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小寧
採訪手記
當今的很多地域，是被影視帶起了熱度，但這熱度又可能因另一股影視風而轉移到他處。但無論如何，有一個地方於我有奇異地親近。那就是因《山海情》而大熱的西海固。這種親近感最初還並不緣於《山海情》，而是兩部以西海固小説改編的電影——《清水裏的刀子》與《紅花綠葉》。兩部電影都讓我展開了對石舒清原著小説的閲讀，進而讀到了他與攝影家王徵合作推出的影像圖文集《西海固的事情》。這些在我心裏慢慢形成一種印象，想要看西海固人的日常，就得回到這些影像文字。只是，我沒想到，這個西海固土生土長的作家，今年會寄來一部長篇小説《地動》，一下子將筆觸伸到百年前的西海固，那場歷史性大災難當中。我讀着其中的一篇篇，湧起很多感慨，也再次感到，災難題材的寫作，會因人而異，呈現出不同的風貌。石舒清的寫法一方面讓我窺到歷史中的災難的近景遠景，另外更覺得，那些用方言字眼所寫出來的故事，有着那片土地上特有的氣息，從某個角度説，是另一個意義上的《西海固的事情》。
■災難學實際上是一門大學問■
孫小寧問（以下簡稱問）：非常慚愧，如果不是這本書，我真的不知道，中國西北的寧夏西海固一帶，歷史上有過這樣一場災難。説起來正好過了百年：公元1920年12月16日20時06分53秒，海原地震，震級8.5級。涉災900萬人，死難28.82萬人。不知算不算我的認知偏差，對這個歷史性災難，感覺是到近百年的今天，才看得相對清晰。或者才充分意識到，這場災難本該被好好梳理、回顧一下？
石舒清答（以下簡稱答）：我覺得這場災難作為災難的一面，直到今天，也沒能得到很好的回顧、整理、反省和總結。近年來關於海原大地震的話題和活動都多了起來，比如我的老家建了大地震紀念館，陸續收集了一些受保護的實物碑記等，去年還準備着拍一個主題電影。但是冷靜地來看，種種活動多少都給人一種借題發揮的感覺，沒能挖掘其中的應有之義。我覺得這個應有之義就是，須不斷地追究和温習，為什麼在這樣一個相對地廣人稀的地方，會造成如此大的災難？會死傷如此多的生靈？如果再碰上同樣程度的災難該如何來應對？該從既有的災難裏汲取到怎樣的經驗教訓？從而使我們身在難中時多些辦法，使我們的受災程度降到最低，使我們多一些不幸中之大幸的感受和感慨。災難學實際上是一門大學問，從災難中學到的東西無疑是最緊要最有用的。
當然一百年來我的家鄉和別的任何地方一樣，發生了巨大變化，家鄉的父老也投身到新的建設中，不可能沉湎在百年前的一場災難裏徘徊不進，但只要有紀念的機會，只要有相關的活動，都應該在細緻的回顧中做深入地學習，一切學習的目的都在於有備將來。
問：在你開始提筆創作這部書之時，當地或者學界對它的研究梳理，大致情形是怎樣？就所擁有的資料，與別人在這個題材上對一個作家的期許，你的壓力在哪些地方？如果説挑戰感，又是在哪些地方？創作中間又是怎樣克服的？在你創作這類題材時，你的閲讀視野裏，有沒有某個範本，是你想要達到的高度？
答：關於海原大地震，學術方面的研究着手早而且是比較充分的，地震過後不久，就有翁文灝、謝家榮等知名學者到災區考察調研；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海原縣招待所建了一棟洋氣結實的專家樓，實際上就是為中外專家考察海原大地震專建的。我堂姑當時在專家樓當服務員，我給堂姑作伴，在專家樓住過的。也許當時縣長都住不上那樣闊氣的地方。專家樓還在，有興趣可以去看看的。記得一天夜裏大家正圍着看《鐵臂阿童木》，忽然就地震了，跑出樓來看了一會兒星星，見沒有什麼大礙，就返回去又接着看電視。我寫《地動》時，買了許多資料，從而得知關於海原大地震的研究，資料是不少的，但絕大多數系學術資料，寫小説幾乎用不上。就是説，這樣的一次環球大地震，除了許多的數據羅列和地質分析外，關於當時的人的方面的信息，人的情緒、人的感受、人的訴説呼號、人的遭際命運等等，都付之闕如，無從想象。涉災900萬人，死難28.82萬人的一起大難，留存後世的相關照片不足二十張，不足慈禧太后七十大壽時所拍照片的五分之一，就這點照片，大多數還是出於外國人克勞斯之手。
