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索維爾是美國當代最優秀的經濟學家，然而用經濟學家概括他一生豐富的著述與思考也顯得太過單薄與片面。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他以傳播常識與價值為己任，但是他也對知識分子氾濫的説教欲與到的責任感感到深深的警惕與不安。在他看來，知識分子的責任並非是把象牙塔裏抽象的概念輸出到社會上，以一種天啓式的啓迪來自我滿足。他反而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尊重社會上“沉默的大多數”。在政治觀念日益分裂對立的美國，托馬斯索維爾的言論顯得格格不入。但同樣，如果我們進入索維爾的求知之旅與思想世界，才能夠發現他的思索其實與美國曆史上保守主義傳統息息相關。本文由廣西師範大學授權發佈，摘自《文明的兩端》。
《文明的兩端》作者：何懷宏 版本：一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2年6月
20世紀以來，保守主義對美國社會和政治的影響一直深度地存在，而且時有強勢的復興。而我在這裏之所以特別標出“20世紀以來”，是因為美國保守主義其實是到了20世紀，甚至是20世紀的下半葉才正式登場，包括作為思想和政治流派的“保守主義”這個名稱，也是到那時才開始在社會上流行。20世紀早期之前的美國社會，按照現在的進步尤其是激進的觀點來看，基本可以説是處在“保守主義”的主導之下，或者説處在和激進的法國大革命有別的建國思想主導之下。
當前的美國保守主義思潮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傳統的宗教信仰；一是古典的自由主義。當然，這兩者在一些人那裏還有不同的結合。在20世紀之前的美國，這兩種思想是居於支配地位的，所以保守主義也就沒有登場的必要。直到從20世紀初開始，隨着進步主義不斷擴張，乃至使用了“自由主義”的名稱，並通過羅斯福新政而不斷擴大政府的權力，社會的宗教信仰也趨淡化，堅持傳統信仰和古典自由主義的人們才開始起而抗爭，並逐漸形成直接影響美國政治的重要力量。
美國非裔學者托馬斯·索維爾的思想也包括在這一廣義的“保守主義”範疇之內，但在其中又顯得比較“另類”。這首先是由於他的身份，在保守主義者中，非裔學者還是不多的。他的確也曾組織過一次非裔人士的會議，後來這個會議以“黑人另類”聞名。他是非裔，卻贊同偏向保守主義的思想，這讓一些進步知識分子感到困惑：為什麼一個來自“被歧視的族裔”的人，不是“不斷進步和解放”的自由派？他則嘲諷他們説，你們不是喜歡多樣性和代表性，不是認為各行各業都應該有少數族裔的代表，為什麼保守主義裏面有黑人學者的代表，你們就感到煩惱呢？當然，他不願給自己貼上任何標籤，包括“保守主義”的標籤。
儘管不願自我標明，索維爾一般還是被歸為保守主義知識分子。除了身份另類之外，他進入保守主義的路徑也顯得另類—他是從經濟學，從常識、事實與有限願景，而不是從傳統信仰進入的。也就是説，和柯克所敍述的保守主義流派不太一樣，或許他更接近哈耶克一派的“保守主義”。這一派的許多人，包括哈耶克本人，也不願被冠以“保守主義”之名，雖然他們會共同支持一些保守主義的政見，尤其是限制政府的權力，反對人為干預和烏托邦的社會理想。
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
