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的可以第二次投胎，那我可能會選擇我若干年來一直的一個愛好：學考古和考古。
該書獲評三聯書店2020年度十大好書
三星堆
壹
考古所涉及到的神秘、不可知以及對那些神秘、不可知故事的探尋，不僅僅會有新知的獲得，而且是人對認知極限的應戰和挑戰。幾年前，一支由楊林（中國國家博物館終身研究館員）、焦南峯（曾任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長）、高大倫（曾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塔拉（曾任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等領銜的考古隊來到我謀生和工作的地方尋蹤“秦漢五尺道”，我有幸與這些考古界的大佬認識。之後，因為“蜀道-五尺道”之事，再次有幸地聆聽他們的高論。譬如，“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是怎樣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三十八屆“世界文化遺產”目錄的“秘笈”，以及入選之前中國考古界所做的工作等。於一個數理知識幾乎等於零的人來説，或許，考古，比探索地外文明更刺激。地外文明太遙遠或許也太飄渺，而考古就在我們的腳下，腳下的某一塊看似平常卻可能非凡的地下。重要的是，它還是“我們從哪裏來”的現場重現。
《了不起的文明現場——跟着一線考古隊長穿越歷史》（李零序 劉斌、樊錦詩等著，三聯書店，2020）一書，便是中國100年來考古的十個重要現場，計有：良渚（劉斌撰）、二里頭（許宏撰）、殷墟（唐際根撰）、三星堆（高大倫撰）、小河墓地（伊弟利斯·阿不都熱蘇勒撰）、秦始皇陵（段清波撰）、海昏侯墓（楊軍撰）、漢唐長安城（劉瑞撰）、南海Ⅰ號沉船（崔勇撰）、莫高窟（樊錦詩撰）。十位考古專家學者，以他們的親歷親為、對他們的考古對象的尊敬和敬業，以及專業素養，覆盤或者重現了中國自5000年（良渚古城遺址）前便走進了文明的歷程，再現了中國自5000年始到大航海時代（十五世紀）之前即兩宋的“南海Ⅰ號沉船”（十世紀到十三世紀）的文明高地。
貳
良渚考古發現的玉器與王權象徵
讀《了不起的文明現場》時，會由衷地為下面這個話題驕傲和自豪。
中國文明的發端與這個星球上其他同時期發端的文明如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倫一起，建構了上古世界文明的圖譜，為什麼除中國之外，那些個文明成了“失落的文明”（“失落的文明”還遠不止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倫，還包括稍後的古羅馬、瑪雅、波斯、阿茲特克等），而中國，正如李零在這本書的“序”中説：“現代中國，除了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無論國土規模，還是民族構成，政區結構，都是繼承古代中國”，一句話就是，中國自良渚起，如果以文字計，至遲從殷商始，中國便一直是中國。而沒像其他那些失落的文明“失落”在歷史的深處。這是人類生存史、發展史和文明史了不起的事件！這是“了不起的文明現場”鐵證般的了不起的偉大事件！
良渚古城遺址，2019年錄入“世界文化遺產”目錄，是中國文明史的一個重大事件。它表明了世界對中國文明史5000年的認同。就西人對文明史的理解，認為應有了文字和社會組織等才算進入了文明，之前的文明或叫“史前文明”（The Prehistoric civilization）。這一觀點是建立在古埃及、古巴比倫的“文字”（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古巴倫的“楔形文”）和“城邦”（如古埃及的法老世系、巴比倫王朝世系）之上的。中國的文字史，從現在的考古發現，認定為甲骨文始。