我寫《地動》的難處在於，既找不到多少可寫的人，也找不到多少值得寫的事。實際天翻地覆，血肉擔當，值得記錄的人事該有多少啊，怕是十缸百缸的墨水也寫不盡。好在凡事總有有心人，近些年，在無量的數字裏找尋先輩蛛絲馬跡、冷暖歌哭的人多了起來，甚至有了一個“海原大地震記憶”的微信羣。直接的成果就是，一套四冊的《海原大地震》連環畫得以出版，其中《舊聞拾遺》《民間紀實故事》兩冊，僅看看名字也讓人心動不已。老實説，基於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緣故，基於文友們提供的相關資料，《地動》的寫作過程倒是很順利的，大概是不到兩個月就寫了出來。當然預謀的時間可以説很長，作為一個喜好寫作的人，寫作未久，就覺得於我而言，“地動”可謂一個大題材大動作，常常蠢蠢作動，總是望而生畏。好在於大震百年紀念日來臨之際，終於寫了。要説實話，沒有使命在肩的自命和期許，所以也談不到什麼壓力，就是寫一篇自己想寫的小説而已。能做到寫之前充分準備，寫之時不怠不惰，全力以赴就可以了。
也想有所參考，有人推薦加繆的《鼠疫》和遲子建的《白雪烏鴉》。我買到笛福的一本寫瘟疫的小説翻了翻，但還是寫自己的而已。每天寫一篇，每篇不超過三千字，狀態好、資料也爛熟的時候會剎不住閘，破規矩一日寫兩篇，但這樣的時候是不多的，寫長東西最需要細水長流，只求一日盡興，後面難以為繼就壞了。一直記掛着一篇叫《智利地震》的小説，好像是短篇，想看看別人怎麼寫地震，但我一直等到自己寫完才看了這小説。其實有時候反而是怕受影響的，除非平日閲讀積累，臨陣磨刀找參考書，倒未必全是益處。
■寫與地震有關的眾生相是我的宏願■
問：書底介紹你是蒙難者的後代，你對它的私人記憶，大抵從什麼時候有？最初也最深的印象與感覺是什麼？當然，現在你肯定更是以作家的視角與使命感在書寫。而處理這種歷史中的災難題材，作家可能首先得做個選擇，是虛構還是非虛構，更能幫自己完成表達。在有些讀者心中，非虛構好像更有震撼力。而你選擇的是非虛構——一部長篇小説。想知道你在這中間的考量。
答：我對地震的印象應該是很早就有了，只是不和地震聯繫起來罷了。少不更事，想不了太多的。記得小時候村裏有很深的溝澗，我們去那裏給羊找草，見到很多的散骨和碗碟鞋帽之類，自然是當年大地震的遺存。説明從那時就接觸到大地震了。還有一個印象是，夜裏睡覺，會用一把鐵鍬頂着門，後來看一篇學者文章，説西海固地區晚上睡覺時，會在屋裏準備鐵鍬之類，以備地震後用來從裏面挖掘。少時記憶，至此才揭開謎底。
關於虛構還是非虛構的問題，沒有很費工夫想過，就是想着把手頭的資料用自己的語言方式重新敍述一遍。投稿到《十月》時，聽説編輯部的師友們有個議論，説是定為長篇小説好呢還是非虛構文學好。我心裏是傾向於非虛構文學的，因為確實每一篇都並非出自完全虛構，每一篇都有資料所本。蘇東坡説過一句關於書法的話，説是書法“備於正書，逸而為行草”，我覺得拿這句話來形容我的紀實與虛構好像也是成立的，就是我的這次寫作“備於紀實，逸而為虛構”。
問：也難怪定位有些犯難，我開始讀的時候仍有些錯覺——加之你每篇故事人物後面都有時間標註，我以為你是在寫非虛構。慢慢讀着就不像了。你其實是用一個個人物，以及身上體現的相對獨立的故事，組成震中、震後的眾生相。允許我這麼想象，你面對的資料，可能有些只有一些基本事實，或者如第一個故事的題目那樣——只是一頂帽子這樣的道具。你是在此基礎上構建了它的主人，以及與主人有關的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主人生活。這可能的確需要小説家的想象力。但願我的猜想對。但這顯然和某一類作家集中筆力寫一個家庭、寫一個村落不同。那樣寫也是虛構。你在這中間是怎樣做考量的？
