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特朗普支持者用“上帝”來動員羣眾時,他們究竟在説什麼?

兩天之後(1月20日),美國當選總統拜登將於華盛頓特區舉行就職典禮,為特朗普時代畫上句點。就在這權力交接的兩週之內,一連串戲劇化事件的相繼發生,為美國的前景又蒙上一層陰影。

國會山騷亂事件的餘波仍在不斷擴散。據相關報道,美國首都華盛頓和50個州嚴陣以待,在新冠疫情的威脅之下調動軍隊,防止國會山騷亂的重演,保障當選官員安全。而另一些報道則稱美國多地正在醖釀武裝抗議,包括極右翼反政府組織“布加洛運動”,可能於總統就職典禮前後在首都華盛頓和50個州首府進行武裝抗議活動。

當特朗普支持者用“上帝”來動員羣眾時,他們究竟在説什麼?

就職典禮前夕,美國白宮前的護衞軍隊。(圖片來源:路透社)

與此同時,一場關於美國“言論自由”的大討論也在持續發酵。國會山騷亂之後,特朗普被推特、臉書、谷歌商店、蘋果商店等17家社交媒體“封殺”了相關賬户,甚至連其支持者的賬號都遭到了大批封禁。而美國國會眾議院民主黨人也在日前正式提交針對特朗普的彈劾條款草案,指控他“煽動叛亂”。反對的聲音抗議科技巨頭公司正在把觸角伸向公共空間的每個角落,警告“監控資本主義”時代已經到來。支持者則認為這些人顯然誤解了言論自由的邊界。另一些人士則表示對特朗普的“封殺令”可能存在着“量刑過當”之處。

當特朗普支持者用“上帝”來動員羣眾時,他們究竟在説什麼?

推特永久封禁了特朗普的官方賬號。

在這些討論與紛爭之中,“讀刊”發現了另外一些值得被關注的視角,比如政治行動的語言。不少西方媒體人與作家在回顧國會山騷亂之時,都不約而同地提起了法國大革命,這顯然不是一種偶然。實際上,在衝入國會的暴徒的旗幟與口號中,我們很容易就能發現政治狂熱與宗教信仰的緊密締結關係。當特朗普支持者大量使用“上帝”、“拯救”、“三位一體”等語詞來動員羣眾時,他們究竟在説什麼?

本期“讀刊”欄目介紹一些西方作者的觀點,從語言、歷史與哲學的角度回顧國會山騷亂事件。討論這些宗教相關的語言不是為了爭論宗教本身,而是因為探討政治語言的可能性,正是這個時代我們共同面臨的處境:除了面紅耳赤、黨派相爭的抨擊與攻訐之外,我們是否還有其他語言來向我們的政敵表達觀點?

撰文丨馮塬雅

歷史之聲:法國大革命的迴響?

自美國國會大廈被襲以來,隨着時間的推移,很多暴亂前後看似無關主要敍事的細節也漸漸浮出水面——譬如在暴亂中依舊無處不在的“上帝”。如果在象徵層面上我們可以説特朗普的右翼支持者依仗着對民族主義的狂熱信仰,這一次的遊行中是確確實實有宗教的影子。

《大西洋報》記者Emma Green在《一場基督教復興》(A Christian Insurrection)中描述道,暴徒高舉“耶穌拯救我們!”和“上帝、槍支和肝膽讓美國強大”、“讓我們使三位始終一體”等旗號。衝擊者在國會中叫囂着“愛耶穌就喊出來”,為“愛川普就喊出來”的口號伴奏。他們自稱為“耶利哥”,聖經中惡神與腐敗之城。正如耶穌命約書亞帶着吹號角的牧師繞耶利哥遊行七次,示威者也在華盛頓吹響了猶太教中的公綿羊號角,自詡如約書亞一般在驅散“選舉黑幕的陰霾”以保證“腐敗之牆崩塌”。基督教元素被挪用,之前默不作聲的教會成員也終於在衝擊後忍無可忍,在社交媒體上公開斥責特朗普。

這次國會大廈的衝擊被稱為“奪權”,也常被比作上溯至法國大革命的又一次民眾起義。在法國革命期間,羅伯斯庇爾也建立了自己的至上崇拜教(Culte de l’Etre Supreme),以此替代之前的國教天主教,和法國有史以來第一個無神論教派,以人為本的理性崇拜。羅伯斯庇爾不信天主,卻為神祗的全然消失而大驚失色——他相信一個至高無上的存在主宰社會秩序,便一手設計了自己的革命宗教,認為理智只是靠近那個神明的手段,且人的靈魂不死。他的理論根基在古希臘與羅馬的公民意志與美德,並以對自由和民主的忠誠為修煉途徑。

當特朗普支持者用“上帝”來動員羣眾時,他們究竟在説什麼?