甲骨文的歷史基本可以認定距今3200—3500年的殷商時期；關於王的世系，有文字史記載為周共和行政元年（公元前841年）即距今3000年的周時期。3000年與古埃及的5000—6000年、古巴比倫的4000-5000年有較大的差別。在殷墟，除了發現大量的甲骨文（在此之前的晚清民初已陸續發現和初步研究甲骨文）外，還發現了商人的社會結構（如表明社會秩序的大型墓葬、大型禮器等）。這一發現，將中國的文明推到了3000年之前，也就是説3000年之前，中國便已經具有相當完備的社會化形態和文字。這便是《了不起的文明現場》裏的《殷墟：埋藏着一個真實的商王朝》所覆盤的歷史現場，證實了《尚書》和《竹書紀年》等先秦古籍的歷史紀年。良渚，在二十世紀初中期的發現和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的考古，不僅確認了它的時間長度，更重要的是確認了它是一座“超級城市”。《良渚：5000年前的神秘古國》考古報告中指出，這一超級城市的內城有3平方公里！這是迄今為止世界考古界發現的最早最大的城市之一。良渚的發現與考古，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提供了有力的證明。
從《了不起的文明現場》看，在 3500—5000年之間，中華文明不僅歷史的存在，而且已經具有難以想象的高度。在沒有留下文字的“二里頭”、“三星堆”考古中，我們同時可以確認：中華文明不但歷史悠久，而且中華文明的發端是多元的（這為後來中華文明的多樣性、豐富性，提供了原初文本和寬闊想象）。譬如在三星堆裏發現的銅立人和縱目人，為中國第一部地方誌《華陽國志》（約成書於四世紀中期）原以為的神話但實為現實的存在提供了物證。《華陽國志·蜀志》裏的“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裏的“其目縱”敍事，如果説這是公元四世紀“縱目人”的文字書寫，那麼三星堆的“縱目人”則是文字史前的青銅書寫。由此，我們看到“蠶叢”、“魚鳧”、“杜宇”形成的獨特文明譜系，顯示了巴蜀有別於以黃河文明的二里頭，也別於以長江文明的良渚。《小河墓地：羅布荒原上的中西文明交融之謎》，則從西域（“西域”是一個比“巴蜀”、“荊楚”等南邊距“華夏”更遠的地理概念和文化概念）的角度，以考古的現場，表明中華文化很早就有的兼收幷蓄，同時還表明豐富的中華文明的多元源流。
叁
《了不起的文明現場》上起良渚遺址（約4500-5000年前）下限南宋的沉船（距今800多年）。南海Ⅰ號沉船，證明了中國自唐開端、宋（特別是南宋）興盛的海上貿易（即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更表明了中國在世界大航海時代之前的海上發現和與世界的交往史。由此，我們見證了中華文明的發端、發展和輝煌。但是，在讀《了不起的文明現場》時，無論如何繞不過另一個話題：為什麼到了歐洲狂飆猛進的十八、十九世紀時，滿清的中國卻落伍了。
這讓筆者想起了中國一本書的命運。這本書叫《天工開物》。
今天看來，大家都認同了這樣一種説法：《天工開物》是中國第一部具有科技史意義的百科全書。但為什麼把“乃粒”（即種糧）和“乃服”（即製衣）放在書首，則大有深意。對於一個有着悠久農耕文明的國家，“乃粒”和“乃服”既是生命身體所必需的隱喻、又是人文精神所孕育的隱喻。“乃粒”開篇即説“生人不能久生，而五穀生之。五穀不能自生，而生人生之”。這兩句話簡而言之：人得以生存則需糧食，但糧食是人種的。宋應星，一面強調物質的重要，但另一面則認為只有人才是可以改變世界的主要力量之一。將種糧上升到理性和人文的角度來認知，與歷代農書相比，這是《天工開物》的重要貢獻。