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環保主義者總愛偷襲名畫?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組

作者 | 木子童

編輯、製圖丨渣渣郡


本文首發於虎嗅年輕內容公眾號“那個NG”(ID:huxiu4youth)。在這裏,我們呈現當下年輕人的面貌、故事和態度。


最近,世界名畫頻遭“恐襲”。

 

前兩天,繼莫奈和梵高之後,又一幅馬克杯和帆布包上的常客被襲擊,這一次,輪到了《戴珍珠耳環的少女》。

 

為什麼環保主義者總愛偷襲名畫?

襲擊者把自己的腦袋黏在了少女臉頰旁,當然,是隔着保護玻璃。

 

短短兩週之內,3幅名畫接連遇襲,誰也不能再把這件事當偶發個案來看。

 

實際上,與我們曾經的印象正相反,這不是哪個嬉皮士在大麻浴缸裏想出來的歪點子,也不是模仿犯罪,而是有組織有計劃的統一攻擊。

 

它與上百起極端環保主義行動一起,共同組成了一個橫跨十一個國家和地區,更為龐大、冷靜、持久的行動計劃。

 

計劃的名字叫做“十月起義”。


為什麼環保主義者總愛偷襲名畫?

 

為什麼環保主義者總愛偷襲名畫?


在計劃展開之前,沒人預料到這次“環保戰爭”會如此曠日持久。

 

這個十月,在氣候應急基金(Climate Emergency Fund)的資助下,11家年輕的新鋭環保組織在全球四處“點燃持續性的、破壞性的戰火”。

 

它們包括英國的“停止石油”(Just Stop Oil)、德國的“最後一代”(Letzte Generation)、美國的“宣佈緊急”(Declare Emergency)、澳大利亞的“防火澳大利亞”(Fireproof Australia),以及多個歐洲國家的本地組織。

 

為什麼環保主義者總愛偷襲名畫?

 

建立初衷不同,但此次行動目標很一致——

 

用最煩人、最具話題度的辦法,捲入更多人,讓公眾不再只是承認氣候變化(look up),而是為遏制氣候變化做出具體行動(step up)。

 

10月14日發生的《向日葵》番茄醬刺殺,是這一系列行動中最為出圈的一次。

 

不過“十月起義”遠不止簡單的藝術品襲擊。

 

實際上,根據行動日曆,他們在十月甚至能領全勤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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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丨“停止石油”官網,文字由谷歌翻譯


10月1日,數千人封鎖了滑鐵盧、威斯敏斯特、蘭貝斯和沃克斯豪爾的4座橋樑,他們席地而坐,致使倫敦市中心交通近乎癱瘓。

 

10月2日,他們還在,試圖通過滑鐵盧橋去上班的英國人,甚至可以拎着三明治加入公路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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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幾天,他們陸續切斷了議會廣場、通往蘭貝斯橋方向的道路,以及特拉法加廣場、皮卡迪利廣場和白金漢宮附近的購物中心。

 

但凡你要路過倫敦市中心,就不可能看不到這羣身穿亮橙色工程馬甲的示威者。

 

人多時,他們靜坐,人少時,他們用膠水把手掌黏在柏油路上,或者用U型鎖把彼此的脖子鎖在一起,形成極為難以移除的人體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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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番茄醬事件將“起義”推向高潮,與此同時,環保主義者挑釁到了警察家門口,給新蘇格蘭場用油漆換了個醒目的新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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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噴漆小分隊還突襲了高檔汽車陳列室、哈羅德百貨和化石燃料遊説團體總部,所過之處,一片橙色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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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不忘與藝術聯動。

 

10月23日,4個環保活動家在艾比路口,模仿凝固的披頭士樂隊唱片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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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潛入杜莎夫人蠟像館,給剛剛登基的查爾斯國王糊了一腦袋巧克力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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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行動仍在繼續。

 

不止英倫一地。

 

10月17日法甲聯賽,法國巴黎聖日耳曼主場,一位極端環保主義者衝入球場,試圖把自己鎖在門柱上,但沒能成功。

 

10月24日德國,莫奈的《乾草堆》迎來兩桶土豆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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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百貨公司被襲擊,牛奶傾倒一地。

 

其他多國,針對石油公司、銀行和主要交通道路的襲擊遍地開花。

 

如果仔細觀察過其中一次行動,你會為他們的專業性和訓練有素而震驚。

 

莫奈的《乾草堆》被襲擊時,一切發生得安靜而迅速。

 

潑土豆泥,塗膠水,反手跪地開始演講,從暴起突襲到塵埃落定,全程不超過十秒。

 

