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與“愛國”：戰後日本的民族主義與公共性》，[日]小熊英二著，黃大慧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832頁，198.00元
引言
戰後是日本社會實現巨大變革的時期，其影響直到今天依然延綿不絕。雖然從1956年便開始有“已經不再是戰後了”的觀念，然而直到2016年，以“永續戰敗論——戰後日本的核心”為標題的著作依然在成為暢銷書，足可見“戰後”這一分期框架的強韌生命力。猶記得筆者赴日本讀書的頭一年，在指導老師之一、家族社會學者落合惠美子教授的研討班上，教授帶領我們閲讀了J. W. 道爾的日本戰後史名著《擁抱戰敗》。在討論到戰後新憲法由一羣深受威爾遜主義影響的美國青年所主導，因而包含男女平權在內的很多激進革新內容時，落合教授由衷地感慨道：“戰敗對日本而言，或許是件大好事也未可知。”無獨有偶，在此後閲讀日本思想史的過程中，也時常能夠讀到這類面對戰後變革的歡欣鼓舞。比如戰後日本代表性的思想家丸山真男在一次座談會上提到，當自己在1945年7月聽到盟軍《波茨坦公告》中要求日本政府“保證言論、宗教及思想自由，尊重基本人權”的內容時，有一種“彷彿邂逅了初戀情人般的感受”。不過，戰後日本的社會復甦與民主化並非一帆風順，而是一個普通民眾形成主體意識，從廢墟之上重建社會，並前赴後繼地參加進步鬥爭的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後世稱為“戰後民主主義”的思想潮流發揮了確立共識，指明前路的基礎性作用。他們與日本共產黨知識分子分庭抗禮，主導了對戰爭的反思和在此基礎上的自由民主主義話語建構。乃至今日人們仍然使用“戰後思想”這一極為籠統的説法來指代以丸山為代表的戰後左翼進步主義思想系統。
然而在《“民主”與“愛國”》的作者，歷史社會學家、慶應義塾大學教授小熊英二看來，到了本書寫作的千禧年前後，輿論界對戰後民主主義的認識正逐漸模糊扭曲。隨着冷戰體制的落幕，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再次成為國內國際輿論焦點。無論是“新歷史教科書編篡會”和小林善紀這樣的右翼歷史修正主義者，還是持調和立場，主張“只有首先哀悼本國的三百萬戰死同胞，才能獲得通向對亞洲兩千萬死者哀悼的道路”的加藤典洋，都將攻擊的矛頭對準了確立戰後觀念基調的戰後知識人，對其功過是非自然眾説紛紜，莫衷一是。在小熊英二看來，這些論戰對“戰後思想”的理解不僅違背原意，甚至矛盾重重。比如他們有人批判“戰後民主主義”是一味追隨美國的個人主義，有人又説那是一種共產主義信仰，這顯然是不能兩立的。然而通過這類歷史發明，小林善紀的人氣漫畫將當代消費社會中的自私自利、道德淪喪歸罪於戰後改革，成功地在不滿於現狀的大眾之中挑動起了民粹主義情緒。這是作為原西伯利亞滯留士兵之子和前巖波書店編輯，長期濡染於戰後思想的小熊所不能接受的。
面對這一狀況，作者感覺有必要澄清戰後思想的建設性意義，以期能夠“把這種潛藏的社會能量導向更好的發展道路上去”（參考作者就本書寫作所進行的訪談，中譯可參照https://book.douban.com/review/9876352/）。此一動機化作了這本近千頁的鉅著，它旨在梳理戰後日本以“民族主義”“民主”“愛國”“公共性”為關鍵詞的思想話語和社會心性，探討究竟“何謂戰後”、如何把握戰後民主主義留下的文化遺產。
在這項考察中小熊指出，戰後思想中對“個人”價值的提倡並不與“國家”“民族”對立，而是構成互促共存的一體兩面。不同於與“國家”直接對立的西方古典自由主義思想中的“個人”，戰後民主主義基於社會共通的戰敗體驗，形成了個體與整體、“民主”與“愛國”互不矛盾，同時成立的思想架構。這一考察突破了戰後思想的種種標籤化印象，呈現了其豐富多樣的可能性。
