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擎上“奇葩説”、餘華“教高考作文”……隨着知識付費和流量網紅時代的到來，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走到聚光燈前，簽約經紀公司，出席各類商業活動，成為流量追捧的“香餑餑”。有些網友對此很不適應，他們認為知識分子應該保持其獨立性和尊嚴，不該被金錢所“收編”。在他們的理想中，知識分子羣體最好的品質或許是“安貧樂道”、有“氣節”，能夠“遺世獨立”。金錢和物慾只會“玷污”知識分子的“清高”品質。
這些網友的理想並沒有什麼錯，對知識分子的清高想象有着長久的傳統。但是，知識分子首先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們也是要“吃飯”的。在歷史上，知識分子“吃飯”不一定意味着其道德墮落，有時候，“吃飯”甚至成為他們改變世界的重要動因。
在兩百多年前的巴黎，一位年輕人到巴黎求學，因不願按照父親的要求選專業，他父親停止了對他的資助，他只好自謀生路。作為自由撰稿人，他吃了上頓沒下頓。在他33歲時，巴黎的大出版商勒布雷頓請他主編一套《百科全書》。按照協議，他能定期領取經費（包括生活費和有關寫作的一切費用），同時組織人力，分工協作。對這位賣文為生的落魄知識分子來説，這個項目簡直雪中送炭，他從此能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養家餬口，還能應付上他情婦的物質需求。
狄德羅與《百科全書》。圖片源自網絡。
出版《百科全書》是一場投機倒把的生意——出版商出版這套書根本就不是為了什麼冠冕堂皇的“開啓民智”，而是為了暴利——請名不經傳的年輕人來主編，是為了更好地壓榨。不出出版商所料，《百科全書》一炮而紅，收益高達250萬里佛（是投資的35倍之多），引來無數出版社的模仿和競爭（那時沒有視頻和音頻，沒有互聯網，媒介較如今貧乏，出版商就類似於今天互聯網傳媒產業，想象一下今天抓到風口的大企業）。這位年輕知識分子也隨着《百科全書》出名了，出版商要求他修訂新版的《百科全書》，他“獅子大開口”，向出版社要價三十萬裏佛，逼得出版社罵他“壞蛋”。這位知識分子就是著名法國啓蒙思想家狄德羅。
不過，下一代文青可就沒有狄德羅那一代文人那麼幸運了。這一代文青深受上一代啓蒙思想家的影響，揣懷着文人夢想，他們卻不能像前輩們那樣“踩着風口”收穫名利被“收編”。他們只能聚集在格拉布街，為生計苦苦掙扎，為報刊寫字賣命。由於得不到階層上升，貧苦和鬱悶使得他們對舊制度恨之入骨。因此，這羣格拉布街知識分子中，誕生了像米拉波、布里索、馬拉、羅伯斯庇爾、德穆蘭、埃貝爾等這樣的革命領袖。可見，“錢”對於知識分子來説並不是可有可無的。
今天的讀者大概不會將“賺錢”和“高大上”的啓蒙運動聯繫起來。因為在經典的歷史敍述中，啓蒙思想家們橫空出世，指點江山，開啓民智，然後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法國大革命。若要細究，這段敍述的每一個環節都存在問題。英語世界最重要的法國文化史專家羅伯特·達恩頓的研究告訴我們，“錢是萬物的動力”——啓蒙首先是一筆生意。而且，這些啓蒙思想真的掀起了法國大革命嗎？知識分子的文字真的有那麼大的能量嗎？
近期，羅伯特·達恩頓出版《法國大革命前的圖書世界》的中文譯本，我們藉此計劃採訪了達恩頓，與他聊了聊他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在這本書中，他從一個普通的圖書推銷員的角度，細緻描寫了當時出版界的情況、圖書的發行、圖書市場的運作和書商作為文化中間商的作用。基於對圖書流通，我們可以瞭解到法國舊制度社會的方方面面。他避免在研究中做出宏觀的概括，更拒絕得出簡單而普遍的結論。在採訪中，他也反駁了一些大家對他研究的概括總結。媒體可能經常需要一些鮮明的概括總結或觀點以便傳播，但是，達恩頓不斷提醒我們，對於學術研究來説，歷史是極其複雜的，謹慎才是最大的美德。
