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的學院派經濟學界，二戰後美國經濟繁榮的原因成了一個熱門話題。非要在學術界找出一種歷史解釋的話，當屬斯坦福大學的理論經濟學家保爾·洛莫的“新增長理論”。洛莫曾雄辯地聲稱美國經濟新的長期繁榮得益於上一代的技術飛躍，以及技術在產品和市場上的非凡運用。新增長理論並不歸因於政府宏觀經濟管理的改變，它的理由很簡單：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技術、產品和市場革新來自數百萬創新人士的經濟活動——而非來自美聯儲或財政部的官員。微軟、蘋果、英特爾、戴爾、谷歌、沃爾瑪、家得寶、麥考蜂窩信息公司、星巴克、高盛、聯邦快遞——正是這些20世紀80、90年底乃至21世紀之後出現的大公司創造了各式各樣的成功神話。
供給經濟學的影響因某種其他原因而未被承認，它從來都不是一個需要每年修正和重新實施的可持續政策。在這個意義上，它與凱恩斯理論存在很大差異。供給經濟學的目的倒不如説要解決一個問題，即大滯脹。實現較高的美國式增長是20世紀70年代供給側人士想法的一種延伸，因為這種增長趨勢在歷史上已完全實現。目前所要做的只是重新確立這種趨勢。一旦這種個別的因素得到解決，供給側人士就能讓經濟發揮出應有的潛力。
用一個關於西班牙鬥牛士的比喻可以很好地説明這一點。鬥牛士只需放下那塊布片，就能阻止一頭健壯生猛的公牛，而將布片拿起，公牛就會漫無目的地橫衝直撞。美國經濟亦是如此。20世紀70年代突然爆發出來的潛力是深藏在民眾中的創業能量，它經過無數次技術革新的增強，在大師輕輕揮舞的“布片”引導下，使美國經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這位大師就是政府，而那塊“布片”就是多變的交易工具和嚴格的税制。當某個時間節點到來，布片就被抬起，公牛繼續前衝，古老的常識自此煥發出了生機，勢不可擋，如公牛般貪婪。
這或許就是供給經濟學本來的面目。但是龐大的美國經濟究竟如何被束縛，然後又如何被解脱，這在當代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來探討或許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新總統上任實施了令上一代含恨的需求政策，供給經濟學的真知灼見自此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蒼天有眼，當今經濟學的調控手段中已經可以看到供給學派的身影，這是一方面。恰如布魯斯·巴特利特（20世紀70年代的供給學派的國會幕僚）所成功宣稱的那樣，供給經濟學深度影響了正統經濟學關於激勵、税收、貨幣政策和經濟增長的學説。除此之外，與供給經濟學有關的五位人士也相繼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供給經濟學的學院派名家蒙代爾在1999年贏得諾貝爾獎。其他獲獎者還有羅伯特·盧卡斯（20世紀80年代的國家經濟繁榮令他對供給經濟學的印象大為改觀）、盧卡斯的學生愛德華·普雷斯科特、“公共選擇”經濟學的先驅詹姆斯·布坎南以及彌爾頓·弗裏德曼（20世紀80年代擔任里根總統的經濟顧問，他誠心支持供給經濟學。）］
另一方面，供給經濟學的反對派也進退失據，令人難以理解。最初在70年代，反對派們不可一世。數十年過去了，供給側人士的各種主張似乎都得到了時間的映證，反對派越來越顯得淺薄和心胸狹窄，也越來越狗急跳牆。在成為嚴肅的政治力量之後，供給經濟學所受到的第一記重拳來自喬治·H.W·布什，他在1980年競選接近尾聲時曾評價他的競爭對手羅納德·里根，説後者信仰的是“巫毒經濟學”。潛台詞就是人多並沒有意義。對布什來説，“巫毒經濟學”一詞等於判了對方死刑，只可惜對手命大。縱觀里根的執政期（1981-1989年），關於“里根經濟學”的討論不絕於耳。就在不久之前，反供給經濟學的罵聲讓布什的攻擊也顯得不那麼下流了。下面就是最近針對供給經濟學的一段罵詞：
保爾·克魯格曼：“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曾經作過一個著名判斷，頭腦相傳的思想恰如在宿主間傳播的病毒……供給經濟學就是這種非洲病毒，無論你怎樣將它從寄居部位清除，它就是賴着不走，等待新的受害者。”
《新共和週刊》的喬納森·柴特：“供給經濟學本是為主流經濟學家所詬病的古怪學説，遭到華盛頓決策者的排斥，後來雖然仍被主流經濟學家詬病，但竟然得到華盛頓決策者的擁護，其中最大的幕後推手當屬《華爾街日報》。”
《Slate》的麥克·金斯利：“共和黨人的騙子理論當然以供給經濟學最為經典……它更多地基於理論，而不是基於證據。”
戴利·科斯：“在過去詭異的30年中，最偉大的謊言當屬供給經濟學理論。”
各種博客的評論：
“供給經濟學已成為信仰戰勝事實的實例。”
“一想起供給經濟學家，就不得不冒出一副經濟學辯論之中突然出現了一羣強盜律師和可恥辯手的景象。”
“長期的財政責任並不會拖慢長期增長，即使嘲笑曲線的蠢貨們也堅稱會如此。”
“普雷斯科特不是供給經濟學家嗎？這就跟搞智能設計的生物學家一樣，不是無知了，而是欺詐。”
最後一段提到的普雷斯科特就是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愛德華·普雷斯科特。
