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1879 ～ 1964）為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書法家。書藝上，其碑體書法與標準草書兩種書體的巔峯成就早為世人所公認，然而他並不只是純粹的書法家，亦是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于右任的一生便是由這多重身份交織而成，而書法與詩文更可謂是其生命的寫照，小至修身或親友間酬贈的“小用”，乃至公益賑災募款或提倡標準草書以強化國力的“大用”，皆藴含着豐富的社會互動面向。
本文即以本次台北故宮“自然生姿態”展出作品為實例，着重説明於右任書法的社會性，引領讀者從人際關係、書寫物質等角度，來欣賞于右任作品之內涵；並瞭解他在面對親疏不同的對象時，如何透過書法與之互動；又如何讓書法成為其可運用的資源，在社會中發揮實際的影響力。
于右任書法的酬應面向
出版物、招牌與匾額題署
求得名人字跡或者擁有其書法，在中國的文化脈絡裏確實是一種榮光。民國初年，當時30 多歲的于右任已頗具社會名望，此段時間亦是他碑體書法形成的時期，上海書畫會多次請于右任為出版物書寫之題簽，便是方折勁挺的碑體書法。出版社以直接複製其書跡與影印的方式在報紙上刊登廣告，藉由名人與好字為出版品的銷售拉抬聲勢。通常《申報》元旦若有增刊，該版面多為向民眾祝賀新年的工商廣告，或由報社高層藉此機會向讀者支持致謝。1928 年增刊的報紙刊頭，特由於右任以魏碑書法題寫“申報元旦增刊”，旁邊刻意保留“于右任”署款與“於”印圖章，顯然是強調書法本身出自名家之手的價值。
于右任書法深受時人的景仰與愛慕，亦可從華商書局刊印發行其作品一窺情況。在1930 年，華商書局刊登一則預購《于右任墨寶》的廣告：“是冊悉為先生自擇得意傑作，用珂羅版精印，以惠士林。凡愛慕先生妙墨者，知必爭先預定也。”待此書正式出版，廣告甚至指出該書收錄于右任“扇畫兩頁，殊為名貴。凡景仰於先生墨寶者，宜入手一篇”。雖然後來有文藝評論認為，這本書所收的作品皆為其外甥周伯敏代筆，但從這個現象，可略窺于右任書法在當時受歡迎的狀況。
1931 年就任監察院長後，于右任在書法上的酬應場合明顯增加，求書者日眾。今日傳世所見碑體於書，多以這個時期的作品為主。名人墨寶在當時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對於右任而言，其書法就如同報紙一樣，具有傳播能力，因此在考慮對象與身份後，如何選擇適宜的內容便是重要的事情。藉由選句的抄錄將書法藝術與文字的思想內容包裹在一起，如此便可以利用書寫作為理念傳遞的工具，透過書法家的高社會能見度傳播至每個角落。同年4 月杭州舉行全國運動大會，于右任影印50 份孫文書“尚武樓”致贈，並親自在下方題跋：“‘尚武樓’三字，為總理所書，贈中華武術會者。總理生平不習書，亦無暇習書，而其渾厚淵穆之氣，自入於古，所謂人書俱高也。中華全國運動會開會於杭州，因從吳志青同志手，索來影印，以贈得勝者。尤願總理之奮鬥精神，普及全國也。十九年黃花岡紀念日于右任敬記。”（《申報》，1930 年4 月4 日，第20480 號，12 版）
在黃花崗紀念日寫下這番話，別有深意。于右任此處“渾厚淵穆”之氣，可以聯繫到他與孫文對魏碑的評價，他們認為魏碑帶有尚武的精神，這正是清末所欠缺的。因此之故，特以這三個字致贈全國運動大會，希望透過個人體魄之強健進而使國力強盛。于右任傳世作品經常可以見到抄錄總理遺訓與孫文相關思想言論，它們應該肩負着宣揚理念的使命與期待。
從條幅、楹聯管窺時局與人事
