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信出版社推出了蘇聯作家瓦西里·格羅斯曼的《生存與命運》中文版。這部75萬字的長篇鉅著，被歐美公認“當代的《戰爭與和平》”、“20世紀最偉大的俄羅斯小説”，在豆瓣也有着9.5的高分。但在1960年代的蘇聯，它卻一直被禁，出版過程頗為曲折。
瓦西里·格羅斯曼在衞國戰爭期間曾作為《紅星報》的特派記者去往前線採訪報道，經歷從莫斯科保衞戰到攻克柏林幾乎所有的主要戰役，因而獲得了大量一手資料。《生存與命運》以斯大林格勒保衞戰結構全書，格羅斯曼歷時八年創作，至1960年才完稿。在尋求出版的過程中，1961年2月，蘇聯當局派克格勃闖入格羅斯曼的家中，搜走了小説書稿。格羅斯曼寫信給赫魯曉夫申訴也無果。據説，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蘇斯洛夫判定這部小説“比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更加危險”，“兩百年後也不可能出版”。帶着遺憾，1964年，瓦西里·格羅斯曼因癌症病逝於莫斯科。
1974年，在“氫彈之父”安德烈·薩哈羅夫等人的幫助下，小説的備份手稿以微縮膠捲的形式被偷運出蘇聯。1980年，《生存與命運》率先在瑞士出版俄文版，之後它被翻譯成英文、法文、德文相繼出版，在歐美引起轟動。直至1988年，它才在蘇聯老牌文學雜誌《十月》上分四期連載，之後出版單行本。
澎湃新聞獲得授權，摘錄中文版譯者之一嚴永興所寫的部分譯者序，詳細介紹瓦西里·格羅斯曼以及這部經典之作。
1950年代，瓦里西·格羅斯曼在書房中閲讀。一、“缺乏對勝利的組織者——黨的評價”瓦西里·謝苗諾維奇·格羅斯曼在中國幾乎是個陌生的名字，他比《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只小四歲，名氣卻比奧氏小多了。不過論才氣和作品的藝術水平、思想深度，格羅斯曼則不知要高出幾許。
格羅斯曼1905年生於受猶太文化影響極深的烏克蘭的別爾季切夫，母親為猶太人。1929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數學物理系。畢業後他在著名的頓巴斯礦區任工程師。1932年他將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格柳卡烏夫》寄給高爾基，徵求大師意見，很快便收到高爾基的回信。高爾基指出，他必須克服描寫頓巴斯礦工日常生活和工作上的自然主義，刪除多餘的情節，更合理地組織素材。格羅斯曼似乎茅塞頓開，花費一年工夫進行修改，1934年這部中篇小説在《文學頓巴斯》上發表。同年，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説《在別爾季切夫城》在《文學報》上發表，高爾基讀到後，邀他見面。格羅斯曼回憶道，這次會面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今後的生活道路。
無獨有偶，癱瘓在牀的奧斯特洛夫斯基亦於1932年至1934年發表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兩人的文學創作可以説是同時起步，一個經高爾基點撥，一個由編輯加工潤色，但格羅斯曼剛剛起步，奧氏已經在飛躍了。
格羅斯曼急起直追，一連發表了幾部短篇小説集《幸福》(1935)、《四天》(1936)、《短篇集》(1937)和中篇《廚娘》(1937)，可依然是名文壇小卒。四卷集長篇小説《斯捷潘·科爾丘金》(1937-1940)才使他一舉成名，躋身文壇。這部作品描寫青年工人斯捷潘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長過程，但這種題材和手法的作品，當時在蘇聯多如牛毛，算不得上品。
