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子建
無論春夏，為哈爾濱這座城破曉的，不是日頭，而是大地上的生靈——這是遲子建長篇新作《煙火漫卷》中要講述的故事。每個作家都在作品中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文學地理座標，“哈爾濱”是遲子建筆下繼“北極村”之後第二個精神家園。
遲子建出生於漠河北極村，聽上去就是一個適合作家的地方：神秘、清冷。大概因為身處北極村，方向感就顯得不那麼重要，遲子建在哈爾濱第一次搬家時，朋友們幫她搬完，大家一起喝了點兒小酒，喝完她就找不到家了。30年前還沒有手機，遲子建跑到一個公用電話亭問一個幫她搬家的朋友，“我家在哪裏”；朋友也是她同道中人，“你家在一個綠色的垃圾桶旁邊”。
遲子建在北極村長大，17歲求學才離開大興安嶺到了山外，1990年來到哈爾濱，從此在這座城市生活至今。初到哈爾濱，她的寫作與這座城市沒有什麼關聯，只是它的居民，更像是個過客，她傾情寫的還是心心念唸的故鄉。
慢慢地，當她瞭解了這座城市的歷史、文化、風俗，感情在升温，也就有了表達的慾望。從早期的《偽滿洲國》，到後來的《黃雞白酒》《起舞》《白雪烏鴉》《晚安玫瑰》，再到這部《煙火漫卷》。
在完成《羣山之巔》後，遲子建便有了《煙火漫卷》的創作計劃。
2019年4月正式動筆，寫完開頭兩章，因為訪歐而中斷了一段時間。然而，在遠離哈爾濱的旅途中，小説中的人和事反而更加洗練鮮明。在異國他鄉的街頭，遲子建也能找到哈爾濱的影子；而當她真正回到哈爾濱，這座城市重新帶給她愉悦和安寧。
對城市的聚焦，是遲子建在《煙火漫卷》中的一個重要轉變。將城市生活作為小説的焦點，對她來説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沒有一個人會説，你在一個地方生活了多年以後，一定有責任和義務寫這個地方。但是我覺得每個作家要遵從自己的內心，當你覺得一個題材培養成熟以後，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都可以從容駕馭它”。
寫作期間，寫累了，遲子建就會停一兩天，乘公交車或者地鐵，在城區間穿行。她起大早去觀察醫院門診掛號處排隊的人們，到凌晨的哈達果蔬批發市場去看交易情況，去夜市吃小吃，到花市看花，去舊貨市場瞭解哪些老器物受歡迎，當然，還去新聞電影院看二人轉，到老會堂音樂廳欣賞演出……凡是作品裏涉及的地方，哪怕是一筆帶過，她都要去觸摸一下它的門——人世間最盛的煙火，可以説全在作品裏了。
遲子建：“我喜歡煙火人間的感覺，雖然這些東西未必一定寫到我小説當中，但是我不經意這樣走過的時候，就感染了這種人間煙火氣。”
我們也許無法親見北方冰雪都市的黎明黃昏，漫卷城市的，不止煙火，還有無數散發着蓬勃生氣的生命。
在《煙火漫卷》中，生活在哈爾濱的人物，每一個都自有來處，又往歸處。但無論是已經融為歷史背影的猶太人謝普蓮娜、俄裔工程師伊格納維奇、日本戰俘、民間畫師，還是沉跡於普通人生活的劉建國、於大衞、黃娥、翁子安，在經歷了生命傷痛之後，仍然“在哈爾濱共同迎來早晨、送別夜晚”。
有讀者問，書中有沒有外賣小哥這樣的普通人？遲子建回答：“上部‘誰來署名的早晨’中，誰起得更早、早於日出之前的人，其中就有外賣員。這就是我們生活當中最應該關注的、最濕潤的人間煙火。我們每一個作家、每一個羣體，跟他們休慼相關。”
而朋友們眼中的遲子建是什麼樣的？
上世紀80年代，李敬澤剛從北大畢業，是《小説選刊》的一個年輕編輯，作為一個滿懷驚喜的讀者，給當時出版了《北極村童話》的遲子建寫信，抬頭是“遲子建同志”。30多年過去了，李敬澤覺得遲子建身上有一直不變的東西，“那種温暖、明亮，對人依然懷着一種天真的眼光”。
格非認識遲子建35年，是那種“隨時可以抓起電話分享讀書心得、甚至人生看法”的朋友。格非印象最深的是遲子建每次給他打電話，聲音都十分爽朗，“把我耳膜都要震下來”。
蘇童説：“大約沒有一個作家會像遲子建一樣歷經20多年的創作而容顏不改，始終保持着一種均勻的創作節奏，一種穩定的美學追求，一種晶瑩明亮的文字品格。每年春天，我們聽不見遙遠的黑龍江上冰雪融化的聲音，但我們總是能準時聽見遲子建的腳步。”
遲子建説：“尤其我經歷過個人的創痛以後，我覺得命運可以讓兩個特別相愛的人離散，可是命運不會讓你和你的筆分離。只要我有呼吸，這支筆會陪伴我一直走下去，是它滋養了我。我希望有一天，這支筆陪伴着我，和我的白髮一樣，能讓我的作品，真正經過歲月的洗禮以後，能夠閃光。”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