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衞紹王大安三年（1211 年），蒙古鐵騎踏入金朝境內，開始了征伐之旅。1234 年，稱雄北方一百餘年的金朝滅亡，淮河以北的廣大中原北方地區納入大蒙古國版圖。
歷經二十餘年的蒙、金戰爭，對於中原地區的政治、經濟造成了巨大破壞，城池毀廢，人口鋭減，正所謂“元兵入中原，北風所向，無不摧滅”。
特別是金朝原本繼承遼、北宋而逐漸恢復和發展起來的中原漢文化，又一次遭到滅頂之災，學校焚燬，典籍殆盡，文人儒士流離失所，對北方書法的發展無疑造成沉重打擊。
所幸的是，金亡以後，在一些有識之士如耶律楚材等人的建議下，蒙古統治者也逐步認識到漢族士人作為“治天下匠”的作用，建立儒籍，安置漢族文人，成立編修所，恢復學校，注重漢文化的保護與恢復。
特別是 1251 年以後，忽必烈以皇太弟的身份受命總管“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在“潛邸舊臣”的建議下，忽必烈開始重用漢人，倡導儒學，推行漢法。
及其稱帝，在許衡、姚樞、王鶚、劉秉忠、王惲等人倡導之下，制禮樂、興學校，漢文化得以延續和發展。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作為漢文化核心內容的書法藝術，也經歷了一場由衰敗到恢復的洗禮，在繼承金代書風的基礎上又有所創變，形成了別具特色的書法風貌。
01元初北方書法發展的社會文化背景
1.金元之際漢文化的衰落
同樣為少數民族的金朝統治者，在滅遼驅宋以後，踞守中原，逐漸汲取了中原地區先進的農業文明，自熙宗“款謁先聖，北面如弟子禮”的尊孔倡儒，經世宗、章宗之治，“治平日久，宇內小康，乃正禮樂，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規”。
在這個過程中，金人逐漸將具有濃厚草原文化特徵的女真文化蜕變成為與中原漢文化相融合的金源文化，乃有學者認為金代文化是“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其文化發展的成就，在某些方面亦非北宋可比，啓後世文化發展之先聲”。
從客觀上講，金源文化歷經數十年的發展，是足與宋、遼並駕齊驅的。
然而到了章宗末期，國勢日漸衰退，“秕政日多，誅求無藝，民力浸竭，明昌、承安盛極衰始”。
從衞紹王大安三年（1211 年）起，蒙古大軍的入侵使得金代文化發展盛況開始畫上了一個不情願的句號，臨時逃避性的“貞祐南渡”也未能阻擋衰落的進程。
軍事上的失利導致社會動盪，政治紊亂，科舉氾濫，胥吏得寵，以致“士大夫家有子弟讀書，往往不終輒輟，令改試台部令史”，
士風日下。其間雖有趙秉文、李純甫、元好問等人崇尚“古學”，力圖革弊振興，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每貢舉，非數公為有司，則又如舊矣”。
直到金末，衰弊的士風並未能從根本上得到扭轉。
同時從蒙古軍隊大舉伐金到金哀宗天興三年（1234 年）蒙古滅金這長達二十餘年的戰爭中，給中原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都帶來了毀滅性的破壞，漢文化的發展衰落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期。
其主要表現在：
第一，文人數量鋭減。由於蒙古入侵中原是純掠奪性的，以佔領地和利用資源為主，文人是漢文化的主要繼承者和傳播者，戰爭的無情碾壓，使得文人數量大幅遞減，也使漢文化在蒙古大軍的屠刀之下如同當風秉燭，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第二，文人地位喪失。文人儒士向來為承平社會當中地位之優尊者，大批文人可以通過科舉而步入仕途，加官進爵，以實現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想。
雖然也有懷才不遇、仕途坎坷者，但至少不會有生命之憂、人格之辱。金亡前後，身處亂世的漢族文人已經喪失了傳統的優越地位。