衞國戰爭期間，作為《紅星報》軍事記者的格羅斯曼一直活躍於前線，寫了《主突方向》《特雷布林的地獄》等名篇。中篇《人民是不朽的》1942年發表在《紅星報》上，成為蘇聯戰爭文學的經典作品。從衞國戰爭到戰後初期，蘇聯作家創作了大量作品，謳歌蘇聯人民抗擊德國法西斯的英雄主義和大無畏精神。這些作品無疑極大鼓舞了在戰爭中殊死搏鬥、保衞祖國和戰後在一片廢墟上重建家園的蘇聯軍民。包括《人民是不朽的》在內，這一時期戰爭文學的最大特點，是對愛國主義、民族精神、英雄主義的張揚，充滿萬眾一心戰勝德國法西斯的堅定信念和陽剛之氣。這體現了面對滅絕人性的兇惡敵人和國破家亡的嚴峻局面，作為文學家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同時，也是那個時代政治、軍事、社會複雜背景下文藝政策使然。誰也不會在這種時刻寫離經叛道的作品，只有索爾仁尼琴這樣的毛頭小夥，才會不知深淺從前線給友人寫信，暗罵斯大林，使自己受縲紲之苦。
1943年，格羅斯曼開始構思並創作描寫斯大林格勒戰役的長篇小説，第一部《為了正義的事業》於1952年在《新世界》第四期上發表。這部作品歷時九年完成。這期間世事劇變，戰爭文學亦不例外。如果説，二十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初的戰爭文學，單憑驚天動地的英雄事蹟，便能滿足浴血奮戰、獲得解放並沉浸在勝利歡樂中的大眾的情感共鳴和時代需要的話，那麼此時的讀者已經開始了對戰爭的反思，他們要求瞭解戰爭的真實、人民所受苦難的真實、人類心靈所受創傷的真實。也就是説，要求作家講真話，寫真實。因為唯有在真實平凡中，才能發現深邃哲理。他們活下來了，不是因為有太多的歡樂，而是因為有許多苦難，這些苦難在他們的掙扎下，都過去了，且從記憶中昇華，成為面對未來的泰然和企盼。
九年磨一劍的格羅斯曼，敏鋭地感受到了讀者的這種心態和需要，在《為了正義的事業》中，他展示了驚心動魄的斯大林格勒車站防禦戰，一個營的戰士血戰到最後，無人動搖退卻，無人生還。作品還描寫了希特勒空軍對斯大林格勒瘋狂的八月轟炸和保衞城市的紅軍戰士、工人民兵、全體居民的堅韌不拔與悲慘命運。作品一經發表，好評如潮。同年七月，烏克蘭詩人巴讓去信，向他表示誠摯的謝意，感謝他創作了這樣一部富有人性、思想深邃、不説恭維話的作品。1953年初，一位列寧格勒讀者給他寫信説，最近十年沒有一部作品能像《為了正義的事業》那樣深深打動她的心。但對格羅斯曼的批判亦接踵而至，1953年2月13日，評論家布賓諾夫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批評小説“除了幾個章節外，完全是失敗的”、“蘇維埃人的形象在長篇中是蒼白的、順從的、沒有特色的”、“作者力圖證明，是平凡的人們建立了不朽的功勳”、“缺乏對這次勝利的組織者——黨的評價”。
同年三月，斯大林逝世後的第十九天，蘇聯作協理事會舉行會議，作協總書記法捷耶夫在題為“作家協會工作的某些問題”的報告中，嚴厲批評格羅斯曼的《為了正義的事業》宣揚“善惡循環的反動唯心主義哲學”和“無衝突論”。1954年，作品出版時，格羅斯曼不得不進行了大量修改，但依舊難逃厄運。1956年以後，他的作品不準出版和再版，一個名聲並非十分響噹噹的作家，從此淡出江湖。要不是政治上的際遇，也許，他真的會永遠在文壇上銷聲匿跡。
1945年，瓦里西·格羅斯曼隨蘇軍進入柏林。二、“為何將我的這部小説當作一個殺人犯那樣予以關押?”
