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批評家和美學家鄧曉芒,在學術界是一個精神標杆般的存在,這不僅僅在於他的學術研究影響力夠大,主要在於他被認為是敢言的知識分子。
他就像當代的魯迅一樣,用一杆筆死死對着中華文化裏的病灶,以極大的穿透力去穿擊社會深層的現實,揭開一塊一塊的遮羞布。他或許言辭有些許激烈,但他批判思維的深度和廣度,是一種極大的力量。
在《做一個有反省精神的中國人》這一文章中,鄧曉芒先生説,他痛心的是劉小楓身上那種中國文人的劣根性。關於"中國文人的劣根性"首先是魯迅先生提出來的,鄧曉芒將其再拎出來講一遍,還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鄧曉芒説:"文人氣質在我的語彙裏不是一個褒義詞,中國人的劣根性在文人氣質裏表現得非常透徹,就是這種自作多情和自以為純潔。"
這並不難理解。中國古代一向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久而久之,這也成為了一個信仰一般的存在,而一旦對信仰盲目崇拜,就容易自以為是,容易失去了自我批判精神。
一個很淺顯易懂的例子便是,清朝時的閉關鎖國。哪怕蒙古人是"馬上得天下",但進入了中原的統治體系裏,清朝終歸還是文人統治的政權,而那個時候,儒家思想的發展已處於一種畸形的狀態,文人對自己文化的盲目自信,是閉關鎖國的重要因素之一。
天朝上國,總以為自己無所不有,以為自己的繁榮文化、優良政策永遠立足於世界的頂峯。中華文化的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有過璀璨的輝煌,但無論是何種文化,如果一直沒有吸收他國優秀的文明成果,那麼很容易就走向衰敗。
唐朝的文化為何能極度繁盛,便是因為整個唐朝社會都有着巨大的包容性。
清朝的整個政治體系,上到皇帝,下到小官,都太自作多情了,根本沒有那種放眼望世界的意識,全然不知道在大洋彼岸的國家,一切都在以飛快的速度變換着,論器物,論制度,早已甩清朝幾條街,而中國的文人,卻還在自我欣賞。正是這種文人自作多情的劣根性,加速了清朝的滅亡。
所謂的自以為純潔,不過是文人的自以為清高。這裏也並不是指所有文人,我們不能否認,有風骨的文人也不在少數,只不過有許多自命清高的文人,其所作所為都讓人感到不適。
這種自命清高,或是目空一切,認為自己樣樣都是第一;或是忸怩作態的偽君子;或是半真半假,只要別人看到就行了。若説是虛偽,那倒也只是讓人冷哼一聲,但文人的自命清高,在於虛偽而不自知。
因此,文人自作多情和自以為純潔的劣根性,導致了文人缺乏自我批評精神,也即是自省精神。
自信是好事,但在自信中也要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學會繼續地向前探索,才能引領一個社會到達更高的層次。
鄧曉芒的話無疑是一針見血,"一個人如果沒有自我批判精神,至少你要像巴金、韋君宜那樣有自我反省,如果連這個都沒有,中國文化根本就沒有希望,你會衰落,越來越衰落,甚至滅亡。"他認為,自我批判精神正是中國文人最缺的。
不少人心知肚明的都是:不管是官場還是普通職場,甚至是校園,"踢皮球"都是一個常見的現象,如若不然,辦一張證明為什麼要東跑西跑,搞了幾個月還不一定能搞好。一些證明根本毫無必要,為什麼還要費心費力去辦。這無非都是源於一種社會習慣性的推卸責任。
推卸責任的一個潛在心理感覺是怕麻煩。不好做的事情誰都不願意去做,就只會將事情往外推而出了問題就是別人的責任,某些文人的嘴臉就是如此。
由推卸責任自然引出了互相拆台這一劣根性。在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次言論罪、文字獄,基本都是文人在害文人。文人自己缺乏包容性,容易陷入自相殘殺的境地,但最後文人自己都是受害者。文人的品質又決定了中華文明整體的品質,文人若互相拆台,中國人就容易像一盤散沙一樣。
有人説,文人的互相推卸責任、互相拆台是源於中國儒家文化培養出的都是一批只會吃獨食的文人,但我認為這個觀點未免有點偏頗了。
儒家文化能存在這麼多年,説明它必定有它的合理性,只不過是它畸形的成分造成了文人懦弱自卑的劣根性,所以才造成了他們的害怕麻煩,害怕負責,也造成了他們強烈的嫉妒心。
古人有云:"學而優則仕",這早就表明了古人也認為讀書就是為了做官。這當然也是社會形勢所迫,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經濟落後的古代社會,能讓子弟讀書的都已屬於小康家庭,而如若不是貴族,一個家庭要從農耕做到小康需要幾代的積累。
這樣的説法意味着,普通家庭要經過幾代的積累之後才能讓一個後代讀上書,如果這個讀書人窮極一生也無法謀得個一官半職,那麼少不了還是回到農民的階層,也少不了受到鄉人的嘲笑,所以倒也不免將當官作為讀書的終極目標。
一旦過分追求,就會產生過度的功利性,這便不是一件好事,因為這總歸不利於社會的發展。
莫説在古代社會,即使在現代社會,這種過強的功利性也總是體現得淋漓盡致。
寒窗苦讀十二年是為了高考,考更好的大學是為了更好的工作。在高校裏,許多學生努力讀書是為了拿獎學金,而不是通過讀書提升自己。大學老師更在意評職稱、評績效,鮮少有人會真正去關心教育,關心學術發展。純粹的學者是稀有動物,在這個紛亂的世界裏被人當作智力殘疾。
文人是功利的,這個世界也是功利的,我們關注的重點自然是在"如何更好地活着",可若所有文人都帶着過度的功利性去探尋這個世界,一些東西就會逐漸變了味。
鄧曉芒説:"中國文人,中國知識分子應該走出這種文人情結。不要去爭寵,迎合什麼東西,撈一點什麼話語權之類的東西,有什麼意思?你還不如做點扎實的學問。"鄧曉芒的學術精神,相比於大多數學者,還是純粹的。這樣不刻意帶有較強功利性的學者,是值得我們尊敬的。
文人的劣根性是根深蒂固的存在,改變這種劣根性的道路必定艱難漫長,但只要有更多的文人能成為社會的良知,這種劣根性就必定能慢慢被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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