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年前的1870年8月27日，黑格爾誕生，這位偉大的思想家在世期間思想即已經產生巨大影響。恩格斯曾對他不吝讚美，稱他為“富於創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識淵博的人物，所以他在各個領域中都起了跨時代的作用”。（《馬恩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72頁）
黑格爾
可時至今日，國人談到黑格爾時，卻已經覺得陌生和遙遠。但他的思想從未隨着他生命的“終結”而“終結”，而依然在現實中擁有強大的生命力，並且成為後起的思想的契機和生成之基。如20世紀30年代科耶夫在巴黎高等實踐學院《精神現象學》的研討班，以其對黑格爾的慾望、死亡、主奴關係、承認、歷史終結等概念的提煉和獨特的解讀，賦予了那些直接和間接參加他的研討班的梅洛·龐蒂、巴塔耶、雷蒙·阿隆、拉康、薩特等法國思想家以靈感和生命。而前些年福山因提出“歷史終結論”而紅極一時，其基本觀點其實也是科耶夫化的黑格爾的深描和當代迴響。
巴塔耶
當然，黑格爾對中國的影響其實也至為深遠，這不僅是因為他的思想影響了至今仍深深影響着中國的馬克思的思想。而百多年來，他的思想同樣也直接影響過中國現代學人的思想。如同他的主奴哲學影響過法國的哲人一樣，他的這一思想同樣也影響過中國的哲人，“新儒家”唐君毅就曾援引他的著名的“主奴關係”，呼籲國人應該具有“主人之認識”，文化的自信，擺脱“奴隸意識”，不必以“他者”對自己的文化藝術的“承認重視”來確定其有無“價值”以及是否“承認重視”。這或許是“文化自信”最早的黑格爾式的理論表述。
但是，在這個特殊的時刻，我更願意來談論一下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而不是學術界所重視的《精神現象學》，希望在當下這個因為受到新冠疫情影響而波詭雲譎的歷史關頭，通過理解黑格爾的歷史觀來理解現實。為了加深這一理解，我想借用黑格爾的辯證法即“正反合”的形式來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即首先談論作為“正題”的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其次，對可作為其“反題”的巴塔耶的“普遍歷史”予以介紹；最後則把當下的中美關係作為“合題”來進行具體化的探討，從而達到既可理解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又可理解現實的目的。
一、作為“正題”的黑格爾的“世界歷史”
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是他去世後由學生整理出來的講稿，因為是講課所用，所以言談生動，沒有過多艱澀的概念，加上談的又多為具體的世界歷史事件，給人以深入淺出之感。但是，這本著作並未因平易近人就失去其價值，相反，卻被認為是黑格爾哲學的核心思想所在和最好的入門書籍。或許這也是20世紀30年代初國內學者最早翻譯出版黑格爾這本書的原因。
對國人來説，《歷史哲學》還有着更為深刻的意義，因為就是在這部書裏，黑格爾對中國“黑”得最厲害。他不僅認為中國人因為缺乏財產的所有權而自暴自棄，自貶自抑，沒有榮譽感，喜歡撒謊，還認為因為中國的統治為家長制，所以國家和人民的福利都得聽命於皇帝這個“大家長”或“父親”的決斷，皇帝也因此成為國家的“中心”，在宗教、學術、文學上都是“教主”或“至尊”。而受人尊崇的孔子思想也無甚高深之處，其《論語》多為“道德箴言”，不過是在重複一些正確的廢話。在科學上也同樣流於平凡，中國人因缺乏“主觀性”和“內在的獨立性”，沒有一個“自由的，理想的，精神的王國”，一切又都以國家的“實用”為標準，所以雖然貌似很尊重科學，卻不能形成真正的科學精神，所有的“民族性”也只是“模仿的技術”而已。但中國人卻因此而自大、瞧不起歐洲人等。不過，考慮到黑格爾這些言論都是兩百年前的看法，可以不必過苛，但是他還認為中國的“歷史”就是沒有“歷史”，因為中國很早就開始固定不變，沒有進步，卻讓以五千年文明而驕傲的國人難以接受。
那麼，黑格爾為何有這樣的看法呢？他所謂的“歷史”或“世界歷史”到底是什麼？
因為黑格爾所説的“歷史”並不是我們所習慣的各種事件的編年和累積，而是用“理性”去審視“精神”發生的進程的“哲學的歷史”。而所謂“理性”，就是宇宙的“實體”，也就是最高的存在，它既是宇宙展開的動力，也是宇宙發展的內容和目標，因此，既體現在“自然宇宙”的各種現象中，也體現在作為“精神宇宙”的“世界歷史”之中。“哲學用以觀察歷史的惟一的‘思想’便是理性這個簡單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歷史因此是一種合理的過程。”（《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8頁）而這一“合理的過程”或者説符合“理性”的過程，就是所謂的“世界精神”展開的“必然的路線”。
