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6年，清朝弘乾隆年間，有一位叫計兆美的人在杭州行乞，卻在某個深夜裏，因為口音不同引起了當地人的注意，先被一大幫人圍住毆打一頓，押到衙門，又要拷打。計兆美屈打成招，只好説自己就是來“叫魂”的：他用兩張符紙咒死了兩個小孩——小孩的名字是他胡編的。結果，新的一輪拷問開始了，縣官要求他供出是哪裏得了這些符咒，又是誰在指使他“叫魂”的……
當時，浙江地區的妖術恐慌已持繼了一段時間。雖然各種各樣的“妖術”幾乎都沒能確鑿地審出來的，但最終，案情彙總到了乾隆皇帝那裏，引起了統治者對那些遊離在統治秩序之外的人們的恐慌：擔心他們剪人髮辮的“妖術”，會破壞“國家制度”(滿清的剃髮制度)，更擔心會引起謀亂。於是，朝廷把“妖術”作為一項重點來追查。
這個故事來自於孔飛力的《叫魂》。之所以想到這本舊書，是因為最近明星趙薇深陷輿論漩渦，而牽涉的事件竟然與某種妖術有關(不瞭解情況的人，可以搜一下“萬惠”)。
就是説，趙薇曾陷害某網站的負責人吳樂水及其妻子萬惠，並曾給粉絲孩子取名“吳樂水”，“將自己害死的人的名字送給了粉絲的孩子”，是希望其死後永世不能翻身。雖然後來趙薇一方發聲明稱根本不認識吳樂水和萬惠，也有網友查出此事的時間節點處處錯誤，純屬子虛烏有。不過那不是重點。重點在於，趙薇在新片裏啓用了一個被視為“台獨”的藝人。雖然該藝人在聲明他不是“台獨”，而且他演出過的多部片子一直都可以在大陸公映，趙薇的新片也通過了備案;趙薇甚至已撤換了這位男主角，都不能平息爭議。趙薇因此被揭發：她和馬雲是共濟會成員，能量通天，“資本操縱”，連團中央的微博都敢刪，並控制了熱搜榜，背後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事情發展到這裏，便是對智商的羞辱了。有人説，原來趙薇發動了土耳其政變來掩飾自己的惡行，原來趙薇安排了今天早上太陽五點鐘的升起，原來趙薇是三體的破壁人，原來趙薇是想破壞神盾局的九頭蛇……而且，凡是替趙薇説話的所謂“大V”，都受到了無差別的人身攻擊。還有人列出了一個收錢洗白趙薇的“名人榜”，連首富之子王思聰也榜上有名。
這種以“愛國”為名號衍生的攻擊行為，實在令人無法消受。除了個別起到誘導和組織作用的大型組織、某些商業機構和營銷號之外，很多參與攻擊的個體，都是真誠的，是擔憂趙薇背後的“通天勢力”的。他們在攻擊他人時不僅理直氣壯、正義在身，而且真的相信邪惡力量很大，併為此憂心忡忡。
這種恐慌，與十八世紀時的“叫魂”妖術流行何其相似。只不過，這一次的“妖術”，並非“萬惠事件”或“共濟會”，而是“資本控制”這種具有現代表徵的玩意兒：看，居然能把團中央都黑掉了，讓團中央可憐巴巴地“求不刪”，還把網友的微博評論和點贊都刪掉，還能發動那麼多各種“大V”為其洗白。進而，她背後是各個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角力，這實在是太可怕了!
問題是，在中國的社交網絡上，刪帖禁言封號不是很日常的一件事嗎?哪天不刪成千上萬條微博，封無數個號，怎麼就沒人驚詫了呢?怎麼有個明星刪了攻擊她的帖子(況且微博官方也出來闢謠了)就覺得世界末日了呢?
説到底，他們擔心的不是“資本控制”，而是被“不愛國的資本的控制”(雖然這不是真的。而且，趙薇參加過國宴，習近平還曾把她推薦給韓國總統)。今天人們所恐懼的並不是“妖術”“共濟會”，甚至不是“資本控制”，而是“不愛國”。闢謠是沒有用的，十八世紀末的哪一次的“叫魂”妖術哪一次是真的?恐慌還不是照樣越鬧越大。
問題是，任何人，無論貴賤都可以指稱別人為叫魂犯。《叫魂》一書中深刻地指出：“一旦官府認真發起對妖術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機會來清算宿怨或謀取私利。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個人，無論惡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這個權力對普通民眾來説向來稀缺的社會里，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力。”
實際上，不管中西方，在非文明時代裏，常會有某些罪名，非常好用，只要抬出這種罪名，不需證據可以打倒對方;它是懸在所有人頭頂上的劍，是公眾的恐懼之源。而這種恐慌，並不是你們以為的由愚昧的民眾自發形成、擴散開來的;其實，它是上層社會根據政治目的，自上而下發起的：它想讓你看到什麼信息，你就相信什麼信息。
比如在十七世紀的歐洲，宗教改革的社會背景下，“女巫”就是一個非常便利的罪名，他們可以用敦促女性“供認”出審訊者想聽到的最變態的性刺激行為，捉巫事業讓律師、法官、牧師和審訊者沒有失業之虞，雷米十五年之內處決了九百個女巫，三百年間，至少有六萬多人被以行巫術的名義處決——惟一的困難是如何儘量多地找到和殺掉女巫。(埃克·伯科威茨《性審判史》)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既有十一世紀時，歐洲基督教會會炮製或散播諸如猶太人用基督徒進行血祭的誹謗、猶太人指使別人投毒的謠傳;也有十九世紀中後期，中國指斥洋人教堂拐騙小孩、並且用小孩的內臟器官制造藥物、吃小孩的心肝等傳言;更有“文革”時隨手指誰誰就是走資派、資本家、工賊、反革命等等的全民癲狂。
其實，各個社會層面的目的是不一樣的。乾隆皇帝追查“妖術”，是想通過事件來加強對官僚體系的控制，並清查民間的“異見”;各級官員對“妖術”調查的積極配合，是想瞞上欺下求得自保或獲利;民間對“妖術”的恐懼，則是信息掌握不全之下的盲目。出發點不同，卻殊途同歸。“妖術”恐慌，從來都不是民間自發的。而發自內心地擔憂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被一個女明星分裂，排隊對明星及其同情者進行辱罵，這種浩浩蕩蕩的愛國方式，也不會是民間自發的，否則早就被第一時間被屏蔽了。
我們很難解釋，是否在我們的世界裏，妖術既是一種權力的幻覺，又是對每一個人的一種潛在的權力補償。因為沒有真正的道德準則，明知一種東西(比如權力)是非道德的、不合理的，但因為有用，我們就揀來用;但想丟棄的時候，那種東西已經被別人非道德地施行在我們自己身上了。
我們常常想象着一個不公平的社會里，我們能有幸佔據主導權，成為社會的施害方;殊不知，我們很可能是那個受害者。這就是協從不正義的代價。
《叫魂》一書對乾隆時代的總結是：“中國的帝國制度本身是否已達到了非使‘政治罪’成為政治生活一部分不可的地步?”檢討一下，我們現在是這樣了嗎?
我希望，它永遠不會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