不過，我們説到“另類”的時候，並不意味着索維爾的思想就沒有強大的影響力。在當前左傾主導的西方思想知識界，索維爾的學術思想雖然並非主流，甚至被學界有意屏蔽，卻有着廣泛的社會影響。他不僅在專業學術領域有突出的成就，晚年還撰寫了許多專欄文章，發表了大量的社會評論，對美國社會許多激烈爭論乃至造成嚴重分裂的問題，比如國家權力、法律秩序、種族關係、社會福利、AA法案和BLM運動等，都直率地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和分析。他的見解和格言被廣泛引用。甚至還有人提出“假如他是第一位美國黑人總統將會怎樣”的問題。但他的興趣不在直接參與政治，還是在思想和知識。他説：“事實上，我是相當厭惡政治的，從未登記成為任何一個政黨的黨員。”作為一位知名的美國非裔學者，從1970年代起，他就被幾位總統邀請到白宮午餐，開始的一次他去了，後來的就謝絕了。里根政府曾有意邀請他擔任教育部長或勞工部長，他也謝絕了。
在社會價值觀念分裂的當今美國，索維爾的著述和言論依然常被保守主義人士用作一種有力的思想武器。他年事已高，已經不再寫專欄文章，但推特上總還是有不少賬號不斷從他的著作中選出一些觀點進行推送。這倒符合他選擇思想學術為自己的志業的初衷：不求顯赫，但求持久。當然，也因為是非裔，他反而有一種優勢，可以在一些問題，尤其是有關種族的問題上直言不諱。他的言論並不晦澀，但也絕非平鋪直敍，而是相當犀利，令人印象深刻。在當前中國對西方思想的引入和介紹上，他並非耀眼的明星，沒有引起很多的注意。然而，鑑於上面説到的種種原因，索維爾的思想是值得我們關注和重視的，他可以幫助我們認識美國的學術和輿論非主流的一面，也許還是更貼近“沉默的多數”的一面。
一個人的“奧德賽”
索維爾屬於這樣一類思想家：不瞭解他的生活經歷，就不容易瞭解他的思想。他不是那種從小就家庭條件優渥、不食人間煙火的思想者。他的許多思想，是直接從他的艱苦生活經驗中“煎熬”出來的，特別和他的“另類”身份和典型的本土黑人經歷有關。而他所看重的思想方法，也正是重視經驗、事實和常識。所以，我這裏想先談談他早年的奮鬥經歷，這也是他形成自己的思想的時期。
索維爾1930年生於北卡的夏洛堡，是本土黑人奴隸的後代，出生後不久母親就去世了。因為在他前面還有四個孩子，老而生病的父親根本養育不過來，就將他託付給了他的姨婆。在沒有電和熱水的姨婆家，他得到了關愛，尤其是二姐，在四歲之前就開始教他讀書。九歲的時候，他隨姨婆家來到紐約，第一次發現“竟然有那麼多白人”。他住在著名的黑人區哈萊姆，讀小學高年級的時候成績就好了起來，還被選拔參加了一個全是白人孩子的夏令營。
索維爾讀中學時有點偏科，數學最好。他性格比較固執，甚至對抗老師。也是在這時，姨婆家慢慢發生了變化，孩子多了，預算緊張，姨婆也變得比較專橫，和他產生了矛盾。他十五歲開始讀高中，著名的史蒂文斯中學，但路程較遠，到家已經筋疲力盡，通常是馬上就去睡覺，到次日凌晨才趕做作業。此外，他還要在週末工作，給雜貨店送貨，所掙的錢也就剛剛夠付地鐵費和午飯錢。他開始想獨立，十六歲離開中學去做一份送電報的全職工作。雖然工資很低，但他感覺到了自由，為自己成為“一個自食其力的人”感到驕傲。到十七歲多，他完全離開了姨婆家。一開始是去往一個收養無家可歸者的“男孩之家”，但他很快離開了那裏，去到一個附近有很好的公共圖書館的地方租了一個很小的房間，開始讀書和上夜校。他意識到了教育改變命運的重要。
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
但沒過多久他就失業了。十八歲是他最糟糕的一年，他到處找工作，把消費減到極省，四處尋找能夠買到五分錢麪包和一毛錢果醬的地方。因為無錢坐車，常常要來回走十來英里。他後來在一個工廠車間找到了工作，每週工作六十小時。此外，他也一直堅持上夜校。