羅伯特·達恩頓，美國文化史、書籍史方面的領軍人物。他的代表作諸如《啓蒙運動的生意》《舊制度時期的地下文學》《屠貓狂歡》《催眠術與法國啓蒙運動的終結》《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在做學術研究之前曾任《紐約時報》記者，後來曾任哈佛大學圖書館館長（2007-2016），並且是紐約公共圖書館的受託人。
採寫丨徐悦東
很多人也許不會質疑：法國大革命是由啓蒙運動引發的。這似乎已經是個廣為流傳的“常識”。這個“常識”是怎麼來的呢？當時，保守派將大革命歸咎於文人的蠱惑，革命派則用啓蒙思想來給自己提供合法性。另一方面，泰納、托克維爾、莫爾內等經典史學家對法國大革命的論述，也有助於這個“常識”的形成。莫爾內在《法國大革命的思想起源：1715-1787》中認為，啓蒙思想的逐漸傳播成為了“公眾輿論”，進而也成為了法國大革命的思想起源。大家都熟悉的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更是將啓蒙思想的滲透視為大革命爆發的眾多重要因素之一。
《舊制度與大革命》，[法]托克維爾著，馮棠/桂裕芳/張芝聯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8月。
一種思潮真的有那麼大的力量嗎？許多歷史學家對這個“成見”提出了質疑。歷史學家阿爾弗雷德·科本認為，啓蒙運動幾乎不包含政治內容，與大革命截然不同。甚至還有學者認為，啓蒙運動具有保守改良的性質，大革命背叛了啓蒙精神，重新建構了啓蒙運動。
啓蒙思想與法國大革命之間到底具有什麼樣的關係？要考察啓蒙思想和法國大革命之間的聯繫，就要細緻地考察當時社會的具體歷史情境。由於啓蒙思想是通過書籍傳播的，研究法國大革命前的圖書史就顯得尤為重要。
年鑑學派第四代的重要歷史學家羅傑·夏埃蒂通過對法國大革命前圖書史的考察，反駁了“啓蒙思想引發大革命”這一簡單論點，他發現大革命前，法國政府居然保護過《百科全書》——被視為啓蒙運動的經典作品——的出版。而且，閲讀啓蒙書籍並不代表讀者對其內容完全接受。“啓蒙哲人是公共輿論的典範”只不過是啓蒙者的一廂情願。夏埃蒂甚至説，“在某種意義上，恰恰是革命‘製造’了書籍，而不是相反，因為正是革命賦予某些著作先驅性和綱領性的意義，將這些著作構建為它的起源”。這也就是説，法國大革命“放大了”啓蒙思想的影響，啓蒙思想的作用並沒有後來人們想象中的那麼大。
英語世界最重要的法國文化史專家羅伯特·達恩頓的研究則更加細緻。達恩頓通過對在瑞士納沙泰爾市政圖書館發現的納沙泰爾印刷公司（STN）文件的考察，從一種“自下而上”書寫歷史的角度，提出“觀念的社會史”的研究路徑——即在啓蒙運動中的法國，觀念是如何在社會中發揮作用的，態度和價值觀又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在圖書產業的上游與下游之間，普通人又是如何努力生活的？一本書是如何生產和銷售發行的？為此，達恩頓寫了一系列有關法國大革命前圖書史的著作。
《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 [美]羅伯特·達恩頓著，鄭國強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3月。
通過史料的梳理，達恩頓有很多有趣的發現。他發現，啓蒙並不是“高高在上”的，“投機賺錢”是啓蒙的動力，出版商本人的政治傾向並不會影響他賣什麼書（出版商根本不等於啓蒙思想的熱心傳播者）；同樣的，許多知識分子並沒有大家想象的那麼“清高”，他們也是要吃飯的（狄德羅策劃《百科全書》首先是為了經濟利益）；《百科全書》在工商業階級裏並不流行，閲讀《百科全書》的人只侷限在社會上層，這些人反而在大革命中遭殃（啓蒙運動其實只集中在精英圈子裏）；在當時的暢銷榜上，長期“霸榜”的不全是啓蒙圖書，而有着歷史、旅遊、科學、小説等諸多與政治無直接關係的書籍，其中，像《杜巴里伯爵夫人軼事》（寫路易十五情婦秘聞）、《開放的特麗薩》（寫修士修女的荒淫無度）等“哲學書”（當時人們對色情、毀謗和瀆神的禁書的代稱）大行其道，或許這才是真正撼動王權和教權的圖書……
