不過豐田，美國人覺得日本貨大量在美傾銷。他們終於將目光投向這股“遠東神秘力量”，不少公司開始像日本當初學習西方那樣，反過來向日本學習，譬如質量管控、分包系統等等。傅高義認為，這些都是日本可以向美國提供的經驗，“日本的競爭力會為美國經濟復甦鋪平道路”。此外，他建議美國政府也可以學習日本政府模式，加強宏觀調控，增強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合作。
看似蒸蒸日上的日本經濟，隨着九十年代的到來出現停滯，在黃金歲月中從自信變得自負的日本人，在遭遇泡沫經濟破裂後的低谷時感到無所適從。問題出在哪裏？這也是傅高義在這本回應之書中所反思的問題。他認為，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世界變了，而日本沒有趕上這個變化的新局勢。在經濟發展期、行業初創期，日本的政府官僚體系、基礎教育水平、普遍的企業忠誠度等等優點為日本飛速迎頭趕上提供了便利，但當進入發展平穩期，同時迎來了一個嶄新的全球化階段時，就需要對這些進行修正，以能夠針對快速變化的全球市場做出更有彈性的回應，而在這一點上，日本遲遲未能做到。譬如在教育上，日本學生學習很努力，盡力在升學考試中取得好分數，國際比賽也表現突出，但另一方面，大學過於官僚化，企業招聘時過於看重學校，學生規矩有餘而創造力不足，缺乏能面對國際社會的人才。工商業、文化產業也是如此，首先考慮的是本國市場，國際化程度不夠，沒能積極融入全球化市場。
不過，傅高義強調説，儘管日本不是“第一”，但它仍比許多外國人想象得強大，並非如很多人想象的那樣陷於危機與蕭條中。即使泡沫經濟破滅，社會卻並沒有崩潰，依然在有序地運行，經濟上還能在長達將近二十年的時間裏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直到2010年才被中國超越。本書譯者沙青青長期關注日本社會，他也提出要客觀看待日本所謂的“不景氣”，這是相對1980年代而論的，並不意味着整個國家、社會管理陷入失敗。他認為，從社會學或者從社會發展角度來説，日本可被視為進入超穩定狀態的後現代國家，政治結構穩定，通脹幾乎為零，基本不會有什麼大的變化和波瀾。“這種狀態有利有弊，好的方面是整個社會非常安穩，老百姓過日子非常太平；壞的方面是整個社會在中國人看來很無聊，死氣沉沉的。”
在這部小書中，傅高義也將目光更多投向迅速崛起的中國，對比了中日的現狀和未來發展。事實上，他自己在學術選擇上也是如此，70多歲刻苦學習中文，還於八旬高齡時出版了《鄧小平時代》。對於普通中國讀者來説，這本書最大的意義或許也在於將日本作為一面觀照中國的鏡子，現在的中國和曾經的日本有太多相似的地方，這個發展的時間差，使得日本的經驗和教訓對我們來説都相當珍貴，認真領會前車之鑑，中國才會在面臨歧路時做出正確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