中華文化有編纂類書的傳統，兩宋以降尤盛，如《太平廣記》（宋）、《永樂大典》（明）、《四庫全書》（清）等，而《天工開物》則是之前之後類書所沒有的，即重理性、重科技、重生產、重實踐。在“乃服”裏，宋應星明確寫道：“人為萬物之靈”。這一説法與宋應星（1587-1666）同時代的莎士比亞（1564-1616）所説的“人是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幾近一致。這顯示出東西兩端在十六、十七世紀，世界所發生的根本變化：從古代走向近代。《天工開物》印行於1637年。歐洲自十四世紀後期開始的文藝復興到十七世紀，無論從人的解放和確立，還是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及社會制度的重構，都發生着翻天覆地的變化。從今天的角度來觀察，明後期及明末，某些領域或許感應了世界的這一變化——意大利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於1601年登陸北京城傳教，便是這一感受的最佳證物與象徵。《天工開物》（包括徐光啓、利瑪竇翻譯的《幾何原本》等）或許就是這背景的產物。
然而，歷史的弔詭與反轉卻讓我們唏噓。
歐洲在文藝復興之後，相繼出現了推進現代化的英國的工業革命和法國的啓蒙運動。工業革命以大規模的工廠化取代手工作坊，世界從此走進現代工業化和現代城市化的光榮之路；啓蒙運動則在反神權反王權上，開闢了一條通向自由平等的道路。前者，現代物質文明的開端；後者，現代人文精神的淵藪。然而，《天工開物》這樣一部具有近代科技意義和人文精神的百科全書，從明末走進清朝時，其命運遠沒有歐洲那些百科全書幸運。清朝初期，福建書商為了讓《天工開物》能夠印行，不僅刪去了書中“崇禎”、“國朝”、“我朝”等字樣，還對某些內容也作了刪節。到了社會較安定的乾隆時期，《四庫全書》編纂時，當發現《天工開物》有“北虜”等字樣，立即就宣佈《天工開物》為禁書。
此時的《天工開物》，在海外則是另一番命運。據考，十七世紀初，《天工開物》部分內容傳到了朝鮮和日本，1771年，日本柏原屋佐兵衞發行了刻本《天工開物》。這是《天工開物》在日本的第一個翻刻本（也是第一個海外刻本）。日本近世科學家、思想家、經濟學家佐藤信淵（1769-1850)指出《天工開物》“開物之學”是“富國濟民”之學，從而激發了日本向外部學習的氛圍。十八至十九世紀《天工開物》在歐美陸續傳播。巴黎皇家文庫（今法國國家圖書館前身）在十八世紀收藏了明版《天工開物》。1830年法蘭西學院漢學家儒蓮將“丹青”等部分譯成法文（這是第一個《天工開物》的歐洲譯本），1833年又有英文和德文。歐洲人不僅這般心儀地介紹、翻譯《天工開物》，而且通過《天工開物》獲得新知並極力用於實踐。1837年儒蓮受宮廷的要求，將《天工開物》養蠶部分（即《天工開物·乃服第二》裏的“蠶種”、“抱養”、“葉料”、“食忌”、“病症”、“物害”等）譯成法文，由巴黎皇家印刷廠出版了仿中國名的《桑蠶輯要》。此書為法國提供了一整套關於養蠶、防治蠶病的完整經驗，因此，此書對歐洲蠶絲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除此之外，還借鑑了《天工天物》裏的農機具，推動了歐洲農業革命。更有意思的是，達爾文（1809―1882）在讀了儒蓮翻譯的《天工開物》中論桑蠶部分的譯本後，把它稱之為“權威著作”。同時，達爾文在他的《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1868）卷一寫道：“關於中國古代養蠶的情況，見於儒蓮的權威著作。”達爾文把中國古代養蠶的技術作為論證人工選擇和人工變異的例證之一。如此説來，達爾文的進化論還有中國人的貢獻呢！
生熟鐵冶煉圖
養蠶繅絲圖
肆