達恩頓對經濟動機和社會心態史的關注以及非精英階層的視角，似乎直接解構了啓蒙運動“高大上”的神話，但他並不是一個後現代主義者。他並不想貶低啓蒙運動這種純真的理想主義。作為一名嚴謹的歷史學家，他也承認他的史料存在着代表性問題。而且，限於史料，我們很難知道普通讀者是怎麼接受這些圖書的。對於達恩頓而言，重要的不是對啓蒙和大革命去下一個總括性的判斷，而是要認識到歷史和社會的多重面貌和複雜性，以及我們認識歷史的侷限性。
《法國大革命前夕的圖書世界》，[美]羅伯特·達恩頓著，高毅/高煜譯，世紀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
這些出版從業人員並不一定是啓蒙思想的熱心傳播者
新京報：你最近在中國出版的《法國大革命前夕的圖書世界》，與你之前出版的《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啓蒙運動的生意》和《舊制度時期的地下文學》，組成了法國大革命前夕圖書世界的系列研究。為何你對法國大革命前夕的圖書世界有着如此大的興趣？你為何要選擇研究法國大革命前夕這個時間段？為何法國大革命有着如此重要的研究意義？
羅伯特·達恩頓：我對古代世界的圖書非常感興趣，因為過去的圖書本身就很吸引我。人們通常會假設，一直以來，圖書都是歷史演進過程中的推動力量。但人們很少去探究，不同的圖書分別是如何推動歷史發展的。在二戰後，法國出現了“圖書史”這樣的新學科。“圖書史”是當下人文社科領域最生機勃勃的跨學科研究領域。
除了這些一般性原因之外，我發現圖書世界之所以迷人，是因為與圖書業的從業人員——從操作印刷機的工人，到造紙工人，到那些在國際市場上尋找機會的出版商——都是一些非常豐富多彩的人物。最後，研究圖書史為理解啓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意識形態起源的老問題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理解方式。
新京報：《法國大革命前夕的圖書世界》延續了你在《啓蒙運動的生意》裏的觀點——啓蒙運動首先是一門投機生意。啓蒙運動之所以能夠蔚然成風，是因為高利潤的驅動。在《法國大革命前夕的圖書世界》裏，我們會發現，出版商們的意識形態立場、觀點和品位似乎都不會影響他們所販賣的書，他們只關心利潤。在你的其他著作裏，你還提到了許多啓蒙文人們對於金錢的貪婪。有人批評“錢是萬事之動力”的觀點會直接解構了“高大上”的“啓蒙神話”，並認為你誇大了逐利在啓蒙運動當中的作用。你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
羅伯特·達恩頓：在此，我想糾正一個誤解。我沒有把出版業和圖書貿易等同於啓蒙運動。在我看來，啓蒙運動是一場由哲學家們所開啓的思想運動，我從來沒有假裝要寫一部啓蒙運動史。
事實上，我接受的是思想史方面的訓練，這是一門我很尊重的學科。出版業和圖書貿易是商業，它們值得以商業史的角度來切入研究。因為沒有多少研究者會對十八世紀的圖書史感興趣，所以這是一個重新考察啓蒙時代的視角和機會，因為那些書商所出售的商品是書籍，而書籍是思想的載體。
那些書是如何到達讀者手中的？它們不是像變魔術一樣自動送到讀者手裏的，而要依靠文化中間商的努力。當然，文化中間商的動機是為了賺錢。你所引用的話其實來自我書裏所寫的一位書商，而不是我本人。