本書共分成三個部分，分別大致對應“戰後民主主義”思想在1945年後的誕生、五十年代的成熟以及六十年代以後的轉型。作者將本書所論及的戰後日本分為“第一戰後”和“第二戰後”兩個階段。在從戰敗到1954年的“第一戰後”中，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尚處於恢復期。1955年以後，特別是1960年安保鬥爭直至冷戰結束的“第二戰後”中，隨着國民總產值回覆到戰前水準和戰後政治基本形態（所謂“55年體制”）的形成，思想界也呈現出了與第一戰後非常不同的風貌。在“第一戰後”中，進步知識分子批判戰前和戰時牢牢控制着個人的天皇制觀念，而將新的國民道德和人際紐帶構築在“私人的”共同戰爭體驗之上。這種“戰後民主主義”的思想在1960年的安保鬥爭中達到了高潮。但隨着“第二戰後”中經濟快速增長、戰爭記憶風化以及全共鬥運動的興起，這些思想受到來自新左翼和復甦的右翼理念的挑戰，卻也在“越平聯”這類新形式社會運動中得到傳承。
本書近千頁的內容旁徵博引了豐富駁雜的原始資料，不但對從丸山、大塚久雄、竹內好到吉本隆明、江藤淳、鶴見俊輔等人的思想作了詳盡的分析，也對他們各自所處的時期中的社會沿革及時代心性作了細緻的描畫。相較於一般倚仗邏輯論證的其他思想史著作而言，本書更多地依賴對大量背景信息和思想話語的有序陳列，通過讓讀者直接面對彼時彼地的彼言彼行，身臨其境地獲得對那個時代的共情式理解。這種“時代精神百科全書”般緊貼史實的臨場感並非這篇單薄的書評所能呈現。筆者想嘗試的只是捕捉本作的主線思路，為作者所希望提示給當代人的那個“在廢墟的泥沼中反射出璀璨星光”的戰後思想勾勒一個粗略的輪廓。
戰後思想：近代主體的成立與公共性
戰後初期的日本不僅是一片廢墟，而且也是道德的焦土。在一場不義之戰中敗北後，尚未從其造成的巨大物質損害和心理創傷中恢復，日本社會便在佔領軍的主導下走上了社會改革之路。然而，對前一刻還奉行着絕對主義體制對抗“鬼畜美英”的日本人而言，這意味着需要跨越一道巨大的認識和心理鴻溝。從廢墟上站起身來的青年知識分子不得不擔負起時代所要求承擔的任務，從審視戰爭出發，確認前路的方向，以此重新確立社會共識，凝聚人心。丸山真男關於近代化（日語中的“近代”一般作為英語modern概念的譯詞，與中文“現代”概念對應，本文中為了與著作譯文保持一致，一律使用“近代”來表示這一含義）的倡導便是這樣一種嘗試。
丸山真男在1946年發表的《超國家主義的邏輯和心理》一文，喊出了戰後對總體戰制度反思的第一聲。日本軍國政府的當權者們在戰時和戰後審判中責任感全無，在“滅私奉公”的名義下中飽私囊，這樣的行為深深觸動了當時作為青年政治學者的丸山。在他看來，無論是政府官僚還是普通民眾，日本人尚未形成一種對自身行為負責任的“自由主體意識”，這正是其尚未充分近代化的一個表徵。在戰時日本思想界，西方由來的“近代”被認為是破壞了日本原有的優點，而需要被超克的東西。而丸山則認為戰爭以慘痛的方式收場，正體現了以“無責任體系”為特徵的日本尚沒有真正形成一種近代文化。
與丸山類似，經濟史學家大塚久雄在戰後發表的文章《近代人類型的形成》，同樣是在提倡一種順應近代經濟組織形式的，具有“自發性”的主體精神。大塚深受馬克斯·韋伯的影響，主張戰後重建和民主化進程不能僅僅依賴制度的革新，而必然要求一種近代人生活態度的形成。但這並不是一種個人主義或利己主義禮讚，而是在倡導一種具有禁慾苦行色彩的經濟倫理。
在小熊看來，丸山和大塚這些被共產黨批判為“近代主義”的思想並不是對西方思想的照搬照抄，其所提倡的“近代的個體”並不與“國家”形成對立。丸山提倡以“國民主義”概念來代替過去的“國家主義”，以之來指稱一種超越了“個人”和“國家”間對立的可能性。在丸山的福澤諭吉論中，他重申福澤“一國之獨立基於一身之獨立”的理想，強調當個人能夠將公共之事視為自己之事，帶着責任意識進行政治參與，那麼在他身上“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便能同時得以實現。類似的，大塚則認為近代資本主義精神的那種具有主體性的生活態度包含着對社會連帶的要求，這一主張未必是其所引用的韋伯理論的原意，而是一種創造性的誤讀。