二十歲的時候，他雖然工資增加了，但左手的食指卻在一次車間工作中被壓壞。他想成為白領，那年夏天，他申請的華盛頓公民服務委員會有了迴音，他得到了一個職員的職位。到首都後，他聯繫上了親生父親的兄弟，發現了自己所屬家族的一些共同點，比如都努力上進、接受了高等教育等。於是，次年他又重返紐約，繼續上夜校。
1951年，索維爾參加了海軍，被分配到佛羅里達的海軍學校學習攝影。在軍隊，他獨立思考，桀驁不馴，遭受過南方種族隔離的麻煩，但總是有白人戰友幫助他。當然，他也遇到過他不喜歡的人。他説，在軍隊的生活教給他的痛苦但寶貴的東西之一，就是那些自稱“是所有人的朋友的人，通常不是任何人的朋友”。
復員後，他有了一些錢，在當時最好的黑人大學霍華德大學附近租了房間，每天晚上去大學上課，白天在華盛頓的政府部門工作。二十四歲的時候，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電話，也有了一台舊電視機。再後來，他想去哈佛等名校深造。他的考試分數超過了國家平均水準和名校錄取線，老師也為他寫了強有力的推薦信，使他終於在二十五歲的時候進入了哈佛大學。但是，第一學期期中考試，他的四門課程成績只是兩個D、兩個F。他開始拼命學習，到學期快結束時，四門課程的成績都升到了C，後來又升到B，到畢業時，他已經是優等生了。他以馬克思為學士論文的題目，直接研讀三卷本《資本論》原著。在哈佛，他雖然得到了獎學金，但還不能支撐全部費用，他通常會在暑假打工掙錢，還不得不降低生活標準到勉強生活的水平。
二十八歲時，索維爾從哈佛畢業，但還沒等到畢業典禮，他就趕到紐約大學上夏季課程並得到了一個基金的獎學金。秋天，他到了哥倫比亞大學，用九個月就拿下了碩士學位，並開始投稿。1960年3月號的《美國經濟評論》發表了他的首篇論文，此時他也被芝加哥大學經濟系錄取為博士生。他繼續勤工儉學，包括在美國勞工部工作。在芝加哥大學修完基本課程後，他到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當過經濟分析師，並在此期間結婚，還生了一個兒子。直到1968年，他才拿到博士學位。
獲得博士學位以後，他先後在康奈爾大學、阿默斯特學院、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擔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1980年以後，他到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擔任高級研究員，直到退休。
可以説，索維爾的早年經歷是本土黑人經歷中相當典型的一個，而且可能更為艱難。他是被寄養的“孤兒”，小時在南方，少年到紐約，而不久就失學，做過工人，當過兵。是不懈的奮鬥精神和教育與自我教育改變了他的命運。他從卑微的地位開始，不斷學習，也孜孜求職，在首都做過白領，也讀了最好的大學。他從南方起步，日後的學業和事業生涯則輾轉於美國的東部、中部和西部。
他也經歷了一些個人的磨難。四十六歲的時候，他的婚姻出現危機，結果離婚了。1976年，美國建國兩百週年的時候，他獨自待在一個幾乎沒什麼傢俱的小公寓裏，用一台小小的手提電視機看慶祝活動。他的兒子長到挺大都不會説話，以致後來他專門研究此事，還寫了一本名為《晚説話的孩子》的書。但他覺得自己終究還是很幸運的—從鄉下，從一個貧民區走出來，進入大學的殿堂，成為一名傑出的學者。他的第二次婚姻堪稱美滿，兒子也終於從斯坦福大學畢業。
作為一位非裔，他的生活是很典型的，一般黑人所遭受的困苦他也遭受過；但他又是很獨特的，他從這種遭遇中跳脱了出來。他是感恩的，沒有怨恨，認為自己是幸運的，一生中遇到了許多機會，尤其重要的是在合適的時候到了合適的地方。他的各種工作經歷，包括從軍經歷，以及從底層工廠到高層國家部門的奮鬥生涯，讓他緊貼現實，在思想學術和實際工作中養成了尊重事實的習慣。正如他所説的：“早年生活給了我對普通人的常識的持久尊重，那是我後來接觸的知識分子常常不知道或者輕視的。”