《啓蒙運動的生意》，[美]羅伯特·達恩頓著，顧杭/葉桐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在我這幾十年來對書商的手稿研究中，我努力尋找書商本人的意識形態滲透進所賣圖書的跡象，但我並沒有找到——除了皮埃爾·盧梭的例子，他的意識形態傾向是與《百科全書》相一致的。
當然，圖書行業從業人員都會有自己的思想和價值觀，許多人會同情啓蒙哲學家們。但為了完成他們的工作，他們必須賺錢。其實在他們成功賺錢的情況下，他們也順便將啓蒙運動傳播出去了；啓蒙運動是一場傳播光明的運動，他們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們不應將這些圖書從業人員等同於啓蒙思想的熱心傳播者。
新京報：在大眾的想象當中，在法國大革命前夕，啓蒙運動的經典哲學著作銷量應該是最高的，正因為如此，啓蒙思想才深入人心。但是，據你的研究發現，在當時的暢銷榜上，其實毀謗性書籍、醜聞紀事、色情小説才是最暢銷的。因此，是不是可以認為，法國大革命“不是盧梭和伏爾泰的錯”，真正點燃大革命的書籍是寫修士和修女尋歡作樂《開放的特麗薩》，寫出身貧寒的女主人公如何從妓院一路睡成路易十五情婦的《杜巴里伯爵夫人軼事》和反襯現實醜惡的烏托邦文學《2440年，一個夢想，假如夢想不虛》？對於啓蒙運動思想的傳播來説，這些毀謗性書籍、色情小説和地下文學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是這些“地下書籍”在人們心中播下了法國大革命的種子嗎？
羅伯特·達恩頓：同樣的，我也要糾正大家對我研究的誤讀。啓蒙運動直接導致了法國大革命的説法是過於簡化的；聲稱“哲學書”——即包括色情和無神論在內的被禁的圖書類型——與法國大革命之間具有直接因果關係的説法同樣是過於簡化的。
在查閲手稿資料的過程中，我發現這些禁書構成了法國圖書貿易中的一個特殊部分。它們是可以被識別的，因為它們得到了特殊處理：它們以“哲學書”的標籤出現在目錄中，並且被特別小心地訂購和運輸。
在《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中，我找到了這些記載禁書交易的文獻，並向讀者展示了這些禁書是如何通過一個精心設計的地下網絡滲透進法國的。在《法國大革命前夕的圖書世界》中，我試圖瞭解哪些書最受普通法國讀者喜歡——也就是去衡量圖書的需求，甚至試着大概提供當年的暢銷書排行榜。
我的研究結果顯示，歷史、旅遊、科學、小説等諸多類型的書籍，在當時的法國社會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它們在十八世紀後卻被遺忘掉了。在當時暢銷書的總體銷售格局中，“哲學書”的地位的確重要，但並沒有其他書籍那麼重要。因此，在我研究了當時文學作品的總體傳播情況後，我修改了我研究禁書後所得的觀點。儘管如此，我認為，像《杜巴里伯爵夫人軼事》這樣的暢銷書還是具有巨大的震撼力，因為這種書能使讀者對國王的合法性產生質疑。
《路易十五的情人：杜巴里伯爵夫人》，卡佩菲格著，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4年1月。
買得起《百科全書》的精英往往是大革命中受害最深的人
新京報：許多人會認為，法國大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啓蒙運動教化了民眾，為法國大革命做好了充分準備。但從你的研究中，我似乎很難找到像受啓蒙思想影響的嚴格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啓蒙思想家的主要市場還是貴族、教士和文人等舊式識字階層，啓蒙思想似乎只侷限在精英圈子裏。你是怎麼看待啓蒙思想在法國大革命前夕的滲透程度和影響力的？啓蒙運動滲透到法國社會有多深入？
羅伯特·達恩頓：我能找到買《百科全書》的人，確實來自上層社會——法官、律師、醫生、大地主、官員、貴族，甚至還有很多牧師。《百科全書》的購買者裏沒有手工業製造商。很少商人會買《百科全書》。工商業資產階級明顯較少受到《百科全書》的影響。