構成“戰後民主主義”思潮的其他同時代思想家們，雖然身處不同的專業領域，但也呈現出類似的傾向，即致力於探索一種與近代主體性兼容的民族主義。比如文學界的“政治與文學”論爭中，以荒正人為代表的新鋭作家所創辦的《近代文學》雜誌，強調文學相對於政治的獨立性，從而與注重“文學政治性”的馬克思主義立場爭鋒相對。《近代文學》同人主張文學應當首先注重的是對個人體驗的表現，而其政治影響和宣傳效果則被視為次要。批評者將這貶斥為政治冷感的“藝術至上主義”。然而事實上，《近代文學》的作品並非無涉政治，他們的作品通過國民共有的個人體驗，特別是在戰時和戰後體驗到的虛無、毀滅等“生活感覺”，達到了一種所有人均能發生共鳴的普遍共情。在對共同戰爭體驗的記憶中，作品同時保持“個體性”和“政治性”便成為了可能。又如中國文學研究者竹內好，通過與中國共產黨革命的對比批判日本官僚體制的明哲保身和無責任感，揭示出一種不盲目追隨也不固步自封，而是反身內省，直面自身苦惱的“迴心”理念。竹內所力圖喚起的是過往的日本近代化進程中缺乏的主體意識，並在此基礎上實現個人與民族國家的兩立。
筆者在此嘗試用圖示來説明作者的戰後思想理解，這呈現為一種基於共通的戰敗體驗而實現的主體意識與共同意識的相互喚起（參見圖一）。一方面，從尊重每個個體之戰爭體驗出發的戰後反思，激發起一種以“不再重蹈覆轍”為目標，以絕對和平主義為表現形式的集體價值認同；另一方面，在廢墟上重建社會的進步目標，又進一步要求每個個人承擔起社會責任，成為獨立自發的近代主體並能動地參與政治。戰後日本的進步知識人們儘管各有術業專攻、關切側重，其思想卻都是對這一共通觀念的復調呈現。
"60安保"鬥爭：戰後民主主義的高潮
丸山、竹內等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戰後日本的社會觀，此間形成的政治參與意識終於在1960年的安保運動時集中爆發出來。時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在戰時曾任東條政府的商工大臣，是東京審判時的甲級戰犯之一。逃脱制裁後他加入自由黨，輾轉竟登上政府最高權力的寶座。岸信介的上台如同陰魂不散的軍國主義幽靈，招來民眾的普遍反感。在戰爭廢墟中努力十數載後，當時的日本生產力終於恢復到了戰前水平。得到了一絲喘息的日本民眾在這位首相身上看到“回到戰前體制”的企圖。
1959年底，岸政權不顧進步知識界所提出的不武裝、不結盟的訴求，與美國談妥了安保修正條件，美方得以保留沖繩美軍駐地並承諾給予日本軍事保護。消息傳出後，多個民主團體聯合成立“安保條約改定阻止會議”對政府施壓。在眾議院審議中，法案也因為社會黨和共產黨議員的反對而受阻。焦急於無法給美方交代的岸信介在5月19日做出決定，使用暴力方式強行通過法案：指揮六百多名強壯的右翼青年以“秘書團”的名義將議事堂佔領，阻擋左翼政黨議員進入，隨後又派出武警將坐在議事堂外大廳抗議的議員們連拖帶拽地盡數逐出議會。此事一經媒體報道，舉國憤慨，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就此正式展開。在之後的一個月中，國會大樓每天都被成千上萬的抗議人羣團團圍住，參加抗議的總人數超過了六十萬。此次運動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它並不像過去一樣受到共產黨指導，而是以學生為主體的市民大眾自發走上街頭，通過直接交流形成抗議團體，並採取自主的鬥爭形式。
安保鬥爭是民眾和平、民主訴求的集體爆發。岸信介本人的戰犯身份，及其為推行法案而採取的暴力行動，使得軍國體制的烏雲彷彿重又籠罩在日本上空。而這是經過戰後反思，形成公共意識的市民參與者們所不能容忍的。