一個基本常識：稀缺性
在保守主義陣營中，索維爾可以説是一個古典的自由主義者。這和他的專業也有關係，他的本行是經濟學，經濟學也是他的政治和社會思想的根底。他最主要的經濟學著作是《基本經濟學：對經濟的一個常識性指導》（Basic Economics:A Common Sense Guide to Economy），台灣的版本把它譯成《超簡單經濟學》，大陸最開始譯為《通俗經濟學》，後來改稱《經濟學的思維方式》。當然，這並不是説他的思想就真的“超簡單”。這本經濟學著作他寫了十年，總是有感而發才下筆。説他是常識思想家也不意味着他的表達就不深刻，更重要的是要看這些常識是不是對的。
這裏説他是一位常識思想家，還因為雖然保守主義都注重常識，但他也許比這更多。他並不像一些保守主義者那樣持一種超越的宗教信仰，他就是從日常生活、柴米油鹽的自由至上主義經濟學走向保守主義的。
他從日常生活的常識開始。這種日常生活最多地表現為經濟生活，從生產、交換到消費。它和每個人都有關，而且常常佔用了我們的大多數時間—也就是佔用了我們的大部分生命。
常識是什麼？常識是大多數人認可，且常常是千百年傳承下來的認識。常識會不會出錯？當然還是有可能出錯。但是，我們需要區分事實性常識和規則性常識。比如説，人們過去覺得太陽是圍繞着地球旋轉，每天早晨從東邊升起，西邊落下。我們今天知道這個認識是錯誤的。然而，我們還要看到，它即便是有誤的，卻還是常常可以作為我們行動的一個規則：我們完全可以根據這一認識日出而作、日沒而息地生活。就像牛頓物理定律大概也只是在一定範圍內、一定速度內才有效，但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世界裏，我們基本可以根據這些定律活動和進行研究。
《經濟學的思維方式》作者：（美） 托馬斯·索維爾 譯者： 吳建新 版本：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8月
索維爾的經濟學是從“稀缺性”概念開始的，這是經濟學要面對的一個基本前提，尤其是在現代社會。他引用了萊昂內爾·羅賓斯給經濟學下的一個定義：“經濟學是研究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資源使用的學問。”
隨着科技和經濟的發展，人類可控的物質資源越來越多，為什麼還是會稀缺？因為“稀缺”是相對於人們的慾望而言的。索維爾舉例説，一個家裏後院有游泳池的中產家庭，也會覺得手頭緊張，甚至覺得這日子沒法過了，只能“艱難度日”。也就是説，艱難與否，家庭經濟是否入不敷出，其實還和家庭的消費水平和期望值有關。
正是因為人的物質慾望—而近代以來更是不斷增長的物質慾望，許多過去的奢侈品成了必需品—以及與比自己更富有的人相比的“稀缺感”，在不斷地調動和增強各種慾望。在這些慾望面前，資源總是不夠的，產品總是稀缺的。人類的歷史，尤其是近代史，就像是一部以前的“奢侈品”不斷變為“必需品”的歷史。
那麼，是不是能夠淡化人們的物質慾望，轉變人們的價值追求，讓他們更多地注意精神的東西，乃至創造出一代主要追求精神豐富的新人？然而，現代社會的價值追求的主流其實是與之相反的，而且還推波助瀾。這種推動常常並不以“物慾”之名，而是以“正義”“公平”之名進行的，“物慾”就更有了一種正當性。