其實，《百科全書》是一本非常昂貴的書，即使後續出版的版本也是如此。普通書籍的價格往往在20到30蘇之間，這相當於一個半熟練工匠一天工作所掙的錢。這些普通書籍在法國社會中層的許多人——即“資產階級”的購買力範圍內。遺憾的是，我們幾乎找不到關於這些人購書習慣的系統性資料。在圖書的流傳鏈條中，我所找到的文獻中沒有給我提供書商以外的資料，我只能偶爾地提到讀者。
因此，我只能給大家提供一個具有總括性印象，而不是一個系統研究的結果。我認為，啓蒙運動所影響到的廣大公眾，基本上都是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民眾。啓蒙運動對法國社會“名流”們——即中產階級中較富裕的那部分人——的影響尤其深遠。
新京報：在《啓蒙運動的生意》中，具有諷刺性的是，啓蒙運動在某種意義上是在官方“保護”下完成的，因為《百科全書》的生意是受官方保護的。啓蒙運動與舊制度具有曖昧關係——購買昂貴的《百科全書》的人，更可能是那些在大革命時被推翻的對象。啓動革命的很可能是沒有讀過這些著作的下層民眾。羅傑·夏蒂埃認為，並不是啓蒙思想家的著作促成了法國大革命，而是革命者利用了啓蒙的思想遺產為自身辯護。你怎麼看待啓蒙思想和法國大革命之間的關係？啓蒙運動並沒有引發了法國大革命？或者你認為啓蒙思想在法國大革命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羅伯特·達恩頓：是的。買得起《百科全書》的精英往往是大革命中受害最深的人。事實上，拉法耶特和孔多塞這樣的貴族是啓蒙運動最積極的擁護者，他們中的許多人在革命的早期階段領導了革命。
在一定程度上，貴族階級在無形中損害了自己階級的利益。舊制度無法獲得精英階層的效忠，成為了其崩潰的重要因素。事實上，許多重要的大臣和行政官員都贊同啓蒙思想，因為啓蒙思想對他們的改革嘗試有很大幫助。我同意羅傑·夏蒂埃的觀點，即革命者利用啓蒙運動來使他們對權力的控制進行合法化。
拉法耶特 。
然而，這並不意味着在他們“發明”啓蒙運動之前，啓蒙運動就不曾存在。許多資料證明，在1789年之前，受過教育的法國人認為他們生活在“啓蒙時代”（“le siècle des Lumières”）。正如狄德羅所説，啓蒙運動是一場“改變思維方式”的運動。到了18世紀中葉，啓蒙是一股強大的、自覺的力量，在法國社會中發揮着作用。當然，啓蒙也是國際性的。我的研究僅限於法國的情況。
新京報：你的許多研究都體現出法國大革命前夕的書籍的生產和流通過程，圖書的消費或許可以體現出讀者在社會心態上的某些需求。但是，你似乎較少談及不同的讀者是如何閲讀和接受這些書籍的。這是否是一個比較難以研究的領域？
羅伯特·達恩頓：要進入二三百年前讀者的閲讀心理是一件很難的事。由於有了一份不同尋常的檔案，我得以重建了某位閲讀盧梭著作讀者的心態，並由此總結了讀者對盧梭著作的接受心理（《屠貓狂歡》的第六章）。
但遺憾的是，儘管羅傑·夏蒂埃等人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但現存的資料並不允許我們書寫一部嚴謹的法國大革命前的閲讀史著作。我覺得中國也許存在着寫出嚴謹閲讀史的可能，因為許多中國學者做了許多研究。不知道你們能不能説出幾個世紀以來，儒家經典是如何被讀者閲讀和接受的？
我不同意“今天的報紙就是歷史的初稿”
新京報：在二戰後，歷史學面臨着轉變，在年鑑學派的影響下，歷史學從傳統的政治史轉向以社會結構、經濟層面為主的歷史敍述模式，再轉到你所從事的文化史研究。這也使得傳統的政治史逐漸衰落。有人批評新文化史過於強調文化的因素，會讓歷史研究呈現出碎片化的趨勢。你能否分享一下你對於新文化史的反思，未來的歷史學研究又會產生怎樣的新形態？
羅伯特·達恩頓：我同意。對於歷史學來説，碎片化和過度專業化是一種不幸。就我而言，我不會將文化因素與政治、經濟或社會等其他因素進行分離。我的看法源自人類學——文化滲透到人類的所有活動中，因此，學者要看到價值觀、態度和世界觀是如何參與到勞動以及家庭關係等日常活動當中是非常重要的。