戰後民主主義者們懷着極大的熱情關注這場運動。在他們看來，安保鬥爭正反映了日本公民已將政治參與視為自身責任。他們所期盼的那種將主體能動性和對國家的責任心結合於一體的近代意義上的個體業已形成。即便運動終究未能阻止條約生效，但在丸山、竹內等人看來，這場體現出國民公共意識的運動對專橫無理的強權政治達到了警告作用，並最終導致了岸信介的垮台，因此他們認為鬥爭取得了光輝的勝利。
然而，作為這場運動的主力，全學聯主流派學生們的想法卻大相徑庭，認為未達成目標的這一運動完全是一場慘敗。這些激進學生開始對戰後知識人的理念產生隔閡，而這也正是後來吉本隆明等新左翼知識分子的受眾基礎。"60安保"因此成為戰後民主主義思想變容的轉折點。
第二戰後：分化與傳承
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後，隨着戰爭體驗的風化、經濟的日益增長和國家地位的提升，大眾的政治關切逐漸降温。第一戰後那種進步民族主義理念，逐漸被一種不自覺的大眾民族主義（基於國家經濟實力增長的民族自豪感）所代替。
與此相對應的，左翼中也孕育出激進反對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思想，年輕一代的左翼學生反感日共的“一國社會主義”路線，並開始對“世界革命”理念產生共感。以吉本隆明為代表的新左翼思想家展開了對日共以及戰後民主主義的批判，獲得全共鬥學生的廣泛接受。吉本隆明、三島由紀夫等年輕一代的戰爭體驗與戰敗前就已踏入社會的丸山一代人極為不同。這些屬於戰爭受動員主力的“戰時派”世代的知識分子在戰爭中度過了人格形成期，因而他們的意識中往往有一種感覺，彷彿當下的和平是無法長久延續的，動盪和破壞才是常態。自小接受皇國教育洗腦，時刻準備着為天皇捐軀的吉本和三島都沒有實際參戰經歷。他們常常將自身的戰敗體驗描述為一種突如其來的衝擊，伴隨着一種價值觀的絕對斷裂。前一刻還口口聲聲要為天皇盡忠，殺盡鬼畜美英的教官和師長，下一刻便開始成為宣傳美式自由民主主義的急先鋒。這種戰敗體驗促使他們產生了對一切權威的徹底懷疑態度。
基於這樣的認識和心態，吉本稱自己所屬的戰時派為“不孝之子”，對上一代知識權威那種高高在上的啓蒙者姿態發起了全面的挑戰,戰後知識人往往將這些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代視為毫無教養的“空白的世代”。作為對此的反駁，戰時派提倡的是對思想的不信任和對戰爭體驗的強調。對於上一代知識人，戰時派最強的武器便是揭露他們在戰時對軍國政府的妥協甚至是合作行為。吉本隆明便是以對前輩知識人的戰爭責任追究在言論界出道的。
與前一代知識分子對公共參與的強調不同，吉本反對美化任何高於個人的集體理念，而轉向一種對私人性的“大眾生活思想”的提倡。丸山和大塚批判政治冷感和私人享樂，然而在吉本看來，正是這種不受物化組織觀念的束縛，優先考量個體利益的私人意識，構成了戰後民主化的進步根基。戰時派喜歡強調經歷戰時動員的自己是與民眾有着深入接觸的，並用這一點來攻擊年長知識人的那些崇高理念是有多麼不符合實際。然而在小熊英二看來，戰時派那種温室花朵般的戰敗體驗很難説有多少普遍性，更多的是一種特權的戰敗觀。
在高度經濟成長背景下，吉本的理論得到激進派學生的廣泛閲讀，這些戰後出生的學生反對日本共產黨軟化的議會政治方針，並已經對上一代知識分子反覆訴説的戰爭悔恨感到厭煩，強調個人自由和自主選擇自己生活道路的權利。吉本作為這種新時代個人主義要求的思想代表，標誌着社會對國家政治關心的減少和進入高度增長期後“迴歸生活”的訴求。而戰後民主主義所作出的使“民主”和“愛國”兩立的嘗試，也因為這種對“公”的瓦解而逐漸失去了可能性。