索維爾並沒有在經濟學中説這麼多，他更多的是強調我們要面對“稀缺性”這個事實。而且，在考慮利益分配的時候，試圖增加一部分人的利益，一定會減少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這也是經濟學的一個鐵律：財富不會憑空而降，也不會自我增長，必須有人付出努力。經濟政策也就需要激勵人努力。但目前的政治學似乎是和經濟學分離的。在索維爾看來，“經濟學的第一課是‘稀缺性’—‘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來完全滿足所有人的願望’。而政治學的第一課，則是無視經濟學的第一課”。
人生在世，比較基本的條件，一是要有人身安全的保障，二是要有生計和生養。人要充飢禦寒才能活着，要達到某種物質生活標準才能體面地活着。經濟學是和物品、資源打交道的。而物質資源有一種排他性，物品與資源的使用，是你使用了，也就是你消耗了，別人能夠消耗的份額就少了，或者説，你佔有了，別人就不能佔有了。對人類來説，除了自然資源的稀缺性，更產生了一種人際的稀缺性。這就需要權衡，需要配置，經濟學就是主要考慮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
另外，這些資源不會白白地產生。也許在遠古的某些時候有“原始的豐饒社會”，可吃的野果和獵物極其豐富，但即便這樣，也還是需要採集和狩獵的勞動。現在不可能有這樣豐富的直接可取用的原生資源了，而且人們也不會滿足於僅僅擁有這些基本的生活資源。所以，如果要保證持續供給，就需要考慮擴大生產。人是消費者，但也是生產者，是“人口”，也是“人手”。這就涉及如何讓生產更為有效地利用資源，多快好省地生產出更多物品。從而，就需要有效地配置有限資源，亦即，這種配置不僅需要考慮消費，滿足各種需求，還需要考慮生產，增加各種資源。
除了開源，還有節流和分流。一種資源有多種用途，是更多用於生產大炮還是黃油，是更多用於對外援助還是本國福利，是更強調隔離救疫還是恢復經濟，都需要權衡和配置。一種資源的多種用途其實也是一種稀缺性，如果你用到了這裏，你就用不到那裏。或者説，一種資源有多種用途使得資源更顯“稀缺”了。但也正是因為有了稀缺，才需要抉擇，也才需要經濟學。如果沒有稀缺性，也就幾乎不需要什麼經濟學了。天堂不需要經濟學，地獄可能也不需要，或者只在一種很低級的水平上存在。但人間需要經濟學。
《移民與文化》作者：（美）托馬斯·索維爾 譯者：劉學軍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20年12月
我們再回到“經濟”的本意，經濟就是“節約”，之所以要“節約”就是因為稀缺。當然，古代對“節約”或“經濟”的研究主要是指個人和家庭的節約經濟，而且更多地指向守成而非擴展。今天的“經濟”的含義是無比地擴大了，但根本的意思還是沒有離開“節約”的基本含義，那就是要最有效最節省地配置資源，以產生最大或最佳的效用。
我們要反覆地談到“稀缺性”。稀缺性是怎麼造成的？哪些因素增加了稀缺性，哪些因素又減少了稀缺性？稀缺性是一個反映人與自然相對關係的概念。造成稀缺的恆久性的，大致有兩個原因：第一，地球上的自然資源有限，而對於其他星球上的資源，人類暫時還鞭長莫及，即便以後有可能利用，也還是有限而不可能無限。第二，則是人的問題。人口的數量會不會不斷增長？如果增長到某個極大的數量，即便科技再發達，自然環境大概也承受不了。人的主觀慾望會不會也不斷增長？如果是的話，即便沒有人口數量的絕對增長，自然資源也會有一天不堪人類慾望的重負。多數人大概只能在迫不得已，甚至發生大災難的情況下才會普遍降低自己的期望值，乃至接受一個“低慾望社會”。
