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9月16日電 9月16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江橋抗戰遺址尋訪》的報道。
江橋抗戰紀念地，斑駁的石碑肅立。幾米遠的地方，湍急的嫩江水，沖刷着保護圍欄。當年老江橋僅存的木樁遺址已淹沒在水下，卻無法阻擋這處黑龍江省文物保護單位的無聲訴説。
90多年前，九一八事變後，中華民族在這裏發出震天的不屈吼聲，那是不願做亡國奴的怒髮衝冠，是身許河山勇赴國難的血沃誓言，也最早敲響了日本帝國主義註定失敗覆亡的喪鐘。
為什麼是江橋？江橋有哪些不為人知的往事？踏着齊腰的野草，循跡那些仍殘留着彈殼的黑土地，記者在江橋抗戰遺址尋訪答案。
山河破碎
泰來，在中國版圖上，只是黑龍江省西南部一個緊鄰吉林省的小小縣城。1931年，這裏卻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國際聯盟調查團曾試圖搞清，這裏究竟發生了什麼？
泰來的“泰”與“否”，都與一條鐵路有關。《哈爾濱鐵路局志（1896-1994）》記載，北國大地，山高林密，物阜民豐，礦藏巨大，沙俄與清以“共同防日”的名義，在東北修建了“大清東省鐵路”，亦稱中東鐵路。通車之後，黑龍江省地區當局為“便商民運輸之利，且杜外人干預之謀”，修建了齊昂鐵路（齊齊哈爾至昂昂溪），此後東北地方當局又修建了洮南至昂昂溪的洮昂鐵路，泰來境內橫跨嫩江的大橋正是洮昂鐵路咽喉要衝。
中日俄曾在東北激烈爭奪路權，1931年7月、8月，蓄謀已久的日本帝國主義先後挑起了“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隨後於9月18日發動武裝入侵，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時局混亂，黑龍江省主席兼東北邊防軍副司令萬福麟遠在北平。羣龍無首，如何應變，莫衷一是。曾宗孟1932年編著的《九一八週年痛史》中記載，“一般要人莫不攜妻妾金錢寶物，紛紛以逃，甚移居哈埠或遠走平津者，尤不乏人”。謝珂曾回憶，萬福麟電令黑省，略謂：黑省軍事暫由警務處處長竇聯芳負責照料，參謀長謝珂副之。
10月中旬，張學良任命黑河警備司令、步兵第3旅旅長馬占山代理省主席職務，併兼任黑龍江省軍隊的總指揮。打，還是不打？馬占山的答案至關重要。
向死而生
黑龍江畔，中俄邊境小城黑河，一座原址仿建的青磚二層小樓，懸掛着璦琿歷史陳列館和馬占山歷史陳列館標識牌。當年，這裏曾是馬占山舊居，“中東路事件”東北軍慘敗後，馬占山來此赴任，力圖休養生息，與蘇聯緩和關係。
一紙任命，馬占山由黑河擇水路逆流而上，奔赴齊齊哈爾。長期研究江橋抗戰的齊齊哈爾市政協文史研究員張港説，當時黑龍江主力入關參加內戰，“九一八”後已無法回防，齊齊哈爾的軍政要員分為主戰派、主和派。大敵當前，謝珂最為焦急，他一邊致電張學良、萬福麟舉薦馬占山等為省主席主持大局，一邊開展有針對性佈防。
“遼寧、吉林陷落時，成箱的槍械交與日軍，今天迎敵非常需要，如黑省不亡，槍仍存在士兵的手中，假如淪陷，在士兵手中比成箱損失好得多。”謝珂力排眾議將萬福麟從國外購置、鎖在庫房的99挺輕機槍發給了衞隊團，這讓後來的嫩江橋北岸陣地阻擊如虎添翼。
歷史如煙，烽火江橋。由齊齊哈爾沿跨江公路橋南下駛入泰來縣江橋鎮，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尊馬占山躍馬疆場的雕像。行不久，即可見嶄新的江橋火車站，再行一段就到達了江橋抗戰紀念館。江橋抗戰紀念館原館長劉國忠步行至嫩江畔，他指着江水裏的保護圍欄説，當年洮昂鐵路橋在此橫跨，因地處哈爾葛蒙古屯，也稱為哈爾葛大橋，是齊齊哈爾南大門的天然屏障，橋墩是木製，上面鋪有鐵軌，如今只殘留一截木樁，枯水期有時可見。