蘇聯的文化機制非常奇特，一方面願意頌揚一些人的聲譽，哪怕其作品虛假蒼白得令人咋舌，另一方面也把一些作家視為異類，打入另冊，貶損之，批判之。搖旗吶喊式的頌揚和狂風暴雨般的貶損，都源於一個時期的文藝政策和某些人卑劣狡黠、趨炎附勢的心態，與正常健康的文化氛圍南轅北轍。遭此劫難的不止格羅斯曼一人，然而他既不願從此擱筆、停止創作，也不願改弦更張、隨波逐流，等待他的只能是更悲慘的結局。
四年的殘酷戰爭，母親及其他親屬在戰爭中遭受悲慘命運，戰後辛勤筆耕卻遭貶損封殺，對一個文化人來説，是最痛苦的，格羅斯曼陷入精神上深深的孤獨無助之中。但亦正是這難言的孤寂，使他能徹底洗滌人生的喧鬧與浮名，去與長眠地下的親人和戰友對話，探尋真理，挖掘歷史、戰爭、生存和命運中深層次的藴藉。
蘇共二十大的召開和對個人迷信的揭露，使蘇聯文學開始“解凍”氣候，亦使格羅斯曼那顆冰冷孤寂的心充滿希望和新的活力，他下定決心，要再次通過文學作品來表達他重新形成的歷史哲學觀。因此，雖然他着手創作的《生存與命運》是兩部曲的第二部，雖然作品的情節線索依然以斯大林格勒保衞戰為主線，雖然《為了正義的事業》的主人公除了為國捐軀者，不少人物仍在小説世界中繼續生活和戰鬥，受着生存與命運的煎熬和撥弄，但作品從構思、觀念、手法到整體的思想藝術水平，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完成了一次飛躍，達到了新的高度。如果説，作家在《為了正義的事業中》所要表達的最高思想，是為正義而戰的人民是不可戰勝的，那麼在《生存與命運》中，一切要複雜得多、豐富得多、深邃得多。作家已經不是單純地描寫歷史事件，描寫人物的生活和命運，而是在對現實生活和人的生存與命運的根本現象的敍述之中處處綻放着自己的思想之光，以及自己對社會、戰爭、民族、人類命運的獨特見解之光。
1953年至1961年，格羅斯曼在孤獨苦寂中，用這八年時間，終於完成了這部七十餘萬字的鉅著。四周萬籟俱寂，身邊除了一堆傾注了他全部才華和心血的厚厚的文稿，連個朋友也沒有。他輕輕籲口氣，苦澀地搖了搖頭，閉上疲憊的雙眸。他不知道，明天到編輯部，他的《生存與命運》將會有什麼樣的命運。他更沒有想到，此時此刻，他完成了一部日後將被譽為“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和平》”的經典之作，他從真正意義上完成了一次傷痕累累的文化突圍。
第二天，他惴惴不安地來到《旗》雜誌編輯部，把沉甸甸的手稿交給接待他的編輯，接着便是戰戰兢兢的等待。他何曾料到，即使是在赫魯曉夫執政時期，即使是在許多“出格”作品紛紛破土而出的“解凍”氣候條件下，編輯部的編輯、主編們，讀了他的《生存與命運》，還是嚇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唯恐受到牽連和指控，急忙將全部手稿交到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就是令蘇聯人談虎色變的克格勃。格羅斯曼左等右等，等來的卻是克格勃官員的搜查，所有與書稿有關的東西，甚至包括打印紙和打印色帶均被收繳，他的書也再次被禁。
格羅斯曼又一次驚呆了，他的心再次戰慄不已，平日裏才華橫溢、文辭滔滔的大作家，面對陌生而權重的政府系統，變得笨拙而毫無防護能力，無法調動他的言辭，做像樣的辯駁。直至後來我們才得知，格羅斯曼一病不起，他在病中給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哆哆嗦嗦寫了一封信，試圖拿點兒正當理由頂頂嘴：
為何要封禁我這部也許在某種程度上能滿足蘇維埃人精神需求的書，這部沒有謊言和誣衊，只有真理、痛苦和對人們的愛的書?為何要對我這部書稿採取行政暴力手段加以沒收，並將它當作一個殺人犯那樣予以關押……倘若我這部書滿紙謊言，那就讓想讀到它的人們，讓我三十年來為之創作的蘇聯讀者來評判吧，讓他們來説説，在我的書中，有的是真理還是謊言吧。但是，讀者被剝奪了用世界上最嚴正的法庭(我指的是心靈的法庭、良心的法庭)來評判我和我的著作的可能性。過去和現在我都希望有這樣一種法庭。(《文學問題》1988年第十期，第28頁)
