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實驗室裏有很多來自中國的優秀年輕人，我還有一位工作夥伴，已工作了25年的技術員，也來自中國，他們很多時候用中文記筆記、交流，我的實驗室已被中文‘佔領’了，所以我現在也在努力地學習中文。”12月17日，68歲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羅伯特·霍維茨(H. Robert Horvitz)對澎湃新聞如是説。
治癌口服藥將面世 再也不怕癌症了
12月17日，羅伯特·霍維茨現身復旦大學，參加首屆“復旦科技創新論壇”，作了題為“細胞凋亡的遺傳控制”的報告，當年，他正是因為發現器官發育和程序性細胞死亡(細胞凋亡)的遺傳調控機理，與悉尼·布倫納、約翰·E·蘇爾斯頓一起獲得200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從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致力於“細胞死亡”的一系列研究，並逐漸成為這一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40多年來，羅伯特·霍維茨獲得無數的榮譽。但他最在意的，是基礎科學理論的研究成為應用性前沿科學和未來研究的驅動力，他呼籲一定要重視基礎理念的研究。
羅伯特·霍維茨與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之一的中國女科學家屠呦呦有着淵源。
屠呦呦是中國第一個獲得拉斯克臨牀醫學獎的科學家，羅伯特·霍維茨正是屠呦呦獲得拉斯克臨牀醫學獎那年的評委之一。拉斯克臨牀醫學獎有着諾貝爾獎“風向標”之譽，可以説，羅伯特·霍維茨是發現屠呦呦研究重要性的“國際伯樂”之一。
羅伯特·霍維茨希望他的研究能夠造福人類，攻克帕金森、腦中風、艾滋病、癌症、心肌損傷、貧血、白血病、腎功能衰竭等疾病，“這些疾病從本質上講，是程序性的細胞在錯誤細胞環境中出現了錯誤的死亡。”
【對話羅伯特·霍維茨】
估計最快兩三年會出現攻克癌症的口服藥物
澎湃新聞：您2002年獲得諾貝爾獎至今已過去十多年了，您的研究有最新的進展麼?
羅伯特·霍維茨：我的主要研究是程序性的細胞死亡，指的是動物發展過程當中自然出現的死亡過程。
如果任何一種動物，一開始是一個單細胞生物，然後單細胞逐漸分裂，通過細胞分裂有很多細胞產生，最後在整個動物體發育過程當中，有很多動物體沒法存活下來，最後他們死亡了，這些死亡被稱作程序性的死亡，這些死亡是自然演化和進化史當中自然發生的變化。它可以改變細胞死亡的路徑和通路，如果在人體上發生這樣的過程，就會帶來疾病，比如帕金森綜合徵、腦中風、由於不戴頭盔出現交通事故導致的腦創傷、艾滋病心肌損傷、貧血和敗血病等等，這些都是屬於過多細胞死亡所帶來的情況，包括腎功能的衰竭也是這個問題所導致的。
其實從本質上來講，程序性的細胞死亡是在錯誤細胞環境中出現了錯誤的死亡。因此程序性細胞死亡，涉及到疾病、涉及到生物學以及涉及到疾病診療和處置過程當中的分支領域。
如果我們能夠抑制某些保護基因細胞的表達，就可以促進這些細胞的死亡，比如促進癌症細胞的死亡。
我成立的生物醫藥企業所開展的一個項目，和一家醫藥企業進行合作，共同開發了一款業務來抑制Bcl-2基因(注：B淋巴細胞瘤-2基因，是細胞凋亡研究中最受重視的癌基因之一)的表達。我多年以前就把這樣一個專利賣給了一家大型的醫藥公司，我希望看到這款藥物最後取得成功來造福人類，對線蟲的研究確實能為癌症治療帶來曙光，我估計最快兩到三年的時間就會有攻克癌症的口服藥物出現。
花很多時間告訴國會與總統：基礎研究多麼重要
澎湃新聞：在基礎研究的過程中，您碰到過困難麼?
羅伯特·霍維茨：基礎科學研究是一個驅動力。應用科學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沒有基礎科學作為平台的話，就沒有任何科學可以被應用，我們需要有更大的力氣去驅動基礎科學的研究。
比如數學領域當中最為基本的研究領域假設和理論等，這些都成為了之後多年激發和創造一些科學領域中最新成就的基礎。包括在密碼學、邏輯學等方面最新的進展都是基於這些理論所產生的，這些都造福了我們現代化的世界，沒有這些基礎理論作為底子和基礎，我們是不可能取得非常大的成就的。
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政府都應該把基礎科學研究放在一個重要地位。因為沒有任何的商業組織和公司能夠在這個方面有任何獨立的建樹，只有在大學和科研機構當中通過科學家的重視才能夠開展。
我在華盛頓特區花了很多時間跟國會、總統進行交流，告訴他們基礎研究是多麼的重要。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研究作為一個例子，我們廣泛地研究了秀麗隱杆線蟲的性器官，我們從這個研究當中也發現了很多在人體癌細胞生存當中出現的化學通路，就是因為這樣一個發現也讓我得到了2002年諾貝爾獎，這樣的例子也非常多，比如物理學的激光。人們必須要認識到，基礎科學以及發現性的科學真的不知道研究的結果是什麼，但就是這樣的研究會導致大的創新。
有時實驗室已被中文“佔領”
澎湃新聞：中國的科學家獲得了今年的諾貝爾獎，您如何評價這一現象?
羅伯特·霍維茨：這對中國而言非常重要，對中國是一個巨大的鼓舞，中國的科學家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已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
屠呦呦的獲獎實至名歸，我和屠呦呦在此之前就有過交集，她是中國第一個獲得拉斯克臨牀醫學獎的科學家，而拉斯克臨牀醫學獎有着諾貝爾獎“風向標”之譽，我是屠呦呦獲得拉斯克臨牀醫學獎那年的評委之一。
我相信中國今後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獲得諾貝爾獎，中國越來越強大，中國優秀的人才越來越多，所以我對學好中文也越來越堅定信念。
澎湃新聞：您何時開始學中文，現在中文達到什麼水平?
羅伯特·霍維茨：早在1987年，那時候我40歲，我第一次來中國，就被這門語言吸引住了。和上海也很有緣份，我到上海至少10次了，早在1987年的時候，我就在中國開設了生物化學的課程，1991年，我在上海神經科學研究所擔任兼職教授， 2002年至2008年我又擔任了6年教授。2008年之後我又多次來到了上海，可以説我目睹了過去30多年上海的變化，我很高興能夠再次重返復旦，這30多年來複旦、上海和中國的變化都是翻天覆地的。
每次到中國來，無論是交流還是上課，我的中文水平都會進步一點兒，我喜歡健身，騎自行車在城市穿行，在街頭巷尾和中國人搭訕，鍛鍊我的中文水平，我的中文水平最高時能認識幾千個漢字。
我還想説，現在中國的優秀人才已經遍佈世界各地，我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實驗室裏，每年都有很多來自中國的優秀學生和學者，他們用中文記筆記，用中文交流，有的時候你走進我的實驗室，根本沒有覺得是在美國，而是覺得到了中國，因為這裏已被中文佔領了。
一位很好的工作夥伴，已在實驗室工作了25年的技術員，他也來自中國，他很多時候用中文記筆記，所以我現在也在認真學習，希望學會用中文記筆記，雖然有點難，但是我還會繼續堅持，中文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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