至少在2008-2009年經濟危機之前，用心險惡的供給經濟學的反對派們還只是權威的附庸和博客圈的次生力量，尚未產生實際影響。里根的税收和貨幣改革是一項共識，國民從這一共識中可以想象到四分之一世紀的長期繁榮發展。在國際上，供給經濟學卻廣受歡迎，風光無限。或許此類批評所產生的最大影響就是回憶。供給經濟學的歷史即使並未被埋沒，但也遭到了普遍的誤解，不僅在博客上，在報紙雜誌和學術界也是一樣。它確確實實從未有過能切中要害的資料來源，而這就是本書的寫作目的。
學院派歷史學家們有一種錯誤的幻覺，即他們對供給經濟學所採取的是學術的態度。有一本由大學教授編寫的課本自1945年以來一直影響着美國人的歷史，它寫道：
雖然歷史學家對里根的評價……隨時間推移而有所減弱……他們對里根經濟學仍然出奇一致地不贊同……儘管如此，關於里根的赤字和債務積壓如何拖累了經濟，乃至里根的減税如何影響了經濟增長，他們在不同程度上仍然是坦誠的……2004年裏根死後，對其任期的無數緬懷中甚少提到與他緊密相關的供給經濟學，因而各種證據紛紛跳出來證實該學説無法達到其鼓吹的目標。
我們不應該被這種評論誤導。因為歷史學家們——他們確實是“歷史學家”——幾乎從未提到過供給經濟學的歷史。
歷史學與其他學科的區別在於它有特殊的方法，這是希羅多德所開創的：以懷疑的態度閲讀同時代與事件有關的原始資料。有些資料是被目擊者遺留下來的，證實了存在疑問的事件，屬於原始資料；二手資料，或稱“次要資料”，是歷史學家根據原始資料所作的歷史敍述和分析；而三手資料就是對二手資料的綜合。供給經濟學的學院派歷史中是否存在一篇二手資料還是一個問題。在史學中，似乎並沒有關於供給經濟學的學術文章或著作中提到並分析了相關原始資料的補充內容。絲毫沒有。
並非歷史學家們剋制住了對供給經濟學發表評論和論斷的衝動。三手資料裏充斥着這些東西。如上文所説，歷史學家們編寫的課本對供給經濟學可謂是無所不言。那些評論專著同樣如是（屬於三手資料），歷史學家們在其中彷彿是根據他們所挑選的大部分非文獻性質的證據來描述他們對時代的印象。
關於供給經濟學的三手資料的存在背離了通常的歷史學實踐。按照通常的實踐方法，歷史學家應該首先取得原始資料，然後才能編寫二手資料。一旦對二手資料作出了重大補充，就會出現三手資料對其進行綜合。在供給經濟學的案例中，沒有出現過二手資料，倒產生了不少三手資料。也就是説，歷史學家們無時無刻不在喋喋不休地對供給經濟學大放厥詞，而罔顧其學術研究毫無原始資料的事實。
那麼歷史學家們對供給經濟學妄下評論的依據又是什麼？大部分是觀念。歷史學家們對任何事物都存在觀念——尤其是與歷史有關的事物——但除非他們恪守其學科操守並掌握了相關資料，否則這些觀念就無法像他們所想象的那樣無所不能。偉大的瑞士歷史學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曾對學生如此説道：“你應該懂得如何閲讀”——當然是指閲讀資料。對於歷史學家和供給經濟學，這句話可能不得不預先修改一下：“歷史學家的第一要務是認識到自己必須掌握的資料。”
倘若這些關於供給經濟學的文獻和圖書館資料不那麼廣博和豐富，或許這種説法會變成笑談。亞瑟·拉弗的簡介足有四十四頁。羅伯特·蒙代爾則有數百個詞條，但其實這兩位供給經濟學的創立人自己並未寫過任何可以成為歷史學證據的著作。歷史學家們公開出版了關於羅伯特·巴利、裘德·萬尼斯基、傑克·肯普、威廉·A·斯泰格爾和里根財政部的各種文獻選集，而毫不關心巴利和保爾·克萊格·羅伯特以及70年代整個里根時期的《華爾街日報》社論。供給側經濟學的早期歷史距今已有半個世紀。歷史是時候弄清自身的責任了，它應該以嚴肅的方法論來看待供給側經濟學的重大現象。
供給經濟學興起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它證明了自己是美國第三世紀最為重大的政治力量。里根主導的供給側革命不僅僅契合美國的再度繁榮和地緣政治的主導地位，它也見證了當代史上最大的國內政治洗牌：共和黨一舉成為掌控各級政府的政治力量。它其實並不需要這樣。在獲得里根認可之前，民主黨人一直在擁護供給經濟學。如果他們堅持最初的立場，或許洗牌不會發生。
最終的實際結果就是，供給經濟學不被史家認可，而且遭到了誤解。繼美聯儲五年多的寬鬆貨幣政策之後，在加税的預期下，曾在2008年和2009年盤踞國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再度出現。公共官員（及其他官員）迅速將其與20世紀30年代的危機做比較。奇怪的是，他們從未想過與近在眼前的事情比較：例如，與1974-1975年或者1980-1981年的滯脹相比。不過關於後者，確實沒有任何歷史記載，尤其是關於它們如何得到解決的記載。
危機之中，金融市場的暴跌與經濟的停滯不前兩相映照，這意味着經濟界都在關注政治進程，期望從中揣測未來將會發生什麼。然而，未來如何，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夠充分正視30年前供給側革命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本文節選自《供給側革命：一羣反正統的人如何引爆了里根時代的經濟繁榮》）
《供給側革命：一羣反正統的人如何引爆了里根時代的經濟繁榮》
[美]布萊恩·多米特諾維奇 著
ISBN：978-7-5166-2608-5
新華出版社 2016年7月
定價：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