至於個人書法的應酬部分，則是取決於書家與對方熟識程度。于右任寫給曾任立法委員的陳桂清（1901 ～ 1995）兩件碑體時期作品，線條圓凝厚重，結體舒張，略帶方扁，起收筆隨勢而至，不刻意經營，然筆畫之間可以看到于右任運筆的靈活。《行書五言聯》聯文皆取自南朝梁的文學作品，上句出自江淹《雜體詩》的“自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下聯出自《文選》的“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旨在勉勵自身努力不懈，並順應本性以合於自然之道。另一件《行書》取自南朝宋羊欣（370 ～ 442）《採古來能書人名》，對東漢書法家張芝勤學練書的描寫（圖1）：“宏農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張芝被譽為草聖，擅長章草，又創今草，唐代張懷瓘《書斷》描述其書寫運筆隨勢而至，心手隨變，已臻通達之境。于右任的選句，無論是江淹“勉力在無逸”，或是羊欣記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旨意在勉勵有志於文藝者應持續不懈、勤加練習。于右任自己曾説學書的要旨在於“多讀、多學、多臨、多看”，並且在《寫字歌》提出書寫應“純任自然”的觀念。陳氏喜好書畫，亦能書能繪，出版過《陳桂清畫書詩選輯》。于右任應是知道陳氏鍾情文藝，特別緻贈這樣的選句。
1- 于右任，《行書》，台北故宮藏
此外， 于右任也曾應《台灣新生報》社長李萬居（1901 ～ 1966）之邀，為該報題寫刊頭（圖2），並於來台後結識任職於該社的黃玉齋（1903 ～ 1975）。黃氏為台灣艋舺人，在廈門大學完成學業後，於上海法學院任教，曾任台灣新生報社叢書委員、台灣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台灣省文獻會委員等職務。黃氏求學時受革命思潮影響，致力於南明史、台灣抗日史研究。于右任一生為革命奔走，選贈給黃玉齋的兩件自抒之作，皆為感嘆當下時局而發。一件為1950 年雙十節所書《草書黃花崗詩》：“黃花岡上有啼痕，白首於郎拜墓門；三十餘年真一夢，憑闌不忍望中原。”此件雖為草書小品，但用筆、結字講究，整體書寫流暢自然，起收筆不作雕琢，而多有顯露筆鋒之處。原詩創作於前一年2 月，于右任到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謁陵後，有感而作。來年，于右任便因時局變化來台。另一件為1951 年書《草書七言聯》（圖3）：“地運百年隨世轉，帆船一葉與天爭。”聯文以草體夾雜行楷，筆畫渾厚圓潤，沉穩中有流轉輕快的線條為調劑，結字狹長寬綽，為來台之初的書風表現。全作為1923 年《過台灣海峽詩》：“激浪如聞訴不平，何人切齒復譚兵；雲埋台島遺民淚，雨濕神州故國情。地運百年隨世轉，帆船一葉與天爭；當年壯志今安在，白髮新添四五莖。”選錄的內容對志於革命的同道來説，具相互勉勵之意。
2- 于右任題寫《台灣新生報》刊頭大字。圖片來源/ 林宛儒
3- 于右任，《草書七言聯》，1951，台北故宮藏
並非所有受書者都能清楚追尋出與于右任交往的關係，例如總統府移撥的《草書五言聯》。此聯原懸掛於總統府介壽堂，聯文為：“滄海波全定，神州日再中。”內容出自丘逢甲（1864 ～ 1912）於清光緒二十四年（1889）所作《戊戌元旦試筆》一詩，表達對當時清德宗（1875 ～ 1908 在位）變法圖強的期待。這件作品未繫上款，結字穩固均衡，點畫間多見宿墨暈開的表現，增添整體圓潤渾厚的效果，是于右任70 歲時期的佳作。聯文內容對於執政者表示期待，若以此作原本所在地總統府來考慮，顯得相當合情合理。傳世亦可見到數件書寫相同內容的五言聯，落款的對象皆異，顯然難以從內容來劃分受書者的屬性。
在多數的應酬活動中，于右任不見得都能透過選句與受書者互動。1931 年1 月，于右任結束陝西賑災事務的視察，搭火車至徐州，“抵徐後，在車上為地方各報題字，精神甚佳。有其女公子及秘書等隨行”。在這樣的情境中，于右任的書寫相對屬於比較被動的角色。在台灣，這類由於右任為各公私機構題寫匾額、招牌、楹聯的例子甚多，許多至今仍沿用。