也就是説，在黑格爾看來，“歷史”或者“世界歷史”就是“精神”的自我實現的歷程。而精神的本質是“自由”，也就是“自我意識”，它依靠自身的存在而存在，這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但“自由”並不是為所欲為，而是有條件的或者“理性的自由”。把《歷史哲學》翻譯為英文的學者約翰·西布利認為，這種自由包括內外兩個方面，一是從外在的各種人造的社會束縛中解脱出來，只服從自我認可的法則；二是從內在的獸性的慾望中解脱出來，自我不再被盲目的慾望所支配。換句話説，歷史就是這種“自由”通過世界逐漸展開並自我實現的過程，而個人也好，民族也好，都是其工具或手段，其最終目的就是實現人真正的自由。
從這個前提出發，黑格爾勾勒了一幅壯麗的由“精神”的開展而形成的“世界歷史”畫卷。從只知道一個人是自由的東方各國，到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希臘和羅馬世界，再到知道一切人都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依次遞進，成為一部波瀾壯闊的“世界歷史”。而他的《歷史哲學》因此也是人類認識、追求和獲得自由的偉大的時空之旅。正是以人們對自由的意識程度為衡量歷史發展的線索，黑格爾才認為處於東方的中國只是歷史的起點而不是終點。現在看來，黑格爾當時對中國的批評或許並不為過，因為那時的中國還處於嘉慶道光年間，尚處於以農業為主的封建社會，西歐等國已經開始邁上了以工業革命為標誌的資本主義的現代國家之旅，而這種現實的差距對黑格爾當不無啓發。
二、作為“反題”的巴塔耶的“普遍歷史”
如果説黑格爾描畫的世界歷史是一場由理性統攝的嚴肅而堅韌不拔的精神之旅，那麼，巴塔耶所構想的“普遍歷史”則可稱之為由非理性的祭祀、奢華的放縱、盛大的節日等場面連綴而成的五光十色的連環畫。而之所以選擇巴塔耶的“普遍歷史”作為黑格爾的“世界歷史”的“反題”，是因為巴塔耶的“普遍歷史”就是受到黑格爾的“世界歷史”的啓發所構建的。
不過，巴塔耶的“普遍歷史”卻對黑格爾建構“世界歷史”時奉之為圭臬的“理性”嗤之以鼻，他認為理性固然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但是理性同時也對人與生俱來的更為根本的動物性予以殘酷的控制，使得人逐漸喪失了自己的本性。而且，理性產生於使人脱離動物世界的勞動世界或者實踐世界，其本質就是一種算計，所着眼的是未來而不是當下，並且常不惜犧牲現在的需要以滿足未來的需要。為此，理性刻意壓制了人們的非理性的動物性，以及與之相關的對詩意、笑、醉、狂歡、奇蹟等的追尋，而巴塔耶認為這正是黑格爾的哲學所缺失的部分。所以，他不僅沒有像黑格爾那樣把理性的發現作為歷史前進的方向，相反，他把人對理性的反抗作為歷史展開的動力。
當然，對理性的批判只是巴塔耶的“普遍歷史”的一個內在的線索，他的“普遍歷史”實際上具體建立在其“普遍經濟學”之上。猶如黑格爾將理性稱之為宇宙的“實體”，巴塔耶在《被詛咒的部分》一書中所提出的“普遍經濟學”同樣以宇宙為尺度，不同的是，他是以其間循環往復的“能量”為“實體”，對於我們所生活的這個地球來説，這種“能量”最直接的來源就是太陽，而太陽帶給我們的能量總是超過生存的需要，但這多餘的能量我們卻並不能保存，最終都將流失或喪失。這個原理對於每個社會系統來説也是一樣的，每個系統都會產生除維持自身運行之外的多餘的能量，而且不管是否心甘情願，也必須將過剩的能量及時予以消耗，否則過剩的能量將會導致社會系統因超負荷而崩潰。據此，巴塔耶以社會對於過剩能量的使用方式為準，把人類歷史上已有的社會形態區分為耗盡社會、企業社會、工業社會等類型。在他看來，原始社會和封建社會是耗盡社會，前者如北美印第安人部落等，通過獻祭和誇富宴把過剩的能量消耗殆盡，後者如中世紀的歐洲，通過教會龐大的神職人員的供養和國王及貴族的奢靡的生活消耗了過剩的能量；當時的中國同樣如此，其過剩的能量主要通過大量的人口和龐大的政府官員予以消耗，也即把過剩能量用於非生產性的活動之中。而企業社會和工業社會則是積蓄社會，也即將過剩的能量予以積蓄用以軍事的擴張或者工業的擴大，後者以資本主義社會為典型，但巴塔耶也提醒，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一樣，都是為了應付工業社會的到來所採取的積蓄形式。而這就是巴塔耶所建立的“普遍歷史”。
