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京的一天晚上，我跟朋友走進了一家位於澀谷地下的居酒屋。我們倆都不會日語，但是有一個英文很好的女服務員盈盈笑着走過來，遞給我們熱的毛巾和碗筷。
她看着我跟朋友黝黑的皮膚，東亞人的面孔，和簡單的背心短褲的打扮，好奇地問我們來自哪裏。我們説我們是中國人，但是都是兩三個月前從美國大學畢業回國的。
“我曾經住在灣區，”在知道我們都在美國居住過之後，她激動地説，“但是我並不喜歡那裏，一切都離得太遠了。東京很熱鬧，房子都挨着……”
我們離開的時候，她跑出來，遞給了我一本澀谷旅遊地圖：“你看，這上面好玩的地方我都給你圈出來了。”
這個胖胖的日本女孩笑着跟我們道別，我感激地對她揮了揮手。
有了各種方便的手機應用，那本紙質地圖其實根本派不上用場，然而它讓我感覺到一絲温暖——彷彿我們是有了什麼特別的聯繫一般。
我與東京攝影師Ken的相遇也是如此：有些湊巧，也有些特別。我與他素未謀面，幾個月前在instagram上偶然看到他拍的照片，覺得很對我的味兒，於是私信去打了個招呼，説要是在東京的話，咱們見個面吧。他的英文不是很好，但是他説：sure。
在與他見面之前，我其實並不知道如何跟日本人打交道。日本文化對我來説很陌生。。就像一場面試，我沒有準備，面試官也沒有。
跟Ken約好了在澀谷相見，我看過他的照片，所以一眼就把他認出來了。而在我認出他的同時，他也認出了我。我們相視一笑。正在我思考要不要鞠躬的時候，Ken伸出手來：“Hi, nice to meet you. I'm Ken."
啊，原來是這樣。我也笑了。握住了他的手：“Hi,I'm Gogo."
Ken説，每次拍照之前他都會跟模特一起去快時尚店賣一些衣服。以前我在費城的時候有些攝影師也會這樣做，只是他們之後都會把這些衣服退回去。我們在HM裏待了半個小時，選出了一件黑色拉鍊短袖，一件黃色棉質襯衫，一條牛仔裙，一雙黑色帆布鞋，和一包襪子。他和我的朋友王想想就等在更衣室外，我每換一套，就會出來給他們看看，讓他們評判。
買完了衣服，我們走出商店，沿着一條上坡行走。
你平時除了攝影，還幹嘛呢?我用英文問。
嗯?什麼?他有些聽不懂。
我用手指了指身邊快步走過的西裝男：你上班嗎?穿西裝，坐在辦公室裏嗎?
他彎下腰來聽。聽懂了。
啊!No,No,No。他説：我不喜歡西裝。我不在辦公室裏工作。除了攝影，我還是個DJ。
哇!我説，那你告訴我你都聽什麼吧。
EDM。他笑笑。
那你在東京都去哪裏買碟啊。我繼續問。
買碟?
Vinyl。我説，比了一個大圓。黑膠，CD，音樂。
噢!他説，來，我帶你來一個地方。
現在?
對，這裏。他沒有看我，拐角走上了一個完全不起眼的山坡。
我跟着他走上去，他繼續拐上了一個鐵樓梯。
這裏，是我最愛來的唱片店。他説。
穿過貼滿海報的樓道，我們推開門，進入一間狹小的房間。房間裏整齊地擺滿了黑膠唱片，從100日元到很貴的經典款，應有盡有。雖然我們一行三人同時進入唱片店，卻沒有人抬頭來看。店內放着很實驗電子音樂，只有beats，沒有旋律和歌詞。
我們在“日本音樂”一欄停住。他忽然説：等一下。然後往後退了兩步，拿出了相機。
我低下頭，看着手上的唱片。
咔嚓。
Daft Punk。他走過來：我最喜歡的音樂人。
啊，我最喜歡他們的“Touch”。我説。
Touch?他臉上又浮現出迷惑。Touch。哦!Touch。
我笑了，我們的英文對話，有的時候就如E.T.中和外星人的對話一般。
在跟Ken相處的兩個小時中，我們走遍了澀谷的大街小巷，他看到了什麼，便會讓我停下來，拍照。Ken挑選的地方都十分美國：古董車，霓虹燈，天台……他沒有選擇日式的街道，也沒有讓日本文字進入圖片。他説，他26歲，並不想一直住在東京。他想要去紐約。
Ken的英文名字來自《街霸》，那個金髮肌肉男。他最愛的電影是《猜火車》，而他也等不及《猜火車2》的上映了。我笑着説，你真的是日本人嗎，你是美國人吧。
Ken的揹包來自NorthFace，上面纏着Alexander Wang的黑白圍巾。他説他不喜歡Onitsuka Tiger，因為全世界的人都在穿。我指着他系在揹包上的圍巾説：這個牌子，昂，全世界人也在穿。
他回過頭來：沒有吧!