面對不清楚的對象與場合，書寫“為萬世開太平”的條幅來贈送，似乎是于右任認為既能快速圓滿完成，又能藉以宣達自己重要理念的內容。他在1963 年的日記中提到：“今天為馬來西亞來訪議員每人送‘為萬事開太平’一單條。要扭轉時局，實不容易，但不可不盡力。盡力自有扭轉之日。”另亦有提到1948 年，于右任競選副總統時，相較於其他競爭對手以流水席宴請各地代表，他則是書寫了近2000 幅“為萬世開太平”分贈給各地代表。在無法確知觀眾性質的情況下，這就是于右任的因應之道。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句話也正是他最深的期待，在三子於中令的回憶裏，于右任經常題寫此句，而受父親影響最深的話語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句話，也成功地烙印在時人對他的印象裏，1964 年，郵政總局發行一枚“元老記者于右任”的郵票，上面即選用了于右任所書“為萬世開太平”。（圖4）
4-1964 年郵政總局發行“元老記者于右任”郵票，上面有于右任所書“為萬世開太平”。
圖片來源/ 林宛儒
代筆人周伯敏
面對索字者，于右任幾乎是來者不拒，他認為寫字是一種樂趣，也是一種運動，但每日要應付的寫字量相當大，關於其代筆的説法亦不絕於途。20 世紀30 年代，《申報》就有兩篇以筆名發表的文章，談論當時政壇要人的代筆人問題。《黨國當軸代筆人》稱：“于右任喜於晚間寢前揮毫，瀟灑脱俗，自成一家。其甥周伯敏摹仿逼似，幾可亂真。（華商書局印行之於右任墨妙十之八九為周所書者）。”（《申報》1932年6 月24 日，第21269 號，10 版）；《幾位黨國顯要的代筆人》稱：“黨國顯要，長於書法的，頗不乏人，可是他們為了酬酢文字，求者紛紜，幾於應接不遑。一時請人代筆，並非故意以偽亂真，或存心魚目混珠……監察院長於右任氏，書法精工，飲譽海內外，近歲亦澠由其甥氏代筆。”（《申報》1937 年8 月4 日，第23076 號，16 版）據與他親近的友朋、下屬指出，于右任贈字並不假手他人，然冒名寫假字的例子在當時是有的。還提到于右任路見自己的假字招牌，甚至主動向店主表明願意揮毫致贈一幅真跡的軼事。
書寫的人際關係＆物質性
儘管普通酬應的書寫佔據于右任不少時間與精神，對於交情特別、關係非同一般的對象或是自己家人，無論在選句、筆墨、用紙等仍皆有其用心處，反映出他們之間特殊的互動關係。以下試舉三例論之。
何應欽
何應欽（1889 ～ 1987），字敬之，祖籍貴州興義，曾參與辛亥革命、北伐、抗戰等戰役，歷任行政院長、陸軍總司令等，並代表第二次大戰中國戰區受降，為陸軍一級上將。
自20 世紀20 年代末期起，于右任因與何應欽在國家政務的理念上相近，故彼此有相當密切的合作。這段時期，二人共同參與的會議或提案的內容幾乎日日見報，如聯名提案陝西、甘肅的賑災撥款。此外，在廣州與南京政府面臨分裂崩解時，于右任與何應欽更是多方奔走聯絡，居中協調，以求得各派人馬的合作團結。
于右任寫給何應欽的作品，大抵都落在這段時期，其中有幾張用紙亦相當特別。如書唐李中《春日作》的《行書五言聯》：“乾坤一夕雨，草木萬芳春。”約作於50 歲前後，寫在表面縝密而平滑的蠟箋上，由於塗布了蠟，墨汁難以滲入紙張纖維。在書家精湛的控筆能力下，線條仍維持一貫的圓厚質量，墨色的明顯層次也讓線條變得更加潤澤立體，搭配開張的結構，視覺上顯得極其厚重雄強。同樣以碑體書法書寫“稟生民之秀，賦正氣而興”的《行書五言聯》（圖5），則使用了砑花宣紙，兩張紙皆以龍紋為底，在於右任書跡中較少見，為比較講究的書寫用紙。這件作品起筆、運筆都很講究，然收筆方式比較特殊，為凝練厚重的線條營造出趣味與變化，增添了楷書書寫的活潑感。于右任兩件作品的選句，皆表達出有為者應給予人民安居樂業生活，並貢獻國家、強盛國力的期許之意。
5- 于右任，《行書五言聯》，台北故宮藏
