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楨 著
在倫敦尋找老舍故居
英國很多建築上都有一面“藍牌子”的徽章，當你在一棟棟房屋間穿行時，看到這面藍牌子，就意味着此處曾經居住過名人。藍牌子的管理部門——英國遺產委員會的入選審查非常嚴格：他必須為人類進步做出過重大貢獻，還得為大眾所熟知；如果是外國人，那他在倫敦居住時期必須是其人生或事業中的重要階段。 “藍牌子”制度創立整整150週年時，在900餘所名人故居中，唯一一位入選的中國人就是現代作家老舍。
老舍先生從1924年9月至1929年6月住在倫敦，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也就是今天的亞非學院（SOAS）任中文講師，教授古漢語和寫作等課程。他的《老張的哲學》《趙子曰》與《二馬》大部分都是在學院的圖書館裏完成的。1926年8月，《老張的哲學》在《小説月報》上連載時，他第一次用筆名“老舍”。
在英國生活的近5年裏，老舍在倫敦先後住過四個地方，其中居住時間最長的一處，也是我認為位置最好的一處便是聖詹姆斯花園路31號的住所。從1925年4月至1928年3月，他與朋友艾支頓（Clement Egerton）在這裏合租合住三年，後來因為房東漲房租，他們才不得不離開。
關於故居申請“藍牌子”的經過，老舍的兒子舒乙回憶説，他與電視劇《二馬》攝製組到倫敦拍外景，發現當年老舍在倫敦先後住過的四個地方中，有三處房子至今仍在而且保存完好，這讓他非常驚訝。根據英國政府的規定，被掛上藍牌的建築一般情況下不得拆除或改建，以保證文化的長久性傳播。
在幾處住所中，很多人都認為老舍的創作生涯始於聖詹姆斯花園這裏，因此尤其值得紀念。在諸多英國學者的努力爭取下，英國遺產委員會在2003年11月25日正式為聖詹姆斯花園路的老舍故居鑲上陶瓷製成的藍牌，上面書寫：老舍，1899-1966，中國作家，1925-1928生活於此。值得一提的是，老舍的名字除了英文拼音外，還使用了漢字標示，這在150年“藍牌子”的歷史上還是首次。
老舍這所故居的位置在倫敦市中心，距離肯辛頓皇家公園和著名的海德公園都不遠。我們搭乘紅線地鐵到達荷蘭公園站（Holland Park），出站右轉，沿着荷蘭公園大街走不到500米，再右轉進入Addison Avenue，走250米就能看到路盡頭的一座哥特式教堂，這就是聖詹姆斯教堂。附屬於它的一個小花園即聖詹姆斯花園，圍繞這個花園的一圈小路，就是我們要找的聖詹姆斯花園路。路邊均為聯排別墅，老舍居住的31號，大概位於花園正北一排差不多20聯排別墅的中間位置。在倫敦市中心，是極難找到所謂獨棟、雙拼、四聯排、六聯排這些國內流行的別墅樣式的，能有個20聯排的住宅，無論是在當時還是現在，也都算是中產階級的居所了。
倫敦這些名人故居都很有意思，你給它貼上了藍牌子，但住在裏面的人很可能並不清楚，也不太想主動打聽這個藍牌子上的人到底是何方神聖。現在的房主就是個普通的英國人，據説偶爾還會讓來自中國的老舍朝拜者進去參觀。遺憾的是，我和朋友來探訪的這天並沒有遇到房主，也不好意思按門鈴去打擾（這在英國是極其不禮貌的行為），於是只好懷着一顆虔誠之心，仔細端詳了半天樓面外觀。
三層住宅另帶地下室的長聯排別墅，翻新過的維多利亞式紅磚配素雅的米黃色外牆，一塵不染的漆黑色鐵柵欄，構成倫敦非常典型的中產階級建築格局。老舍當時住在別墅二樓，就是照片裏能看到外飄窗的那間屋子。我留意觀察了一下，屋子南北通透，房間靠東牆有一個北歐風格的書架，放着現在主人收集的一些瓶瓶罐罐之類的工藝品，除此之外，也看不到更多。相信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歲月流轉，也很難留下任何與原貌相關的細節信息了吧。