文明的進程，不僅是曲折的，而且往往會付出代價。《了不起的文明現場》沒有迴避這一話題：小河墓地的悽愴、樓蘭的消失、三星堆文明的中斷、漢唐長安的衰敗、敦煌藝術輝煌的難以為繼等即是。順便一説，在漢，《了不起的文明現場》選了海昏侯墓，而沒有選馬王堆墓。須知，1972年在湖南省長沙市發現並考古的馬王堆墓，其文物之豐富、保存之完好，許多都是獨一無二的，尤其是那出土時肌膚還有彈性的女墓主，讓世界整個考古界驚呼，被認為是“東方的龐貝”。我曾走進過湖南省博物館（博物館就建在馬王堆考古現場），那薄若蟬翼且色彩斑斕的絲織品、那冠絕千載的“T”形帛畫等，隔了若干年後的今天寫這篇文時，依然在我眼前晃動。文明，有時躲閃、有時逃避，甚至挫折倒退，但文明的光芒自它開始那天起，便永遠照耀着人類的前行。二十世紀後期至本世紀的頭二十年，中華文明以一種前所未有過的面相、姿態和業績展現於世界。當然，文明的先進與否，雖然根據它發生的長短可以判別，但時間的長短並不是這一判別和認定的唯一因素。文明的先進與否，在於它的兼收幷蓄，在於它的不斷更新，也在於它是否引領了潮流。《了不起的文明現場》以夏商周先秦到兩宋的十個歷史現場表達了這樣一個規律。（本版圖片選自廣陵書社2009版《天工開物》一書）
制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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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樣加工”
宋代初現雛形
“來樣加工”是現代貿易常見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是什麼時候出現的，現在還在考證中。但從“南海Ⅰ號”發掘來看，“來樣加工”的形式在宋代、最晚南宋就已經出現了。為什麼這麼説？
可舉一個例子作為對比。1998年德國打撈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島海域發現了一艘唐代的沉船“黑石號”。這艘船上出了大量以長沙窯為主的中國瓷器，但其中沒有發現任何外國元素。我們考證過，“黑石號”可能是阿拉伯的船，但運的是中國的物品。商人買了中國的瓷器，到國外去做貿易。
最初的海外貿易就是將中國的瓷器和絲綢賣到國外，但是中國瓷器不一定能滿足當地的審美，而當地沒有技術條件，沒辦法仿造，所以到後來，很多商人就要求中國工人按照他們的審美和喜好，在瓷器上做出具有異域風格的圖案。有的外國人甚至拿一個實物樣例，讓中國人仿照着來做（這裏也有一定的推測，還需要考證他拿的到底是圖紙還是實物）。比如外國商人拿一個銀的執壺，要求你給他燒一個陶的執壺，形狀花紋都按這個實物來做，這就是“來樣加工”。
我們在唐代的沉船上沒有看到這種類型的器物，但在宋代，“來樣加工”的雛形就出現了。“南海Ⅰ號”除了中國特色的常見器物外，還出了很多明顯帶有異域風格的器物，比如西亞、阿拉伯風格的六稜執壺。這種執壺從外形看更像銀器。中國瓷器一般都是輪制拉坯，出來的器物都有一個同心圓，而這種帶稜角的，顯然不是輪制拉坯出來的，應該是手工或用模具成形。在“南海Ⅰ號”上，看到了很多模具做出來的瓷器，我個人推測這很可能是根據外商的要求製作的。
後期的“南澳Ⅰ號”明代沉船上還發現有漳州窯大盤、克拉克瓷、汕頭器，這些都是在陸地遺址中極少見到的，但是在沉船和國外收藏界就比較常見。廣東台山花碗坪遺址是古代中歐進行貿易的一個場所，那裏出了很多青花瓷，上面有高鼻深目的西方人圖案，更加説明“來樣加工”的盛興。有的瓷器上面直接就以葡萄牙聖十字架作為底款，肯定是西方人定製的東西。清代的“廣彩”也是特別典型的“來樣加工”。
(摘自《了不起的文明現場——跟着一線考古隊長穿越歷史》,22版圖片亦選自此書）
（原標題：光芒與艱辛 《了不起的文明現場》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