還有兩件內容錄自倪瓚題畫詩。一件紀年民國二十年（1931），全作以小字魏碑楷體抄寫，為其用心致意之作，類似的作品在該時期較為少見。另一件民國於右任《行書》，用筆自然而不拘泥，結體闊綽舒展，字的大小與輕重也有所變化，沒有一般楷書容易出現的呆板排列狀況。全作點畫線條較少北碑的刀刻趣味，比較多渾厚朴實感。于右任抄錄倪瓚詩的傳世作品不少，他曾表示欣賞“倪瓚的迂”，以自己所愛詩句贈送最重要的政治夥伴，顯示出書家對受書者的相知與重視。于右任寫給何應欽的這些作品中，無論在物質、文學或書法的層面上，莫不反映出兩人非比尋常之關係。
王新衡
王新衡（1908 ～ 1987），字子常，世籍浙江慈溪，曾任立法委員，來台後從商，擔任亞洲水泥董事長、遠東紡織常務董事。王氏雅好文藝，每月與張大千、張學良、張羣等人輪流做東的聚會，自稱“轉轉會”（圖6），幾位成員與于右任皆有文藝或政務上的互動合作，彼此互相熟識。
6- 轉轉會成員之藝文聚會。從左至右：張羣、張大千、王新衡、張學良、徐雯波。
圖片來源/ 林宛儒
于右任贈王新衡的作品，分別書寫於40、70、80 歲時期，選用的紙張表面特別光滑細緻，能清楚保留運筆動作的痕跡，展現書法家之功力。其中一件《行書》錄清代葉昌熾（1849 ～1917）《藏書紀事詩》中所收的陸筠詩作。書寫時結字與用筆較方扁，筆力雄健，質樸中帶豪邁，保留較多的魏碑筆意。此作筆墨枯濕變化大，但是在於右任渾厚的線條處理下，視覺上頗為平衡，細細品味方能看出其中用心所在。這樣的筆墨實驗性質頗強，與于右任留給於彭的《行楷戎昱寄許鍊師詩》有相近之處。第二件《草書》為王新衡選錄明代僧人雪浪洪恩（1545 ～ 1608）《望亭飯僧作》詩中寫景抒發閒適心情的部分（圖7），雪浪為華嚴宗南方系法師，被譽為晚明第一詩僧。此詩為雪浪被迫離開大報恩寺居於望亭時所作，表達心淨則望亭草菴即華嚴國土。全作寫來從容不迫，勻整而圓潤，墨色層次變化細膩，足見其運筆功力。第三件文字選錄自《孟子・盡心》篇（于右任《草書》），取君子固守其分，不因窮達而進退失據之義。本幅結字闊綽疏朗，點畫不拘成法，整體墨色較淡，順着運筆的軌跡與提按頓挫，在紙張表面形成豐富的墨痕層次，與常見凝練圓潤的用筆頗不相同，另有一番趣味。
7- 于右任，《草書》，台北故宮藏
於彭
最值得一提的是台北故宮受贈的18 件於氏家傳珍貴書跡，乃由於右任次子於彭（1916 ～）所捐贈。於彭，字仲岑，曾任行政院參議、外交部大使等職務。在此之前，於彭已經陸續捐出幾批作品給不同的典藏單位，而這18 件是他認為質量最精良、最捨不得捐出的最後一批。據於彭回憶，這批書跡很多都是在完成他人索求的應酬之後，于右任書聊以自娛的作品，完全表達書家的情性與意趣。這批作品大多書寫於潔白平整的玉版箋上，以20 世紀30 至50 年代所書為多。據《行書李白夜泊牛渚懷古詩》紙張邊緣紅色印記，可辨認出此紙為上海大吉祥監製的加重玉版宣，證實過去提到于右任喜好使用這種紙張的説法。這類宣紙，潔白細膩，能讓墨色表現層次分明，屬於較講究的書寫用紙。這件作品約為50 歲左右所書，鈐蓋較少見的“于思”印。“于思”一詞見於《左傳》，指鬍鬚濃密的樣貌，與其“髯翁”號意趣相同。全篇雖然運用許多行草筆法，仍帶有濃厚的碑體氣息，整體融合得十分自然，為其筆墨精良之作。
從書寫的類型來看，這批作品也有傳世相當少見的小字行楷作品與飛白較多的碑體書法，可以拓展對於右任書藝成就的認識。如《行楷諸葛武侯傳節句》（圖8）、《行書七言聯》（圖9）等作品，于右任以碑體書法為主，結字較寬扁，渾厚的筆畫夾雜飛白的使用，卻能儘量保持中鋒用筆，使線條呈現一貫的厚度，讓字體達到均衡的狀態。唯有透過仔細觀看，細細地品賞，方能體會書家匠心獨運之處。民國二十一年（1932）《行楷鐵琴銅劍樓書目節句》的字體則蜕掉更多碑體的面貌，線條勻稱圓潤，有一種鐵線般的遒勁。這種不常見的筆法似乎帶着試驗性質，頗能與於彭指出這批作品多書以自娛的説法相吻合。
8- 于右任，《行楷諸葛武侯傳節句》，台北故宮藏
9- 于右任，《行書七言聯》，台北故宮藏