博物館保安只來得及問出一句:“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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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障行動中,每一組行動者都配備“談判專家”——她們通常是女性,因為不太容易被路人暴打——負責和警察談判,向路人解釋製造麻煩的動機,儘可能拖延示威的有效時長。

 

被強行拖走時,行動者儘量放鬆四肢,讓身體形成醉酒般的綿軟狀態,根據他們接受的訓練指導,這種狀態下,人的手感最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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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還有專門的法律支持部門為被捕的成員提供法律援助。

 

統一的視覺、統一的行動,以及可複製的流程,“十月起義”如同一支裝甲精良的正規軍來勢洶洶。

 

除此之外,吸納了許多年輕人的領導層,還熟諳當代媒體傳播特性。

 

他們深知,在報道名畫襲擊時,媒體一定不會説“梵高名畫被隔着保護玻璃潑了番茄醬”,而會截取更為聳人聽聞的片段——“梵高名畫被番茄醬毀掉了”。

 

只要找對行動的方式方法,不愁媒體不湊上來做傳播的東風。

 

於是出新出奇,每一次行動都比上一次更離譜。

 

結果火到即使遠隔重洋的我們,都熱情地參與到譴責和聲討中來。

 

這使得“十月起義”成為近年來,唯一成功在國際層面破圈的環保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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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上述環保主義者的行動,帶入自己是個着急通勤,打不上卡就要扣錢的上班族,難免心頭火起。

 

這些天,參與“十月起義”的環保團體沒少捱罵。

 

公眾無法理解,冤有頭債有主,想要遏制氣候危機,不去找石油公司、高碳排企業談判,不去研究新技術,傷害無辜的名畫和普通平民有何助益?

 

對於這些荒謬、無禮、給人添麻煩的行為,客氣點的,稱一聲“瘋子”、“蠢貨”、“神經病”。

 

不客氣的,直接用“環保恐怖主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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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環保主義者按頭關注氣候危機,如同被素食主義者強迫吃草,過界的冒犯,催生了強烈的憤怒和抗拒。

 

人們譏笑潑番茄醬的環保少女,用化石燃料產物染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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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沒完沒了的路障,暴躁老哥大打出手。

 

對那些站上運油車頂的人,他們熱情祝福:

 

“祝你現在就掉下來摔斷你那該死的脖子!”

 

“趕緊去他媽的找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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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有環保活動家爬上伊麗莎白二世女王橋頂部,阻塞當地交通時,甚至有人對準他的位置放煙花“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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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間還流傳起“反串”陰謀論,因為“氣候應急基金”的資助者中,赫然有兩個顯赫石油家族的繼承人在列。

 

一個是Aileen Getty,她的祖父是蓋蒂石油公司創始人,她目前已向該組織捐贈100萬美元,並計劃在未來再捐出3000萬美元。

 

另一個是洛克菲勒家族成員麗貝卡·洛克菲勒·蘭伯特和彼得·吉爾·凱斯,洛克菲勒自不必説,正是靠着標準石油公司,成為美國第一位億萬富翁。

 

陰謀論者懷疑,一系列極端環保活動,都是石油大亨的自導自演,搞臭環保議題,就可以反向提升石油形象,一本萬利。

 

對此,凱斯回應道,自己從未隱瞞過捐贈記錄,不該把祖輩發家的刻板印象強加給後人:“是時候把精靈放回瓶子裏了,我覺得儘自己的一份力量是道義上的義務,你不這樣認為嗎?”

 

但許多人出於對富人樸素的不信任感,依然固執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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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leen Getty身着環保組織“反抗滅絕”(XR)夾克, 與戴安娜王妃等名流

 

更糟糕的是,被放花的封橋行動,造成兩名女性身亡。

 

她們在另一條公路上遭遇嚴重車禍,但交通阻塞導致救援車輛無法及時趕到,最終不幸喪生。

 

“你們也許不是故意的,但你們的手上已經染滿鮮血!”

 

憤怒的民眾在社交媒體上,把環保組織釘在了殺人兇手的恥辱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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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和政府也在積極採取限制行動。

 

環保組織“反抗滅絕”(XR)一度等被寫進英格蘭警方用於“預防”恐怖主義的培訓手冊,和“納粹”一樣成為重點識別對象,雖然遭到抗議後,警方很快表示搞錯了,但其警惕之心從未減弱。

 

上週,內政大臣蘇拉·佈雷弗曼(Suella Braverman)宣佈,將授予警方新權力,以採取更“積極主動”的方式應對氣候活動家所青睞的新型策略。

 

包括將“禁止鎖定”列入政府的公共秩序法案,防範氣候活動家使用膠水和U型鎖延長曝光時間。

 