答：確實，寫與地震有關的眾生相是我的宏願所在，我就是想努力寫出我的父老們的一個難時羣像。
説到依據基本事實來寫作，最突出的一篇應該是“魯迅先生”。“魯迅先生”這篇，我所能依據的事實僅僅是魯迅先生的一行日記，但這日記於海原大地震而言又是極重要的，不可或缺，十月文藝出版社在平台介紹我這部小説時，稱魯迅先生為海原大地震的吹哨人。雖然我憑依的只是魯迅先生的一行日記，但小説中其他部分並非沒有來歷。我查閲了魯迅先生在海原大地震前後的日記書信，還有他的同期創作，發現他那一階段與別人的經濟往來比較多，另外多篇作品都寫到和頭髮有關的事。我就把這些資料吸納了進來，作為對那則日記的必要補充和豐富。也就是説，即使我竭力施展着我的想象力時，也不忘提醒自己，告誡自己，所寫的這個事件本身，它是確然發生過的，是一個歷史事實。在如來佛的手心裏盡情翻筋斗是可以的，翻出手掌心就不可以了。
問：“災難中的人心世相。”不得不説，其中有幾個故事很神異。比如養蜂人震後回家，看到赫然展現出的家庭那一幕。你在這一處有一句：“他蹲下身子，背對着老父親和媳婦，埋着頭哭起來。他的哭沒有聲音，只能從他抖動的肩膀上看得出，這個人是在哭，是在往自己的心裏哭，是在把心裏的事艱難地往出哭。”讀到這個故事，讓我覺得，你的災難敍事，不止於我們一般所想的生離死別了。當然，有些故事又讓人想到憐憫、想到敬畏，人心的起伏之類。顯然，你想要在這個題材中對人心世相挖掘得深一些，但這同時，每一個故事又處理得很短。想到你一向以寫短篇見長，你是否覺得，短篇、不鋪排，更能顯示出某種張力？
答：我一直寫短篇小説，一是因為身體原因，一是因為我確實也喜歡這種文體。我現在希望我的短篇小説在六千字左右為好，最多不超過八千字。於短的篇幅中具備巨大張力和豐富性，是我寤寐以求的文學理想，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我希望我的小説自自然然就那麼長，而不是一種人為壓縮。實情是我確實也沒有長文短寫的感覺。
説到老公公和兒媳婦那篇，算是得來全不費工夫，一天黃昏，我和老婆散步中，談着我寫大地震的事，老婆無意中説，她的奶奶，講過一個大地震的事，説是一個養蜂的小夥子，地震後回家來準備營救，卻在廢墟里發現了父親和自己媳婦的醜事。我當天晚上就把這個事寫了出來，我覺得這個事顯現了生活本身的複雜性和豐富性，生活表面上看起來若無其事風平浪靜，誰知道內裏伏藏結構着一些什麼呢。一個朋友看了這篇很不以為然，覺得不是任何事都可以寫進文學裏去的，自己的家鄉父老啊。我理解朋友。然而卻覺得任何人事都可以寫入文學裏去，就看怎麼寫了，就看怎麼立意了，就看你意在寫什麼了。我覺得大地震不只無情地埋葬着一切，也騰出一隻手來揭示着許多。我甚至覺得其中有些篇目可以缺得，獨獨缺了這篇我倒是有些捨不得。不是它寫得有多好，而是從它打開了另一扇窗户，使我們看到了不容易看到的依然是屬人的部分。
■大而且深的視野裏來寫作■
問：一場災難中的故事構架，你寫了“當地的事”，也寫了“遠處的事”，還寫了“後來的事”。一路看下來，感覺視野在不斷放寬、放遠，這中間既有遠方海輪中的一個震動、也有入於魯迅日記中的一筆。書後的1920年編年史、西方人留下的那些珍貴史料，讓人覺得，這是世界進程中的一瞬。在閲讀與寫作的過程中，想知道，你因此增加了哪些對這場災難或者説人類災難的認識？百年前的地震，與2020年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放一起，如果做一個時代觀察，我想你一定感受尤深。
答：我是根據擁有的資料很自然地形成了這樣一個拼圖式的結構，這個結構幫了我的忙，使我可以多而不雜，亂而有序，使我既得以眼光深入，又可以眼光遠大。在這樣一種大而且深的視野裏來寫作，是一種比較特別的經歷和感受。我後來覺得只要身體好，那麼寫體量大的東西確實有它的好處，就是它這樣一個巨大的胃，使你可以把很多雜七雜八了不相關的東西都裝進去，好像寫作成了一塊強力的磁鐵，平時用不着會扔掉的邊角料，這一刻忽然有了特別的作用和色彩，主動附着到這磁鐵上來，給你增光添彩，這是寫短東西時感受不到的好處。大而能容，原來寫作上也是這樣。