我逛名人故居時有個習慣，就是會特意想象如果自己是故居的主人，推開房門，走下台階，眼前看到的是什麼景色。當老舍剛剛搬進來時，正是略顯寒意的英倫四月，大衣毛衣是脱不得的。可花兒似乎不顧及倫敦的寒冷，早已競相開放。當年這個時候，老舍眼前的聖詹姆斯花園，也應是玫瑰、鬱金香、繡球爭相鬥豔，一派生機盎然之色。難怪他會在《二馬》裏感喟：“倫敦真有點奇怪，熱鬧的地方是真熱鬧，清靜的地方是真清靜。”這種體悟，大概就源自他在此地居住的體驗。
聖詹姆斯花園多為文人、藝術家和商界人士居住，雖然離商業樞紐牛津街很近，但它周邊卻安靜得如同一個獨立的世界。時至今日，我們眼前仍極少見到路人，車輛也稀少得很。安靜的樓宇和碧綠的草坪，加之靜寂的空氣與温暖的陽光，想來就是老舍小説裏讚歎的那種“安適太平的景象”。
説到和老舍合租的艾支頓，其實也是個不凡之人，他本是英國陸軍退役中校，出於對中國古老文明的好奇，開始努力地學習中國話。他想與老舍合住，真正原因也是想讓老舍當自己的“語言夥伴”，以幫助自己完成一個心願——把《金瓶梅》這部奇書譯成英文。對老舍來説，願意與艾支頓住在一處，差不多也是為了學些地道的好英文。他的散文《我的幾個房東》便袒露：“我在東方學院見了他（艾支頓），他到那裏學華語；不知他怎麼弄到手裏幾鎊錢，便出了這個主意。見到我，他説彼此交換知識，我多教他些中文，他教我些英文，豈不甚好？為學習的方便，頂好是住在一處，假若我出房錢，他就供給我飯食。我點了頭，他便找了房。”
老舍和艾支頓的友誼，真有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到一起的感覺。老舍月薪當時僅20英鎊，遠低於英國大學生的平均花費，只比雜貨鋪的夥計略多一點。經濟的拮据，同樣也是艾支頓的苦惱，他婚內出軌，離婚使他失去了大部分財產，偏偏這時候又失了業。能夠找到合適的合租夥伴，無論對艾支頓還是對老舍而言，絕對是難得的機緣。儘管日子不寬裕，但老舍筆下的合租生活還是充滿了日常情趣。他寫艾支頓的夫人“真可憐”，每天忙得要死，晚上回家又得給兩個大男人做飯，她手藝着實不怎麼樣，兩個男人稍微有一點不愛吃的表示，她便立刻淚眼盈盈。而老舍則時常請他們二人吃中餐，艾支頓夫人那時便會高興得如孩童一般。在老舍的提點下，艾支頓翻譯的《金瓶梅》最終出版，這部譯作如今就靜靜地躺在亞非學院的圖書架上。
我並沒有仔細地找全資料，也不知道老舍當年是如何去東方學院上班的。當時的東方學院還在芬斯伯裏廣場（Finsbury Square），距離老舍的居所差不多得有10公里。不過老舍居住地的交通非常方便，至少那時已有地鐵紅線通車了，所以説不定老舍會坐地鐵上下班。閒暇的時候，他必然會去居所南面不遠的海德公園周邊散步，小説《二馬》中被翻譯得“京味兒”十足的玉石牌樓（Marble Arch）、戈登衚衕（Gordon Street）、猴笨大街（Holborn）、歐林癖雅（Olimpia），就在海德公園周邊或是它的東沿線上，時至今日依然景色如故。你從老舍故居走出來，站在他每日必經的牛津街上，便會想到，近百年前，一位文學青年也和你站在同樣的街道上。你與他在此重逢，這就是歷史的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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