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運河的終點在如今的北京通州，大運河的開鑿成就了通州的輝煌。
通州於西漢建制，稱路縣。東漢建武元年，以瀕臨潞水之故，縣從水名，改路為潞。從這一次改名，從此註定了通州與水的淵源。大運河開鑿之後，隨着漕運的興起，通州越來越受到國家的重視。作為國脈根本，社稷大事的漕運，統治者自然是憧憬着漕運通濟，遂將潞縣更名通州。
在之後的八百年滄海桑田，或稱州，或為縣，泛着波光流動的“通”字，始終未改。
到了元明清時期，帝國的都城設置在北京之後，通州的地位顯著提升。每年從南方通過大運河運抵通州的槽有300—500萬石。清朝初年通州開設了3個槽倉，其規模排在京城槽倉的前三位，囤糧的數量佔京城所有槽倉囤糧量的五分之四。在槽船跟貨船數量上，僅僅明清兩朝每年平均抵達通州的數量就有三萬多艘。有數據統計僅僅在清道光年間，官方的漕船每年所攜帶的免税物資北上就達113.8萬石，南下的物資為37.9萬石。
漕運的興起，也是通州城的興起。特別是明清兩朝，隨着漕運的發展，在通州城內形成了大量的貨棧和市場。各類的糧食、雜貨的市場拔地而起，在運河西岸的糧食市場成為了當時北京城最大的民間糧食市場和批發基地。還有像瓷器、茶葉、水果、牛羊、魚等市場也應運而生，規模在北京城裏也都是名列前茅。除了市場之外，各地的商會也積極地在此建立自己的商會會館，其中僅山西會館就達3家，江西會館2家。
漕運、商業的繁華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前往。作為運河的終點，通州城吸引了天南地北的商人。再加上北京城京師的地位，每年進京趕考的學子大部分都是通過水路到達。康熙、乾隆多次南巡也都是從通州城出發。巨大的人流量，進一步地促進了通州城的繁華。
對於當時通州的繁華，朝鮮著名學者曾記述：“舟揖之勝，可敵長城之雄”，“不見潞河之舟揖，則不識帝都之壯也”，“自通州至皇城四十里，鋪石為梁，鐵輪相搏，車聲益壯，令人心震盪不寧”。
繁華的商業為通州帶來了豐厚的歷史文化財富。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彙集於此的通州，建有多處州學、書院、會館。運河的盡頭，向西望去有一座鐵灰色的高塔，這就是運河岸上最為著名的燃燈佛塔。這座始建於北周宇文氏時期的燃燈佛塔也是古通州及京杭大運河北端的標誌。除此之外，運河給通州留下的歷史文物還有很多。可惜的隨着運河的衰落，這些文物也慢慢地被人遺忘了。
説起通州城的衰落，就不得不提到大運河。通州因河而興，也因河而衰。
19世紀不僅是西方列強對清政府的軍事入侵，更是文化的入侵。新興的交通工具的引入，成本更低的海運逐漸取代了漕運。世紀末，大量鐵路的修建，特別是津浦鐵路的通車，京杭運河的作用逐漸減小。屋漏偏逢連夜雨，對於漕運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水路。清末黃河改道，運河山東段水量驟減，慢慢地河道淤淺，南北斷航，淤成平地。即便是水量較大，通航條件較好的江蘇段也只能通行小木帆船，運河的河運價值逐漸廢棄。
作為依賴於運河的通州也開始走向了沒落，清末、民國年間的戰爭更是讓整個國家停滯不前，在這樣的背景下，通州自然也逃脱不了衰退的事實。
2015年7月11日，北京市委十一屆七次全會審議通過了《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通州正式成為北京市行政副中心。這座盛極一時的千年之城，如今作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正在迎來一次新的騰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