巴塔耶雖然沒有把理性供在普遍歷史的神龕之上，但他同樣強調人對自由的追求和享有，他把黑格爾的沒有奴性的“主人”轉化為像國王一樣擁有自主權和尊嚴的“至尊”，而人生存的本質就在於對於這種“至尊性”的不懈的追求，哪怕只擁有一時片刻，也在所不惜。巴塔耶認為，至尊性的獲得就在於對於過剩的物質財富的無償的不求回報的花費。所以，小到飯後的一支香煙或者疲憊時的一杯啤酒，大到從金字塔的修建，紀念碑的豎立，大型競賽的舉辦，乃至戰爭的發動，均可歸人此種追求至尊性的活動之列。而人也好，國家也好，就在此種消耗行為中獲得至尊性，贏得榮譽與高格的享受。
三、作為“合題”的美國與中國的“和解”
但巴塔耶以詩意的非理性對黑格爾的散文式的理性的批評雖然有其道理，但卻不能完全抹殺理性在人類歷史展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對此他自己也承認，人既有理性的部分，也有非理性的部分，是一種“總體性”的存在，而由人作為材料，手段和終極目的歷史當然也同樣如此。所以，無論是黑格爾在“世界歷史”中對理性的高揚，對精神及自由的鼓吹，還是巴塔耶在“普遍歷史”中對人的非理性的消耗行為的讚揚，都是“合理的”。
或許以“史”為鑑，則可以換個角度審視當下的現實，尤其是中國和美國的紛爭。如果以巴塔耶的眼光看的話，現今的中國就是個耗盡社會，因為多年的生產導致的能量過剩，使得中國不得不主動或被動的採取非生產性的活動來消耗過剩的能量，這其中既有各種大型的基建工程，從高速公路到高鐵，載人航天，奧運會，高端的國際會議，富麗堂皇的慶典，以及“一帶一路”等，都是其“表現”。而當下的美國卻是個斤斤計較的積蓄社會，力圖採用各種手段積蓄能量，並努力將其過剩能量投入生產領域，以加強其生產能力和能量。而如今的中美衝突，也可以看作是兩種不同的社會經濟模式的衝突。但是，這只是近年來的情況，巴塔耶曾經指出，二戰後的美國之所以對戰後的歐洲重建實施“馬歇爾計劃”，援助歐洲各國，其真實原因也即在於美國的能量高度過剩，不得不及時“放電”以避免系統超負荷而崩潰。與之相對，當時的蘇聯卻是個積蓄社會，因為要應對工業社會對能量的巨大需求，所以不得不把所有過剩的能量投入到生產中去。而中國為了建成工業社會，之前也是個積蓄社會，在經歷了改革開放的飛速發展後，才終於變成了耗盡社會。美國卻又逐漸再次轉變為積蓄社會。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説的大概就是這種情景。
黑格爾曾講過悲劇的“和解”問題，那就是悲劇的各方所代表的都具有“實體性”，或者真理性，但都是片面的真理，各方因各持己見勢必發生衝突，而在衝突中終於認識到各自的“合理性”，最後達成“和解”。這種“和解”當然不可避免會帶來各種損失，但各方並不認為自己會損失，或者説，各方並不把自己的損失當回事，也許，這也是歷史的必然。
四、歷史的教訓就是沒有教訓
黑格爾有句話經常被人引用，那就是人們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的教訓就是什麼教訓也沒學到。他的這句話常被用來對於人們不吸收歷史教訓的批評，但其實這麼理解和使用偏離了黑格爾的原意，黑格爾並非要批評這種現象，而是認為，歷史是“灰色”的，而“現在”卻是“生動和自由”的，不可能用歷史的規則去套今天的現實：
人們慣以歷史上經驗的教訓，特別介紹給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國家，但是經驗和歷史所昭示我們的，卻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沒有從歷史方面學到什麼，也沒有依據歷史上演繹出來的法則行事。每個時代都有它特殊的環境，都具有一種個別的情況，使它的舉動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來考慮，自己來決定。當重大事變紛乘交迫的時候，一般的籠統的法則，毫無裨益。回憶過去的同樣情形，也是徒勞無功。一個灰色的回憶不能抗衡“現在”的生動和自由。（《歷史哲學》第6頁）
今天也同樣如此。而黑格爾還曾講過，世界歷史的英雄其實也並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亞歷山大也好，拿破崙也好，雖然戎馬一生，但對自己的真正的使命卻並不知曉，他們只是“絕對精神”的工具而已。也許，今天的世界歷史英雄和他們並無區別。
所以，我們談到黑格爾的世界歷史也好，談到巴塔耶的普遍歷史也好，都只是“過去的”歷史，而將來發生的事情，我們並不知道。但是，他對於理性的強調，對於自由的嚮往，卻可以在今天給我們提供可能的參照。而讓人唏噓的是，黑格爾於1831年死於一場霍亂。這在新冠依然肆虐世界的今天，似乎給人更多的感慨，甚至有同病相憐之感。最後，讓我再徵引黑格爾的一句話來結束這篇文章：
誰用合理的眼光來看世界，那世界也就現出合理的樣子。（《歷史哲學》，第10頁）
2020年8月26日匆草於五角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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