與時俱進的嚴密審查導致環保人士的合法活動空間一步步縮緊。

 

自4月1日開始活動以來,僅Just Stop Oil一個組織,就有1880人次支持者被捕,目前有7人在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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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被捕人士

 

外界情況看起來很糟糕,但參與“十月起義”的環保組織卻甘之如飴。

 

甚至可以説,這些新興環保組織正是在故意招人討厭。

 

他們發現,再沒有比激起憤怒更好的,吸引公眾注意力的方式了。

 

襲擊《乾草堆》時,肇事者大聲質問:“難道迫在眉睫的氣候危機都不如一幅畫上的土豆泥值得關注嗎?”

 

事實的確如此。

 

別説遠在未來的氣候危機,就連以人命為代價的“死諫”也翻不起半點水花。

 

2019年,美國律師、氣候活動價Wynn Bruce在美國最高法院外自焚身亡,那一天,是世界地球日,他希望以身死喚醒民眾對氣候危機緊迫性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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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一年前,著名民權律師、環保倡導者David Buckel在布魯克林自焚,同樣是為了抗議氣候變化危機中人類的集體不作為。

 

但他們在烈火中的吶喊,沒能傳出多遠,就淹沒在娛樂新聞和明星八卦裏。

 

三年後的今天,我們甚至不再記得,曾經有人為此喪生。

 

在“十月起義”前,環保活動家曾策劃過許多更加有針對性、不打擾公眾生活的抗議方式。

 

比如策反石油大亨殼牌公司員工。

 

在殼牌大樓下,撐開消防網,鼓勵殼牌員工趕緊“跳”槽,遠離這家罪惡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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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在公司門口點名,指名道姓地要求那些正在助長石油使用的關鍵人物儘快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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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聯合招聘軟件,發佈了名為招攬,實為策反的招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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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針對匯豐銀行的“快閃襲擊”。

 

環保組織認為,匯豐銀行一面大力投資石油項目,一面標榜環保成績,表裏不一,因此他們在股東大會上,侵入會議現場,合唱“錢,錢,錢”,迫使會議主席無奈終止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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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策劃不可謂不新奇,不可謂不有趣,而且針對性明確。

 

但遺憾的是,它們就像過去所有的政府遊説、簽名和遊行一樣,沒能引起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只給這些巨頭造成了些“時下的小小麻煩”。

 

即使是更具公信力的科學家羣體也感到絕望。

 

今年4月,來自26個國家的1000多名科學家集體走上街頭,身穿研究服,把自己鎖在白宮圍欄和摩根大通銀行的大門上,在皇家學院張貼氣候危機論文,用人造血漿塗抹西班牙國民議會的門面。

 

他們舉着喇叭大聲道:

 

“世界上的科學家正在被忽視,氣候危機必須被停止,我們將失去一切,我們不是在開玩笑,我們沒有誇大其詞。”

 

時稱“科學家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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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這羣原本理智沉默的研究者走上街頭的,是長久以來的系統性忽視。

 

45歲的布里奇沃特市議員、電氣工程師理查德·摩根説:“我正在盡我所能,通過我可用的一切手段來解決氣候和生態緊急情況,但我已經用盡了所有的選擇。”

 

早在200年前的工業革命時期,就已經有富有遠見的科學家對未來氣候變化提出警告。

 

但儘管200年間,新的研究和數據不斷重申這一警告,人類社會卻並未能及時做出改變。

 

一些科學家沮喪的發現,他們繼續坐在實驗室裏測算北極冰川融化的速度,證明氣候危機的急迫性毫無意義,因為人類早已瞭解這一點。

 

他們從個人經歷出發認為,在認知與行動間真正橫亙着的,是巨大的經濟發展慣性,和拒絕接收警告的裝睡社會。

 

於是他們選擇走上街頭,變得聒噪而討厭,其中一位説道:

 

“我們不是試圖在這裏交朋友,我們在這裏試圖改變。不幸的是,這就是改變發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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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知道,環保是必要的,但如“十月起義”般激進到近乎“恐怖襲擊”的環保活動,依舊令人有些戒懼。

 

今年,他們密集的行動,隱隱顯示出一種強烈的焦慮。

 

普通民眾很難理解,這種火燒眉毛般的焦慮感從何而來。

 

畢竟今年只不過是山火洪水多了點,嚴寒酷暑極端了點,並沒有什麼不可挽回的大危機。

 

但對於氣候活動家來説,時間確實緊迫,因為他們的日曆牌上,有一條最後的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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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佈的最新報告,要想將全球氣温上升幅度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的1.5攝氏度以內,温室氣體排放必須“最遲在2025年之前”達到峯值。

