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論 | 我在珠峯，完成一塊“拼圖”

62年前的今天，中國人首次登頂珠穆朗瑪峯——第一代登山人拼盡全力，讓五星紅旗飄揚在珠峯之巔。

62年後，今年的5月4日，珠峯科考，再次登頂——如今的登山者，也是科考者，2017年啓動的第二次青藏科考，在這裏迎來高潮。

登頂，是全民見證的高光時刻；背後，又有哪些創造歷史的巔峯使命？科考歸來，中科院院士朱彤一臉“高原紅”，接受了央視新聞《相對論》記者莊勝春的遠程採訪。作為珠峯大氣與人體健康科考分隊的負責人，他説，每一次攀登，都是在努力完成一塊有關未來的“拼圖”。年近60歲的他，雖然這次只能前進到海拔6000米，卻也有了更“高”的目標。

5月4日凌晨3點，“巔峯使命”珠峯科考隊從前進營地出發，開始登頂。隊員們每人負重15公斤，於中午時分，將自動氣象站背上了海拔8830米。

△登頂科考隊員們在海拔8830米架設自動氣象站

珠峯大本營，陣陣掌聲響起，科學家們舉着手機拍照錄像。直播畫面裏，隊員們為了拼接連線，零下二十多度摘下手套，抓住時間窗口，加緊操作。朱彤看着，興奮又心疼：“雖然氣象站已經模塊化，設計得很簡單了，但如果未來有可能再簡化，會更好。”

我國珠峯科考，由此突破了8000米海拔大關。除了氣象站，科考隊員們還首次在峯頂利用高精度雷達測量冰雪厚度、採集冰雪樣本……“這些可能都是人類以前從沒有實現過的，突破了我們過去很多觀測和認識上的侷限，這就是我們講的——什麼叫前沿。”

上世紀70年代，我國開啓第一次青藏高原綜合科考。那時，珠峯上的物資運送只能靠人力或犛牛，野外科考時，學生們只能依靠三大件——地質錘、羅盤、筆記本，老師才能用上照相機、氣壓表。

如今，在海拔五六千米，直升機載人運貨不成問題，“以往走一天的路，十幾分鍾就到了”。朱彤還帶領小分隊，在珠峯大本營首次釋放了由我國自主研發的臭氧探空氣球，“有了我們自己研發的儀器，就可以實現定製，因為我們要做的，是一些前人沒做過的事。”

朱彤説，如果説第一次青藏科考是“從0到1”，證明了我們“能夠做”，如今的第二次青藏科考，“證明我們不僅僅能夠做，還能起到引領作用。”

朱彤今年即將邁入60歲。這次珠峯科考，他給自己定的目標是到達海拔6350米。最後雖有遺憾，卻也到了6000米。他每天負重“拉練”，徒步穿行於珠峯大本營與絨布冰川間。

這，是極高海拔地區的生理適應科考研究。為的是觀測不同海拔、臭氧和缺氧協同作用下，會對人體產生哪些動態影響，日後也許能為更多科考隊員、援藏幹部上高原降低風險。朱彤自己，也是被觀測對象之一。

回到北京的朱彤，臉上還帶着“高原紅”。“很多人都好奇您60歲了，為什麼一定要自己去參與這個實驗？”央視新聞《相對論》記者莊勝春問。

“是這樣，我還沒到60歲，我還差幾個月。“朱彤笑着回答，不失“嚴謹”。“自己親身參與的話，才會發現這裏面可能有很多可改進的地方。比如，親身抽了血樣，才能感受到補充一些葡萄糖水，會讓身體更加舒適。”

“珠峯有太多未知的東西。我們在2001年去珠峯之前，並不知道珠峯的臭氧濃度會這麼高。所以，我們在看全球變化的時候，不光要在家門口測，還要到氣候變化敏感的地方，到人跡罕至的地方，到南極、北極、‘第三極’，這可能對我們認識地球更為關鍵。”

1999年，不到37歲的朱彤從海外回國。2001年，就開始了對珠峯的研究。20年過去了，再看青藏高原，再看珠峯，朱彤説，“我們的眼光不一樣了”。

“我們討論的生態系統安全、生物多樣性、人類活動影響都與青藏高原關係密切。青藏高原藴含着大量資源，這些資源未來能否為人類所用，怎樣在人類活動不斷加劇的情況下，以系統的眼光全面把握它、保護它，是未來面臨的更大挑戰。”在朱彤的眼裏，臭氧的研究、人體的監測……這些空白的領域，都是青藏高原研究中的“拼圖”。

“您會想登頂珠峯嗎？”

“這個野心我原來是沒有的，但這次能到海拔6000米，以後也許能到6350米、也許能到7000米……不敢想象的這些目標，都是有可能的。”

“假設到了峯頂，您最想做的是什麼？”

“帶幾台大氣污染測量儀器，到珠峯頂上親自做一次觀測，這是最大的夢想。”

這是央視新聞《相對論》第153期節目

監製｜王姍姍 張鷗

製片人｜莊勝春 汪潔

記者｜莊勝春 帥俊全

主編｜尚曉煜 張宗堯

編導｜譚瑤

技術｜夏文

視頻｜馮譯葶

視覺｜於江

統籌｜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