哪些因素可以減少稀缺性呢？主要有科技的發展、人口數量的控制和物慾的降低。的確，人類目前快速發展的科技幫助人類不斷髮現新的可用能源，或者新的利用能源的方式，就像近兩百年以來的工業革命和高科技革命，使得人類能夠在人口數量暴漲的情況下還提升了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了人類壽命。另外，我們也看到，有些國家還主動通過計劃生育控制了人口數量的增長。但在節制人的物慾這方面，人類社會看來是沒有多大作為，進入現代以後反而更加刺激和鼓勵物慾了。客觀上會減少稀缺性的，還有那些古老的自然乃至人為方式，也就是馬爾薩斯所説的瘟疫、饑饉和戰爭了。他的人口定律認為，資源的增加總是趕不上人口的增長。
保羅·薩繆爾森等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馬爾薩斯的人口定律基本上被工業革命之後的技術和經濟發展證明為失效了，索維爾也大致持這樣一個觀點。但這種看法可能還是過於樂觀了。這個定律可能還是在根本處或長遠地起作用，它只是被工業革命和新技術革命推遲和減緩了，只是在短期內失效。然而，不僅技術的發展會有一個度，人口的增長也會有一個度。今天的工業文明和高新技術所帶來的經濟發展，已經可以讓地球上的人口在不長的時間裏就翻上幾番，增長到了數十億人，但問題是，如果它還繼續快速增長呢？如果技術發展到了某個限度，跟不上人口的增長呢？而且，技術本身就隱藏着巨大的風險，諸如基因工程、人工智能，更不要説大規模殺人的軍事技術，不僅對人類的繁榮，甚至對人類的存在也構成嚴重威脅。我們無法指望技術從根本上解決資源有限的問題。而今天的人們似乎還在不斷滿足提升了的物慾的道路上疾行。
既然資源總是稀缺的，就要考慮配置的問題。而由於同一種資源還可有多種用途，配置的問題就更加複雜。有個人的配置，後來也有政府的配置，所有的個人都有購買和交換哪些東西的消費配置，而企業家還有生產資金的配置。但配置這個問題説困難又不是很困難，古典經濟學認為，這種配置的大部分問題可以讓價格去解決。那看似無比複雜和變動的供求關係，基本上可以通過自由競爭的市場去解決。計劃經濟初看起來是最簡單合理和容易的，但其實是最困難的，首要的困難在於如何獲得不斷在變化的、分散在無數個人那裏的海量供求信息。索維爾反覆説明價格在自動蒐集、整合信息以及調整生產和交易上的關鍵性作用。
這還不僅僅是一個通過掌握充分信息來規劃經濟的問題。假設真有人具有了這種能力，一個這樣掌握信息的全能者或小羣體會不會將這方面的能力轉變為一種極致的權力？其實它已經是一種權力，因為這少數人要規劃千百萬人的經濟活動。但那些被規劃的人的尊嚴和自主性何在呢？而有了可以自動調節的價格，為什麼還要一些高高在上的人來規劃呢？也許適當的干預、彌補還是可以的，但全盤的管制也就意味着全盤的危險。
我們還要注意“邊際”的概念。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實際是主張通過價格來調節經濟活動，讓各人去選擇，但是，價格究竟是由什麼決定的？是後面還有一個根本的價值，還是人們將通過對自己的邊際效用來選擇，從而決定供求關係？邊際主義引入了人們的具體處境和主觀因素，也使得經濟學成為一門走向精確的科學。增值重要的是“邊際”的增值，“邊際”是人可以活動乃至大有作為的範圍，“邊際”也是可以幫助我們將經濟學納入一個精確乃至數量化的手段。有了“邊際”的概念，生產和消費就不再是籠統和含糊的了。“邊際”不僅告訴我們要注意效用遞增的方面，也提醒我們效用遞減的方面。善用“邊際”的概念，也許有助於我們節制慾望：既然效用和滿足會隨着投入不斷遞減，我們是否應考慮一個恰當的“度”？畢竟，物質生活並不是人類生活的全部，甚至最好不是人類追求的最高或主要的目標。