那些在蒙金戰爭中僥倖留存者，又大多被俘虜，甚至淪身為奴隸，對於一向養尊處優的文人而言，一旦淪為雜役、屠沽、道士，無疑是對其人格尊嚴的莫大污辱，已無心於經史，更勿寧説文化的延續與發展了。
學校、典籍的毀佚。對於北方文化來説，蒙金戰爭帶來的最大危害莫過於對學校、典籍的破壞。在戰爭過程中，無論官學、私學，無人管理，盡數毀廢，而作為培養人才、傳播文化的重要載體，金人編纂的典籍在戰爭中也是焚燬殆盡。作為儒家文化重要象徵的宣聖廟，對其進行修葺完善就被問罪，足可見當時漢文化所面臨的“衰而不振”的危機處境！
022.元初北方漢文化的復興
如前所述，在金亡前後二十餘年當中，北方漢文化遭遇到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洗劫。
一些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漢文化到了存亡危機時刻，開始四處奔走呼告，以保存漢文化之根脈不絕。
如金末大儒元好問上書當時任中書省丞相的耶律楚材，指出要保護漢族文人的迫切需求，希望耶律楚材能夠使北方漢族文人擺脱當前之困境，從而保存漢文化的“衣冠禮樂、紀綱文章”。
在耶律楚材的努力下，蒙古統治者逐漸改變對漢文化的認識，先後採取了一系列興文設教措施。
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北方漢族文人的切身利益，阻擋了因戰爭所帶來的漢文化衰亡，具有重要歷史意義。
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由於民族文化偏見，蒙元統治者更多關注於土地和財富的佔有，而很難認識到漢文化在統治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時，蒙元統治過程中任用官員注重保護本民族的利益，排斥和打壓漢族文人。
因此上述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只能是保護一小部分漢族文人，僅僅是部分保護和恢復漢文化，在實質上是不會有什麼新進展的。
情況到了忽必烈統治時期發生了轉變。公元 1251 年，忽必烈受命總理漠南漢地軍國庶事，“思大有為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在金蓮川開設幕府，遍徵天下名士。
飽受戰爭痛苦的漢族文人紛紛投奔，並深得忽必烈的禮遇，來則安車徵召，去則遣使護送，賜錢財衣物，給第宅田土，寵遇無比。
忽必烈作為一代帝王，能夠這樣禮賢下士，自然會使當時的潛邸文人感到無比温暖，出於文人的自律，也必定會將自己的才智全部傾獻出來，潛邸文人為忽必烈講解儒家經典，及滲透治理中國之法，協助忽必烈推行漢法，恢復社會秩序，重建中原，取得了明顯效果。
亦為其日後奪取汗位、推行漢法打下了良好基礎。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書法藝術以文字為載體，而文字又是朝廷統治的重要工具，亦是社會秩序穩定的前提保障，具有重要實用價值，對於少數民族統治的元代來説更是如此。
而另一方面，書法作為古代文人“學書消日”的主要方式，隨着元代的政治一統，開啓了南北民族大融合，多民族文人圈開始構建，參與書法活動的人員更加多樣化，書法亦成為多族文人圈溝通的重要方式。
因此，隨着元初漢文化的恢復與發展，書法作為漢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隨之興盛起來。
03元初北方書法發展狀況
蒙元滅金以後，舊金統治地區納入到元代版圖，金代遺民在飽受戰爭摧殘之後，逐漸接受了現實，開始積極參與到蒙元統治中，金源文化也就成為元初北方文化發展的重要基礎，為蒙元相關政治、文化制度的重建提供了重要參考。
從書法方面來説，元初北方書法發展可以看做是金代書風的承續，同時由於人們對書法有了重新認識，形成了獨具時代特徵的書法風格和書法理念。
溯其根源，北方地區原為北宋統治區域，雖然歷經金朝的一百餘年統治，但從文化上來説，與南宋仍是一脈相承的。
只是由於時間、地域的隔絕，在文化思想上開始有着各自的發展重點和發展方向，從而導致出現南北書風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