然而，本書並沒有以戰後民主主義從歷史舞台上的黯然退場收尾，而是轉而描繪鶴見俊輔、小田實的思想以及他們所發起的“越平聯”運動，展現了戰後精神得到傳承的面相。鶴見早年赴哈佛大學留學，戰後積極從事對實用主義哲學的引介。他後年轉向對大眾文化的研究，嘗試從庶民的生活感受之中到達全人類共通的普遍原則。這種對普遍性的追求既與其民眾志向相通，又並不與民族主義相矛盾。在他的哲學觀念裏，國家機構層次之下存在着古來的民族文化，而民族層次之下又有着更加基礎的無法被命名的自己，如果能在這個層次出發重新建構，就可能到達新的世界結合方式，這就是通過民族主義到達國際主義的道路。丸山真男曾指出，竹內好的思想同時是民族主義的也是世界主義的。竹內説直面自身的黑暗面時便能與他人的痛苦相聯繫，因此自己所處的位置同時也就是世界的所在。在這一點上，鶴見俊輔與丸山和竹內的立場是一脈相承的。
雖然同樣具有一種民眾志向，鶴見與吉本隆明對於民眾的認識卻極為不同。吉本的思想中存在的大眾形象絕非盡善盡美，但他們對自身的這種“非善”沒有偽飾，因而具有可貴的純粹性，與偽善和見風使舵的政治、知識精英產生鮮明對照。然而在鶴見的認識中，真正的平民生活絕不可能在一種完全純粹的心情中展開。但正因為現實中並不存在非黑即白的道德理念，人才有可能以柔軟的姿態去理解他人的不完美。
鶴見的這種認識與他的忘年交小田實十分接近，而兩人自1965年開始主導的“爭取越南和平市民聯合會”（簡稱“越平聯”）運動，則徹底貫徹了這種經由普通市民到達國際主義的理想。“越平聯”是前所未有的無組織運動，沒有等級關係也不配備科層設置，每一個普通市民都可以自由加入和退出。運動的形式也是多種多樣，只要是認可運動的唯一宗旨即“給越南帶來和平”，且有助於實現這一目標的行動，都可以自行籌辦。各地普通民眾紛紛自發成立各自地方和機構的越平聯，最盛時期全國有多達三百八十個“支部”。除了組織遊行、舉辦著名人士的討論會、國際交流活動之外，越平聯還幫助許多美軍士兵成功逃亡，擺脱參加這場不義之戰的命運。他們的這些貫徹和平理念的國際主義行動獲得了社會上的廣泛支持，在六十年代的社會運動中延續了戰後民主主義的精神氣質。
在後來的訪談中小熊提到，如果這本書以新左翼的展開甚至是全共鬥運動結尾，不免使得全書的基調過於陰暗。為了“讓現在二十歲上下的、什麼都不知道的年輕人們讀了之後懷有希望”，也“考慮到這本書或許能成為戰後史相關的基本文獻”，小熊希望在最後留有一個光明的結尾。這就是他以鶴見、小田和越平聯的事蹟作結的初衷。
總結與闡發
總結全書內容，作者主張戰後思想的主體是一種戰爭體驗的思想化。戰後思想對戰爭體驗的依賴既帶給各個知識-實踐領域以共同的思考基礎，卻也同時是其最大界限所在。丸山等人對民族主義的革新所形成的觀念紐帶正基於戰爭反思之上，而其在六十年代後的逐漸瓦解也源於戰爭體驗的日益風化。
在本書的字裏行間，常常反映了作者對戰後意義上那種“民族主義”之沒落的惋惜，以及他試圖為戰後民主主義辯護並復興其成就的努力。在結論一章中，他指出戰後意義上那種基於共通的戰爭體驗所形成的民族主義並不依託於國家和民族，因而甚至可能成為一種作為變革與反抗原理的民族主義。這一總結無疑最好地點明瞭戰後思潮藴含的豐富政治能量。然而隨着戰爭記憶的風化，藉以統合“民主”與“愛國”，連接主體性與公共性的基礎已然瓦解，今日的社會也便不再具有第一戰後的主體參與，而更多呈現為第二戰後，也即吉本意義上的對“公”的瓦解之後的面貌。這並非只是日本的情況。在後現代狀況普遍鋪展開來的任何社會中，公共性的消退都在導致主體性的政治參與愈發變得不可能，以及隨之而來的犬儒主義的蔓延。
在今日這樣與戰後迥然相異的環境下，戰後民主主義在知識上的遺產如何繼承？作者為此作了不少探索，比如在分析當代社會運動的著作《改變社會》中，作者基於後現代/風險社會的當代境遇判斷，認為普遍存在的那種無法被既有的黨派政治所代表，不受重視的共通感覺，能夠成為連接社會大眾的全新紐帶（參見拙文《今天的社會運動就像一場火鍋派對》，《上海書評》2017年7月27日）。