從一封寫給於彭的家書“你年輕有力……現既留學，則應念國難嚴重，對自己學問要格外努力，更要要求有實用”，可以看到于右任對子輩的期許。這些家傳之作除少數無落上款，大部分上款為親屬，以抄錄修身治國及經世致用色彩較強的篇章為多，與一般所見較為不同，應可理解為對家人的勉勵。
在於彭捐贈的作品裏，有一件83 歲所書的《行楷漢書節句》（圖10），以十分少見的行楷抄錄《倪寬贊》予於彭，顛覆一般對於右任晚年書風的認識。倪寬（？～公元前103年）為漢初著名經學家、政治家，出身貧困，努力學習而有機會為官，從政時能體國恤民，又興修水利，影響深遠。全作偶摻草書，亦不作連筆書寫，墨色暈染自然，筆畫鎔鑄了標準草書裏可見的圓實線條，不露鋒芒與圭角，完全不是一般所見的標準草書風格。這樣的作品不僅擴充對於右任晚年書風的認識，亦使觀眾得以一窺其晚年的書學成就。
10- 于右任，《行楷漢書節句》，1961，台北故宮藏
又如在76 歲贈與其孫於建中的《行楷呂坤呻吟語》（圖11），抄錄晚明呂坤（1536 ～ 1618）《呻吟語》：“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呂坤此書有不少修身治國的精闢言論，希望藉此提出救國良方。全作行楷為主，夾雜草字，卻顯得自然融合。其中兩組詞彙“其心”“天下之”，出現五次，于右任克服重複性的難題，形成同中有異的趣味變化，反映出書家精湛的能力。
11- 于右任，《行楷呂坤呻吟語》，1954，台北故宮藏
另有兩件于右任書自抒詩作，上款“彭兒存之”，明顯帶有較強烈情感抒發的面向。一件是《草書辭鬥口農場詩》：“萬木參天起箭楊，玉屏飛翠護農場；餘生誓墓知無日，白首依依去故鄉。”1929 年的陝西大饑荒，造成數百萬人餓死，于右任以老家涇陽鬥口村祖產為基礎創辦“鬥口村農事試驗場”，向農民傳授農耕技術，並立囑願將農場捐出。1941 年，他為前往甘肅、青海等地考察如何建設大西北，辭別農場，而作此詩。這件書寫時間為來台前數月，當時大陸局勢劇變，心裏應是五味雜陳，用筆顯得特別激昂。另一件為1931 年所書《行書謁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墳詩》（圖12）：“黃花岡前故人哭，料我今世再來不；餘生莫遣神州慟，採得黃花已白頭。招國魂兮思國殤，報國羞謁黃花岡；黃花滿地天如晦，白首安能死戰場。”詩作與書法約為同時完成。身為同盟會一員，于右任曾多次前往黃花崗悼謁，這一年時局動盪，先有寧粵分裂，後發生九一八事變。于右任此時為促成寧粵兩派合作而奔走於兩地之間，在此不安氛圍下，詩作透露出格外沉重的心情。全篇行楷夾雜草書，結字寬博，筆墨精良，是此時期碑體書法佳作。
12- 于右任，《行書謁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墳詩》，1931，台北故宮藏
于右任的傳世書跡內容包羅萬象，不僅因為他的古典文學涵養深厚，還因為作品富有改革理念，與時代脈動結合；加上他交遊廣闊，索書者眾。這些書法的背後，原來都有豐富的情感交流、人際互動層面，一旦作品所在的社會脈絡被改變，例如轉手或者進入公私收藏機構，原本附加的社會訊息很容易隨之佚失。觀者最能接受到的信息，很大程度在於直接面對作品時對藝術造詣、風格表現的欣賞。但經由本文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于右任在面對背景相異與親疏不同的各式應酬時，不僅對內容乃至筆墨紙張的選擇皆有所考慮，而且不論是提倡標準草書、捐書法響應他人募捐還是自行義賣，都能看到他強烈“致用”的傾向。顯然，于右任的書法，不管是社會性強的致用之書，或者是表達情性的自娛之書，都藴含着豐富的文化意涵，留待後人細探、玩味。
文 | 林宛儒，台北故宮書畫處助理研究員
圖 | 台北故宮
本文刊載於《典藏·讀天下·古美術》2017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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