據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所著《中國抗日戰爭史》記載，日軍直接出兵侵佔尚有顧慮，便首先利用叛國投敵的張海鵬發動進攻。1931年10月16日拂曉，張海鵬部向江橋發起進攻。
“此時馬占山正在赴任途中，張海鵬令徐景隆為先鋒司令官率3個團，在日軍飛機掩護下突發進攻，結果徐景隆在戰鬥中被當場炸死，他部下很多原東北軍士兵也不肯當漢奸給日本人賣命，偽軍迅速潰敗。”張港説，衞隊團團長徐寶珍組織反擊，並將江橋破壞3孔防敵再犯。
10月19日深夜，馬占山到達省城齊齊哈爾，立即召開軍政會議，20日，正式就職。他對民眾和中外記者説，“我已決定與日本拼命，保護我領土，保護我人民……”隨後，他又下令張貼懸賞購買張海鵬首級之佈告。10月22日，他發表《抗日宣言》，“當此國家多難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嚐膽，誓必決一死戰。”
11月4日，日軍在飛機、裝甲車掩護下，向中國江橋守軍陣地北犯，守軍英勇還擊，江橋抗戰打響了。根據史料記載，江橋分為3道防線，哈爾葛江橋正面為第一道，大興陣地為第二道，第三道是三間房陣地。
11月7日，馬占山、謝珂發出《報告日軍侵入黑龍江省通電》，電文記載“我軍將士義憤填膺莫可自止，不得已而自衞。以保祖國疆土，以存華族人格。誓拋熱血頭顱，弗顧敵強我弱……早知沙塞孤軍，難抗強日，然存亡所繫，公理攸關，豈能不與周旋？援以田橫五百之義，本少康一旅之誠，僅先我同胞而赴國難也。”
中國那時最血性的“孤勇者”，一字萬鈞、氣壯山河，署名是馬占山、謝珂，卻是誓死抗戰民眾的心聲。
誰家兒郎
循着荒草叢生的田間路駛至盡頭，再徒步穿過高高的青紗帳，記者來到了泰來縣湯池鎮湯池村三間房屯的一片高崗地。盛夏時節，及腰的野草瘋長，蚊蟲似轟炸機傾瀉而來，劉國忠眺望遠處的開闊地説，當年三間房陣地的戰鬥極其慘烈，多少年後仍能從地裏挖出子彈和炮彈，此戰規模大、犧牲多，很多烈士遺骨只能暴露於冰天雪地。
“日軍佔領陣地後只收殮了日軍屍體，中國烈士的遺骸卻散落在荒野。”70餘歲的泰來縣政協文史委員會原主任王德江曾專門做過調查，他説，據當地老一輩人回憶，第二年春天日軍擔心屍體發生瘟疫，才令各屯收屍，有的屍首已殘破不堪，當時挖了大坑，用牛車拉着填滿掩埋，但準確位置如今已無從考證。
江橋抗戰中，中國守軍雖有精鋭騎兵，但重武器不足，日本人在九一八事變中繳獲的坦克、重炮和飛機，讓馬占山的部隊吃了大虧，可以説中國守軍是在用血肉與鋼鐵拼殺，中國軍隊在自己的領土上，卻痛失制空權，只能“望空興嘆”。
彼有良械，我有熱血，無字豐碑上，有他們的名字。江橋抗戰研究學者、齊齊哈爾市民間收藏家張樹明，收集了大量關於江橋抗戰的史料和實物。有幾張日文史料照片，記錄了大興陣地激戰後屍橫遍野的情形，其中一名中國士兵在與日軍作戰衝鋒時犧牲，面對敵人仰面而死，至死緊握鋼槍；在另一張照片中，犧牲中國士兵的棉褲已被鮮血浸透，身旁荒草中插着一把刺刀，沒人知道他的名字，也沒人知道他來自哪裏。
江橋之戰，給侵華日軍以重創。在張樹明收藏的日文史料中，有一張日軍用當地農民牛車運屍體的照片，滿滿一車屍體頭與腳互疊，其中一個屍首鋼盔上畫有櫻花圖案，十分醒目。這些士兵因侵略而命喪他鄉，成為軍國主義的炮灰。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孫文政説，這場阻擊戰，東北軍駐錦州部隊並未增援，馬占山部隊最終於11月18日被迫撤退，此後輾轉富裕、海倫等地抗戰。轟轟烈烈的江橋抗戰，雖因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孤軍無援最終失敗，卻點燃了中華民族抗戰的鬥志和烽火。