上訴書似泥牛入海，格羅斯曼本應該想到的，但是他在《生存與命運》上實在傾注了太多的心血，他對赫魯曉夫實在抱有太大的希望。面壁八年，他在淡泊和滅寂中使自己的藝術才情獲得了一次整體意義上的昇華，亦使自己有了一份不理會別人頤指氣使的勇氣和從容，他甚至敢於在自己的書中指出，蘇聯人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軀抗擊法西斯，並非為了斯大林，而是為了自己，為了自己的民族，為了戰後能有更大的自由、更美好的生活。既然如此，那他還怕什麼?在蘇聯，在俄羅斯，有許多文人決不怕為真理、為百姓而捐軀，但他們卻怕出不了書。格羅斯曼未遭逮捕，他也不怕被逮捕，卻在誠惶誠恐、揪心地等待赫魯曉夫的批覆中度日如年。1964年，他因癌症在莫斯科溘然長逝，留下了遭禁的作品和永久的遺恨。
1945年，瓦里西·格羅斯曼在德國柏林。三、“二百年後也不可能出版”有消息説，格羅斯曼生前已經得知他作品的命運。據赫魯曉夫的女婿阿朱別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回憶錄透露，赫魯曉夫當時要麼沒有閲過格羅斯曼的來信，要麼沒有弄清它的實質，總之，沒有給格氏回信。但他透露，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斯洛夫曾接見過格羅斯曼，並聲稱：“別再想那部長篇小説，二百年後也許可能出版它。”
另據蘇聯《文學報》1988年7月6日報道，著名作家巴克拉諾夫在第十九屆全蘇黨代會上的發言透露，蘇斯洛夫曾表示，“《生存與命運》這部長篇小説二百年後也不可能出版”。兩人的説法不完全相同，但意思是明確的，即掌握生殺大權的重要官員實際上宣判了作品的無期徒刑。不過歷史跟蘇斯洛夫開了個極大的玩笑，不到二十年，《生存與命運》便於1980年在瑞士出版了俄文本。1982年，蘇斯洛夫本人未能擺脱自然規律，撒手人寰。1984年作品被譯成德文，1986年英文版在美國發行，所到之處，都引起轟動和強烈反響。英文版譯者羅伯特·錢德勒在“前言”中稱：“這是本世紀真正的《戰爭與和平》”。沃爾夫·貝克爾在1984年12月3日的《明鏡週刊》上撰文説，“作品令人感動”，格羅斯曼“那種無畏的勇敢精神值得欽佩”。羅德納·欣利在《紐約時報書評週刊》(1986年3月9日)發表評論文章指出，《生存與命運》的成功在於作家對“重大主題的高度嚴肅性和他那令人信服的對歷史、道德和政治的思考”。
1988年，《生存與命運》漂泊二十餘年之後終於回到了它的祖國，同蘇聯讀者見面。作品剛在《十月》雜誌第一期上刊出第一部分，就引起轟動和讀者的強烈興趣，人們迫不及待地等待刊登它的下一期雜誌。作品共分四期連載，每期印數近三十萬冊，均不到兩天便被搶購一空，買不到雜誌者只得複印或手抄，真可謂“洛陽紙貴，萬流景仰”了。讀者紛紛給報刊寫信，讚譽這部令人“潸然淚下”又“激動萬分”的鉅著，稱它是這些年來讀到的“最為出色的作品”。圖拉市一位領退休金的老者給《文學報》寫信説：“我記得，當時我怎樣讀完了格羅斯曼的長篇《為了正義的事業》，怎樣等待着它的續篇……幸運的是，我等到了，可令人痛苦的是，為此竟需要三十餘年的時間。”(《文學報》1988年第九期)
歷史是公正的，真正的藝術是埋沒不了的。生前冷落，死備哀榮，對筆耕終生、孜孜以求真理和理想的文學家來説，這種截然相反大起大落的命運在蘇聯並不罕見。倒是文藝學界和評論界對《生存與命運》的評價之高，令人側目。不妨引鮑恰羅夫與阿納尼耶夫的兩段評論。
鮑恰羅夫1922年生，莫斯科大學教授，著述甚豐，有關蘇聯文學的研究和評論專著近二十部，1973年更因一部《人與戰爭·戰後軍事散文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思想》聞名遐邇。此次他為《生存與命運》撰寫了幾萬字的後記，並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相提並論。他説：