有!我説：Alexander Wang，好多人都穿。
至少在日本不這樣啊。他驚訝地説：日本沒有很多人穿。
我對Ken説：我跟你，十分鐘之前還不認識，現在就可以在一起拍照，談論喜歡的音樂和電影，去看唱片店。雖然語言不太通，但是卻感覺並沒有隔閡。也許這個世界就是慢慢，會融為一體，被揉成一個球，我們每個人，都獨特得差不多。
説了這麼一大段，他似乎聽懂了，也似乎沒有聽懂。但是沒有關係，這可以是一個對話，也可以是一個自白。
幾天後，Ken給我用facebook發來圖片的時候，我正坐在東京涉谷的一家布魯克林風格的咖啡館二樓打着字。咖啡館裏放着的是紐約快時尚商店會放着的那種音樂。快節奏，美式，雷鬼，説唱。讓你並不想要停下來，深呼吸。我看着路上快速行走的人羣，他們與北京的年輕人並無大差別。
我激動地打開文件夾，一張一張地看着，幾乎每一張我都很喜歡。
太棒了，我説。下次來北京吧，我帶你去衚衕裏拍照。
Sure!他在電腦那頭説。
我下載完照片，關上這個叫做“Gogo”的文件夾，往窗外望去。
路上有闖紅燈的，看上去生無可戀的青年，正如我們在黑膠唱片店裏的那些，瘦削的身體撐起來一件古着夏威夷襯衫，頂着啃呢個花了很多時間打理的泡麪頭。
也有粉色頭髮，穿着黑絲的眼鏡女青年，抱着一隻大箱子，在往工作的店走去。可能是早上要開店，她的步伐很快。但是箱子又很重，她便搖搖晃晃地向前挪動，像一隻企鵝。
人們的服裝與中國人大同小異。家庭主婦穿着套頭衫，棉毛外套，過膝半裙，拿着書，推着嬰兒車，在咖啡館裏小聚。
我託着腮看着外面，咬着塑料咖啡杯裏的塑料吸管兒，覺得東京跟北京上海並無太大區別。人們還是生活在一個體制內，上班族臉上寫着可以看得見的壓抑感。能夠反抗的青年用時裝和音樂來表現自己，大量接觸西方亞文化並且將其變成自己的一部分。
我忽然想到十幾年前，我那個使勁兒想要跟外界發生聯繫，交我身邊學校小圈子以外的朋友的時間段。初中我就註冊了youtube，myspace，還獵奇地註冊了各種外國婚戀網站和小遊戲網站，就是為了跟在地球另一側的同齡人連接。我不滿於我當時的生活，覺得不被人所理解，想要跨過大洋去找到自己的羣體。然而那個時候我認識的人，卻都沒有跟我保持長時間的聯繫。我們的相處方式生硬而突兀，我只是一個外界信息的淘金者罷了。
然而在十年後，交外國朋友卻可以偶然但是自然。我不知道這是因為我個人的成長還是時代的變換，也許兩者都有。
上學的時候，我其實對於生活並沒有那麼多的掌控，但是一旦走出高中，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大城市居住，學習和工作，就跟另一個大城市的年輕人能夠很快產生共鳴。我們喝一樣的連鎖咖啡，聽一樣的音樂，甚至用一樣的相機鏡頭。我找到他，他找到我，也可以只是通過非常直觀的圖片，立馬就能夠斷定：啊，這是我幾千公里以外的同類。
石康曾經在《心碎你好》裏面描述過一種生活的感覺：“一切似乎是緩慢的，靜止的，可忽然間，你會發現，你已經被這個時代，或者説，被那該死環境裹挾着一日千里。” 就是在這我都感覺不到其波瀾的季節更替中，建立一種自然的跨國友誼卻並不是難事了。我在中國，和Ken在日本大城市的生活並無太大差異，而我們接受的信息也無大差異。我去約他出來拍個照，連害羞這一點都省了。
而當我閉上眼，我，與身邊這些，樓下那些日本年輕人之間的界限也消失了。我從紐約回來，Ken夢想去紐約。我們都還沒有被社會定性，也不知道下面將要發生什麼。我們被時代推着往前，接受變化並尋找同類。正如石康所寫：“在聽天由命中抱一點僥倖心理，打完一局，要是成功，就會高興，反之，就會很不痛快，但希望常在，下一局在片刻間就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