視死忽如歸，無數中華兒郎血薦軒轅。曾投身“綠林”的抗日誌士李海青，變賣家產、召集舊部、毀家紓難，在對青山戰鬥中，其侄兒受傷被俘死於獄中，攻打肇州時，另一個侄兒被俘慘遭殺害，頭顱被懸於城門外；馬占山義子韓家麟為掩護馬占山撤退，佯裝主力引敵窮追，重傷倒地後仍舉手射擊，臉部被子彈打得血肉模糊，被日寇誤認為“馬占山”，首級被懸於電線杆上……正如當年《濱江時報》文章中所述：“嫩江河畔的赤血，都是我們中國血性男兒的瑰寶；江橋上面枕屍遍野，他們都唱着為國而死的輓歌……”
紅色電波
在江橋抗戰紀念館，隨處可見馬占山舊照，身材不高但透着英武之氣。記者眼前的馬志偉，身材高大魁梧，雖戴着眼鏡，身上也透着那股熟悉的精氣神。作為馬占山之孫，他曾多次前往江橋抗戰遺址尋訪答案，是什麼讓爺爺高舉義旗？
“江橋抗戰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倡導影響。”馬志偉説。
據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黑龍江歷史》記載，1931年9月19日，中共滿洲省委發表《中共滿洲省委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領滿洲宣言》，號召東北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與一切帝國主義的海陸空軍！發動游擊戰爭！”
孫文政介紹，江橋抗戰期間，中共滿洲省委派出黨團員開展援馬抗日活動。1931年11月，中共滿洲省委和北滿特委動員各階層人民組成“抗日援馬團”，在哈爾濱，許多工人將自己不多的收入捐給江橋抗戰將士，學生捐款購買的香煙、食品、毛巾等大量慰問品由鐵路加掛列車送往齊齊哈爾，許多黨團員和愛國青年在黨團組織動員下北上參加馬占山抗日隊伍。
“馬占山身邊就有一些未公開身份的共產黨人。”泰來縣人大常委會主任胡德文曾參與籌建泰來縣江橋抗戰紀念館。他介紹説，當年韓家麟介紹共產黨員李繼淵到馬占山部隊擔任少校秘書，共產黨員王復生、王國華等曾為馬占山籌措軍糧和武器，尋求蘇聯領事館幫助。王復生化名王甄海，江橋抗戰後堅持宣傳抗日、發展黨員，被日軍逮捕刑訊，胸骨、肘骨、肋骨、腿骨等全被打斷，仍視死如歸，最終被殘忍殺害。
江橋抗戰，也點燃了東北各地義勇軍的星火。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在義勇軍形成時起，就派出了一批優秀黨員幹部到其中工作，動員工人和青年學生參加義勇軍抗日鬥爭，從而為東北抗日遊擊戰爭培養鍛鍊了一批軍事領導人才，積累了抗日鬥爭經驗，為創建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武裝——東北抗聯奠定了一定基礎。
“中國人不‘熊（欺負）人’，但也絕不能讓人‘熊（欺負）住’！”在江橋鎮，隨便一問，不少人都能熱血沸騰地講幾句關於江橋抗戰的故事。在他們看來，那個年代的“亮劍”，在今天更值得憶起，那是不願做奴隸的抗爭，是對民族復興的期許。
滔滔嫩江畔，遠處筆直的跨江鐵路橋上，一列火車正高速駛過，更遠處，跨江公路橋上車水馬龍。江水無言，卻在一座座江橋的身影中，見證着中華民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槍炮聲雖遠去，中華民族薪火卻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