我們的評論家們經常嘆息，哪兒有類似《戰爭與和平》，描寫1941年至1945年戰爭的史詩作品?《生存與命運》以及它那強有力的歷史哲學觀點，就是這種規模的作品。(《十月》1988年第一期，第129頁)阿納尼耶夫1925年生，著名戰爭題材作家，蘇聯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十月》雜誌主編，他撰文道：
格羅斯曼是我們時代的偉大作家，《生存與命運》是蘇聯文學的經典之作。(《文學報》1988年8月24日)可見，學界對格羅斯曼和《生存與命運》的評價異乎尋常之高。當然，這裏所引只是幾段結論性的意見，評論家們自有他們對作品的詳細闡述，無須筆者贅述。四、“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和平》”
當年，初讀《生存與命運》，我就曾被作者大膽的思想、犀利的筆觸、主人公們催人淚下的悲慘命運和作品史詩般的規模所震撼。作為研究蘇聯文學現狀的學者，我曾讀過大量新出版的，甚或“迴歸”的蘇聯文學作品，但沒有一部作品能如《生存與命運》具有如此強烈的震撼力，具有像《戰爭與和平》那樣的史詩規模。激動之餘，我迫不及待欲將格氏的這部作品移譯過來，介紹給中國讀者。但由於某個環節上的疏漏，未能將本人在清樣上對譯文所做的詳細校訂予以勘正，以致留下無法彌補的缺憾。十年後，譯林出版社購得此書的版權再版，給了我一個“改正錯訛”的機會。
同樣，這些年來風雲際會的國際形勢，尤其是蘇聯的解體和我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獲益匪淺，也明白了許多道理，回過頭來，再重讀《生存與命運》，那感受和體會，真可謂“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當年，作品之所以在它的本土蘇聯引起轟動和巨大反響，首先因為它是一部“禁書”，是一部被蘇共領導人蘇斯洛夫判處過“死刑”的作品。如今，斯人已逝，峨冠博帶早已零落成泥，他的名字亦早被忘諸腦後，但廣大讀者，就是要看看當年被他“槍斃”的這部書究竟寫了些什麼，會讓他如此暴跳如雷。
這也許就是逆反心理。但是，讀完全書他們才發現，原來書中充滿強烈的反思意識，格羅斯曼對歷史，對歷史事件，對戰爭，對斯大林格勒戰役，對千百萬人的命運和造成他們悲慘命運的緣由進行了深刻反思，大膽而尖鋭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和看法。而這些見解和看法並不是作家在當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公開性和民主化的情況下才提出來的。於是乎，作家非同凡響的歷史哲學觀點，他那正直的作家良心和勇氣，他完成作品後的不幸遭遇，都激發起讀者對他的崇敬之情和對長篇的“狂熱”興趣。
實際上，光有這兩條還遠遠不夠，它依舊可能如夜空中的焰火，五彩繽紛，轟動一時，隨即煙消雲散，無法光耀人間，無法在俄羅斯廣袤大地上長存和平文明的火種。只有像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那樣優秀的文藝作品，才能讓歷史成為一面鏡子，才能讓道德價值在文化中積澱，才能讓人民產生凝聚力去爭取和平、追求更美好的明天。
那麼，格羅斯曼如何呢?他能不能將1941年至1945年的那場戰爭，寫成類似《戰爭與和平》那樣的史詩作品?可以説，他做到了。《生存與命運》是一部優秀的文藝作品，結構宏大，線索細膩，人物豐富，氣勢恢宏，具有真正的史詩規模，“最接近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所堅持的俄羅斯史詩傳統”(鮑恰羅夫)，堪稱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和平》。
《生存與命運》，【蘇】瓦西里·格羅斯曼/著 嚴永興、鄭海凌/譯，中信出版社 2015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