人們需要讓生活變得有意義——我指的是普通人，而不只是哲學家。要研究意義的產生這種基本活動——正如馬克斯·韋伯的“意義關聯”（“Sinnzusammenhang”）的概念一樣——就要讓文化史研究不脱離其他歷史的研究方式。
新京報：你來自一個記者家庭，父母都是《紐約時報》的記者，你也曾當過《紐約時報》的記者。你覺得你的記者背景對你的歷史研究和學術生涯有着什麼樣的影響？我們該怎麼看待新聞與歷史之間的關係？這是否是你在研究中更關心歷史中的普通人和普通人（非知識分子）的所思所想和心態的來源？
羅伯特·達恩頓：記者總喜歡説，“今天的報紙就是歷史的初稿”。作為做記者出身的歷史學家，我不同意這種説法。我認為，報紙與私人信件、教區登記簿等其他種類的文獻同樣都是重要的史料來源。而且，歷史研究者所需要具備的研究方法和觀念跟報道新聞完全不同。
“新聞”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建構，隨着時間的推移，文化建構會有很大的不同。儘管如此，我想我當記者的經歷可能使我熱愛讀調查新聞和通訊類文章，這增加了我對普通人的興趣——這也是英國人過去所説的“自下而上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在當記者的時候，我在警察總部呆過很長時間，這可能有利我在巴士底獄檔案中進行偵探般的工作。
《舊制度時期的地下文學》，[美]羅伯特·達恩頓著，劉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3月版。
新京報：你曾當過哈佛大學圖書館的館長。你上次來中國時曾表達過，圖書館的歷史並沒有沿着一條不間斷上升的知識民主化的路線發展。我們如今有了互聯網，有能力實現啓蒙時代烏托邦式的理想。但是，你也提到，期刊價格的高昂，版權問題都是知識民主化中所遇到的挑戰。你甚至還認為，版權涵蓋了作者的一生再加70年是很荒謬的，這意味着大多數書籍的版權保護期超過了一個世紀。我們該怎麼解決商業化和知識民主化之間的矛盾？
羅伯特·達恩頓：唉，對這個問題，我沒有答案。我認為我們應該修改版權法，但在美國，由於遊説團體和既得利益者的阻撓，這一點無法實現。我很擔心科技巨頭在數字領域上逐漸增強的壟斷力量。在美國，我們已經體會到社交媒體的有害作用。三十年前互聯網開放時那種的烏托邦式熱情已經讓位於給悲觀主義。儘管如此，我仍然同時堅持 “數字化、民主化”的口號。
新京報：你在研究中曾提到，法國大革命前夕充斥着盜版圖書。直到現在，在許多版權保護沒有那麼嚴格，文化產品供需不平衡且比較封閉的第三世界國家裏，盜版現象都普遍存在。有人認為，盜版雖然違法，但它是這些地方的“普羅米修斯之火”，有助於新知識和新文化產品的傳播。當然，盜版現象肯定對創作者的知識產權有所侵害。你是怎麼看待盜版現象在歷史中的角色的呢？
羅伯特·達恩頓：我剛剛出版了一本新書，叫《盜版與出版》（Pirating and Publishing），這是《法國大革命前夕的圖書世界》的續集（但不是第二卷）。
在這本書中，我證明了從1750年到1789年，法國市場上有一半以上的圖書是盜版書。事實上，我認為當時實際流通的圖書中，有四分之三的圖書是非法流通的——我指當時的法國法律，因為盜版書主要是法國境外的出版商在從阿姆斯特丹到日內瓦的“新月沃土”（我稱之為“新月”）中印刷的。
幾乎所有啓蒙哲學家的作品都是在同一個地方印刷的，並通過同一個地下網絡裏傳播。所以，是的，我認為在歷史上，盜版對啓蒙運動的傳播，以及對於獲取文學作品的民主化都是至關重要的。但這説來話長，我不想在這裏進行總結。總的來説，我認為十八世紀的盜版書是一種進步的力量——而且還是一種令人着迷的研究對象。
採寫 | 徐悦東
編輯 | 青青子 羅東
校對 | 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