資源總是稀缺的，這是一個常識。可供分配的資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這也是一個常識。基本的常識還有，自然資源是有限的，人性也是有限的。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休謨，他認為，資源的稀缺性和人的品格決定了我們需要正義。資源並不是無限的，人性也不是無限可完善的。索維爾認為：“理解人類的侷限性，是智慧的開端。”
索維爾談到產權與稀缺性的關係。他認為，“產權是法律與秩序中最容易遭到誤解的一個方面”，“有幸得到大量財富的人將這種權利珍視為個人利益，但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重要的是產權怎樣影響具有多種用途的稀缺資源的配置。產權對財產所有者的意義遠沒有它對整個經濟的影響重要”。“產權造就了自我監管，相比第三方監管，它更有效、成本更低。”“即使是幾乎沒有私產的人，也能夠從產權帶來的更高的經濟效率中受益，因為更高的經濟效率能夠使人們普遍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
稀缺性也影響到生命原則。我們經常聽説“生命至高無上”“生命無價”，的確，生命是首要的，是首先需要儘量保存的。不過在索維爾看來，生命固然寶貴，但在一個稀缺資源具有多種用途的世界裏，如果説只要能拯救哪怕一個人的生命，不管花費多大的成本都是值得的，這是經不起推敲的。“在真實世界裏，沒有人願意花費國家一半的年產出，來讓某個人多活三十秒。”給第三世界國家的兒童注射疫苗的平均成本很低，卻能拯救許多孩子的生命。而為一個八十歲的老人做心臟移植手術費用卻非常高，即使手術成功，也只能增加他很短的壽命。如果因為資金稀缺不可能同時滿足兩者，這時就需要權衡何種更應優先。
索維爾類型的經濟學常會被認作一種“常識經濟學”，甚至是一種“庸俗經濟學”。經濟學不是研究少數人的可能或理想的生活和行為的，而是研究所有人或至少大多數人的真實生活和行為的。我們大多也是常人、凡人。所謂“庸俗”的常識倒不足懼，讓人害怕的是那種脱離常識的“深刻和理想的”經濟學和政治學。索維爾承認，大多數人關心的是每日的收益，他不會去譴責他們，反而不乏同情；他強調所有人都應該過上體面的生活，但他也不希望去實現一個人間天堂，因為他知道這不可能；比較而言，讓大家儘快都能過上體面的生活，要現實得多，可靠得多，而且是從現在起就逐步地改善，一點一滴地改善，而不必允諾等到遙遠的未來，先付出許多代價才支取，那很可能是一張空頭支票。
在應用經濟學方面，索維爾反對限定最低工資或不斷提高標準，認為這恰恰會使許多弱勢者難以找到工作，造成大量失業。他從自己在紐約離開家庭尋求獨立的切身經歷中感到，當年如果不是有工廠以低工資僱用他的話，他不可能獲得寶貴的獨立。他也反對對出租房房主的諸多限制，認為這反而容易造成有大量新入的貧困者租不到住房，富裕人士則保留和擱置自己的多套房產。
人類歷史上一個基本的規則性常識就是對等的“報”了—無論是報酬，還是報仇，這也是古老的生存經驗。對方投桃，報之以李。對方投槍，報之以戈。前者的“報酬”基本是在私人間進行，只有那些違反應得和對等原則的行為才由國家來進行糾正。而後者的“報仇”則在國家出現以後完全收歸“國有”。市場體系就是根據一種生活的事實性常識（即相對於人的慾望的稀缺性），以及一種規則性常識（即人要對等交易，遵循應得原則）而形成的。司法體系亦是根據一種也是生活的事實性常識（即人性中總是可能存在着一種侵犯性，人間總是會有惡存在），以及一種規則性常識（即人類需要通過一種政治社會來懲罰犯罪、對等報復）而形成的。
文/何懷宏
編輯/袁春希
校對/楊許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