 

否則全球變暖將突破臨界點,成為不可逆趨勢。

 

2025年就是氣候活動家倒計時的終點,他們相信,人類將在那一天迎來“末日審判”。

 

而現在,各國遲緩的氣候改善政策,離獲得天堂入場券明顯還相距甚遠。

 

不僅沒有進步,還有倒退的跡象——俄烏衝突帶來能源供應危機後,歐洲各國紛紛不顧國際能源署暫停所有新石油和天然氣項目的建議,開始頒發新的石油開發許可證。

 

對此,氣候應急基金執行董事Margaret Klein Salamon沮喪道:“我們必須承認,行政和媒體,正常的系統已經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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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者把熱湯潑在市政大樓前


不僅焦慮,而且氣候活動家正在把焦慮轉化為更為泛化的行動。

 

他們在法庭上吶喊,除非政府把“非暴力公民對抗”列為死刑,否則絕不停止行動。

 

計劃到2023年春天,要把參與活動的人數擴展10倍,發展10萬人走上倫敦街頭長期示威。

 

除了焦慮驅使外,迄今為止的活動成果也令他們對擴大行動充滿信心。

 

哈佛大學的最新研究發現,“十月起義”式的激進環保行動不僅有效,而且效果好得出乎意料。

 

通過與“綠色和平組織”等傳統環保組織相比較,研究者發現,新興環保團體在“每花一美元能從大氣中減少多少碳”的投入產出比上,表現要高出6-1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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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交媒體的嘲弄正相反,激進行為並沒有疏遠普通民眾,反而拉近了與中間層的距離。

 

當公眾瞭解到由於玻璃保護,名畫並沒有被破壞時,一度跌到谷底的好感觸底反彈,憤怒消散,更多人開始好奇他們究竟為何要這樣做。

 

根據YouGov民意調查,“停止石油”在今年4月的極端行動中,獲得了數百條新聞報道,當日63%的頭條,58%英國成年人支持他們關於停止所有新石油許可的訴求。

 

到了10月,對於他們非暴力破壞性抗議行動的支持率上漲到了66%,涵蓋三分之二英國人。

 

正如另一篇研究所指出,某個政治議題上出現極端聲音,有助於擴大該主張的受眾。

 

因為極端聲音的存在,會讓同一光譜上偏中立的意見,看起來更加温和、更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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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正向反饋帶給氣候活動家一種錯覺:他們是掌握真理的聖徒,正在向世人播撒末日救贖的福音。

 

而這,恰恰是最令普通人感到不安的一點。

 

無可否認,“環保”正在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政治議題。

 

德國“綠黨”,30年前創始時還風雨飄搖,如今已經是足以左右德國政壇的第三大政黨。

 

但越來越理想化、宗教化的環保議程令人恐懼。


因為,神性的“無繆”恰是失去理性的開端。

 

在街頭的抗議活動中,參與者被要求遵守嚴苛的戒律,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在他們臉上,你經常能看到殉教者般平靜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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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教者的可怕在於,今時今日,他可以把環保理想置於自己的性命安危之上,未來的某一天,就可能同樣要求別人,以同樣的道德標準奉獻一切。

 

絕對正義裏,世界的容錯率被抹消。

 

不管是近在眼前的冬季能源短缺,還是能源產業鏈上數百萬人的生計,都在更宏偉的末日目標下變得模糊,優先級降低,成為忍一忍就能過去的小問題。

 

當無論如何也無法達到目標時,殉道者是否會要求更大的犧牲?

 

當塗抹番茄醬的小手段被公眾熟悉,殉道者是否會為了更大的新聞關注,真的拿起刀片,對名畫下手?

 

“極端”是一條射線,沒有人直到這條路的終點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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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組織的下一個激進行動:一個人的叛亂

 

《奇葩説》一期節目,非常適合做結尾。

 

辯題是:美術館着火了,一幅名畫,一隻貓,只能救一個,你救誰?

 

當時,正方的黃執中選擇救名畫:不是因為冷血,而是“你的認知越高,聽到的哭聲就越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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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方的李誕用諧謔破解了“遠方的哭聲”,他説道:遠方的哭聲當然也很可憐,但近處的哭聲你都不管,你管得了遠方的哭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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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環保主義者總愛偷襲名畫?


名畫之於貓,正如環保之於你我,究竟是遠方的哭聲更重要,還是近處的哭聲更棘手呢?

 

這個問題無法回答,也無需回答。

 

因為,世界上有很多種正確,唯獨沒有唯一的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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