2020年於每個人而言都是非常特別的經歷，一日長於百年，相信很多人都有了這樣的感受，會覺得時空的神秘莫測，會發現已然強大到上天入地的人類，原來瞬間就可以成為這個樣子，會感受到很多，會想到很多，會對社會和生命有新的認識與思考，會對人類有一個大的觀照和判斷。寫作是需要沉澱的，等到合適時候，或許也可以寫出一篇相關的東西來。
問：因為你有兩部作品被改編成電影——《清水裏的刀子》和《表弟》，我因此也補讀過你的一些小説。我一直對你的語言敍述感興趣，那種當地方言字眼的使用。可能因為同為西北人，我讀的時候，完全能轉換成我的母語來讀。眾所周知，去年的脱貧劇《山海情》大熱，讓全國觀眾也在討論，西海固語言為什麼像陝西話。我開始以為是因為裏面的演員是陝西籍，但在看過兩部根據你小説改編的西海固電影后，我確認這裏的人説的確實像陝西話。為什麼會這樣？作為作家，不妨談一談你自己的看法，以及你在小説敍述中對語言運用的理解。
答：這實際上是一個很大很專業很複雜的話題，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講清的。
關於西海固話和陝西話的淵源，也許是值得寫一本專著的。西海固有一個涇源縣，説的完全就是陝西話，查查歷史，原來這個縣的人百多年前就是整體從陝西移民而來。西海固人聽陝西話，聽賈平凹説話，聽陳忠實説話，聽秦腔，會覺得格外親切，完全是聽到了鄉音的感覺。而且陝西人的鄉音好像是頑固的，記得紅柯説話時，別人讓他不要説方言，説普通話大家容易聽得懂，紅柯很不能理解地説，他一直説的就是普通話啊。如果説寧夏西海固人説的是陝西話，那麼相當的一部分甘肅人，比如靖遠人、平涼人等等，説的方言也可以歸到陝西話裏去。為什麼西北一大片地區的人都不約而同地操着陝西口音，這也許可以成為語言學家值得用功的地方。
説是陝西話，其實細聽起來，一地和一地之間，在大的一致上其實有着細微卻分明的區別，極而言之，有時候，甚至一個村子就有着一種方言。我所在的村子是一個比較大的村子，農業社的時候，分為上下隊，其實就在一個村子裏，但不知為什麼，上隊下隊的人，好像口音上有些區別，身在其中的人會聽得很分明，完全可以憑着口音來分辨是上隊還是下隊的人。帶着一種探索的衝動和叩問的慎重，我很早就在一篇小説裏寫過這個體會的。這些細微之處幾乎是神秘的。確實不是一時半會能説清楚的，甚至可能是永遠講不清楚。
我的寫作裏是用了不少方言的，不是出於刻意，而是覺得不得不用的方言，確實有着特別的不可替代的表現力。我覺得方言是一種根系龐雜的母性的語言，臍帶相連，永割不斷。有朋友告誡我説，要在文章裏儘可能少用方言，不要人為地造成閲讀障礙。對於她的忠告，我好像並沒能完全聽進耳裏。方言只對於別人才是方言，於自己反而是再合適不過。不過怎麼運用更為合適恰當，是要好好考慮的。
問：應該説西海固現在是因《山海情》而廣為人知，但即使這樣，隱在歷史深處的歷史對大家來説可能還是很多空白。而看你的小説與改編的電影，我覺得西海固，其實是一個非常有地域特色、有非常古老的精神遺存的地方。但是以它來創作的作品還是太少了。這個文學地標感與特色在大眾心裏還沒有形成。但願這不是我的偏見。
答：謝謝您能如此説。作為一個寫作者，我也常常感慨感恩於我們是有幸生活在怎樣的一片土地上。張賢亮、張承志已經用他們的作品證明了這一點。但正如您所言，就本土寫作者來説，寫得還遠遠不夠，還顯得很不般配，我也會想，究竟我們缺着什麼，使我們挖不到我們腳下的金子，使我們摘不到就懸在我們頭頂的果子。也許稟賦裏就缺着的，後天的努力也難以奏效。
但是，各盡其力吧。沃土如斯，數百年間結一個大果子，或許是可以期待的。供圖/石舒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