本書一經出版便得到廣泛關注，曾獲得第二屆日本社會學會獎勵獎、第五十七屆每日出版文化獎、第三屆大佛次郎論壇獎等眾多學術和傳媒獎項。在今天，《“民主”與“愛國”》已成為戰後民主主義研究的基本著作，在戰後思想史、社會史、文化史領域有着廣泛的影響。然而，越是在重重榮耀包圍之下的作品，越值得細緻評判其得失所在。
在以往的評論中，不少右翼知識分子質疑了本書研究對象的代表性問題。在本書中作為核心人物出現，在各章標題中被提及的知識分子共計十名，其中一般被看作進步派或左翼知識人的佔到九名，保守右翼只有江藤淳一人登場，包括田中美知太郎、福田恆存、林房雄在內的保守派知識分子均無太多出場機會。考慮到本書的關鍵詞“民族主義”是戰後思想界不分左右共同捲入的主題，這樣的比例失衡的確有損於研究的完整性。
不僅如此，作者在對待不同的思想家時採取的分析策略有所不同。在論述丸山、大塚、竹內等戰後進步知識人時，作者突出了他們的思想是基於戰爭體驗和戰後重建時期的實際情況而形成的，順應時代人心；而在分析吉本、江藤時，則更多從思想家幼年經歷出發，進行一種類似精神病理學的知識分析，以至於這兩位知識分子的思想呈現為特殊的人生境遇所造就的偏執性格的產物。吉本和江藤的思想之受到世人的閲讀和歡迎，也不似戰後的進步知識人那樣是因為準確地把握住了時代的脈搏，而被認為是迎合了烏合之眾的發泄需要。比如作者認為吉本的戰敗體驗並不具有代表性，只是因為恰好符合了全共鬥學生的叛逆情緒才受到推崇。但是，吉本對於日共的教條馬克思主義批判，以及對國家之作為“共同幻想”性質的揭發，何嘗不是捕捉到了時代的普遍感受？
部分也是源於上述這種對象和方法上的偏差，筆者認為作者的考察未能深入地揭示隱藏在戰後思想背後的“二重性”問題的呈現過程。這還要從小熊比較“冷淡”“喜歡不起來”的吉本隆明説起。小熊將吉本的大眾觀念看作一種從草根立場對知識精英的反叛，然而吉本並非旨在推崇“大眾”與其“純粹”，而是在從根底上對未能解決“大眾性”問題的日本知識狀況展開批判。吉本的出道作《高村光太郎》所描述的詩人高村那種“庶民出生”和“歐洲的知性”之間的矛盾並非孤例，而是吉本的著作中一以貫之的課題。吉本自小受其影響的高村和宮澤賢治等人，無不是在作為平民出生，具有濃厚鄉土感覺的同時，又廣泛學習西方近代思想的知識分子。這一“二重性”課題因而很早便在吉本心中生根發芽，並貫徹於他此後的整個思想歷程。如《轉向論》一書中的課題，便是外來的馬克思主義教條與日本社會現實之間的不相容性，如何在日本馬克思主義者中引發了兩種（非）轉向；而在《共同幻想論》中，吉本在開篇便表示“日本既不是先進國家，也不是後進國家，這樣的日本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思想”，並在研究中同步地援用了列維·布留爾的普遍主義人類學及《遠野物語》《古事記》這樣的民俗和神話，展開對國家幻想之起源的探討。這種“本土主體性”與“西方近代化”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雖然在戰時思想界便已得到充分問題化，卻在戰後被美國的影響及丸山等人所舉起的“近代化”大旗所遮蔽。“主體性”被簡化為一種變革主體，而其作為自我認同的部分則遭到了遺忘。繼竹內好之後吉本進一步將日本社會所面臨的這種二重性難題提示了出來。
與此同時，吉本所展開的知識批判鋭利地暴露出戰後思想虛假（擬製）的前衞性，指出這種知識缺乏大眾根基，因而無法真正站住腳跟。他對於戰後思想之啓蒙者姿態的批判，正預示了齊格蒙特·鮑曼所指出的知識分子角色由“立法者”向“闡釋者”的轉變。當前的知識條件正是由這種啓蒙理性不再賦予其代理人絕對權威的狀況所定義的。當我們在像小熊那樣暢想可能喚起共通感覺的新語彙時，也必須考慮到這一角色變化為知識-實踐所帶來的全新挑戰。
（陳詩雨、路平、呂若葉對本文寫作亦有貢獻，特此致謝。文責作者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