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1758年5月6日-1794年7月28日),法國大革命時期政治家,雅各賓專政時期的實際最高領導人。

這一切聽起來無可厚非,但卻成為了羅伯斯庇爾戕害異己的正義光環,譬如主張去除宗教信仰的激進理性崇拜者赫伯特·史賓塞和安那卡西斯·克洛斯。但就在至上崇拜教頒佈的同年也就是1794年,羅伯斯庇爾因為信仰矛盾的發酵被斬首,至上崇拜教也從此銷聲匿跡。這一切,似乎餘温未去。雖然特朗普沒有公開宣揚自己的教義,但將政治道德轉化為信仰與黨派爭鬥之利器的手段,卻如出一轍。

先知之聲:“牧師”政治家傑克遜

國會事件的“耶利哥”雜音並不是宗教涉足美國政治的唯一例子,也不是宗教塑造政治語言的孤案。即使是在如今崇尚民主與理性的現代民族國家,宗教也是建立政治領袖與羣眾意志的常用手法。

作家兼記者David Masciotra的新書《我是個人物:傑西·傑克遜為什麼重要》(I Am Somebody: Why Jesse Jackson Matters)中花了一整個章節回顧傑克遜在1988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講。這篇文章在暴亂後被選登在Literary Hub文學網站上,題目是《關於傑西·傑克遜一生中最偉大的演講》——這個刊登時間並非偶然。傑克遜是美國著名的黑人民權領袖和浸信會牧師,而在1988年,他是作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發表講話的。他的正式演講的開頭是這樣的:“在座的各位覺得自己是坐着的,但我們其實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接着是一連串為美國民主進程犧牲付出的人的名字——白人,黑人,基督教徒,猶太人和在暴力衝突中獻出生命的無神論者。

當特朗普支持者用“上帝”來動員羣眾時,他們究竟在説什麼?

傑西·傑克遜(1941—),美國著名黑人民權運動領袖。兒時在貧困中長大,之後進入芝加哥神學院學習,於1968年被委任為基督教浸禮會牧師。1984年和1988年兩度進入民主黨初選,成為第一個競選總統的黑人。

Masciotra認為,這是黨派內部全國代表大會演講的全新策略。七十年代,美國政治制度改革,種族歧視的問題得到進一步糾正;黨內精英的投票比重減小,初選比重加大。黨團集會從政治鬥爭的現場,變成了一場自我慶祝的內部派對。但作為剛剛加入政治體系的黑人羣體的代表,傑克遜一上台就回顧了美國民主歷史的血雨腥風。他有一個小時的電視直播時間,他知道自己的觀眾“不是會議參與者,而是電視機前那些從未參與過黨派政治的人——局外人,少數羣體,那些被我們的競選首次領入這些大事件的人。”

作為牧師,傑克遜運用了宗教中的先知概念。在聖經中,一葉知秋的先知者不是通靈的薩滿;宗教預言,是“上帝將自己的聲音借給沉默的痛苦和被掠奪的窮人,以面對世俗的骯髒財富”——這是猶太拉比(宗教領袖職稱,大約等於牧師)亞伯拉罕·約書亞·赫歇爾在著作《預言家們》(The Prophets)中的定義,而赫歇爾正是馬丁·路德·金的密友和並肩作戰的政治戰友。神學家和宗教歷史學家理查德·謝爾比在《傳教之王:馬丁·路德·金與其改變美國的語言》(The Preacher King: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Word That Moved America)中將古代宗教先知分為邊緣和中心兩類。他認為馬丁·路德·金為總統肯尼迪和林登·約翰遜討論民權法案的時候是“指導王權順民意、聽天命的中央先知”,而晚年越發激進、自處遊走時是“與權力對立的邊緣先知”。

傑克遜從未獲得馬丁·路德·金的影響力,但他在1988年的競選,可以理解成一個先知形象從民間到政府、從邊緣到中心的過程。在赫歇爾看來,卷在塵世間政治紛爭的我們很容易因為分裂的意圖和考量背離我們人類共同體的團結和責任,而從上帝視覺出發的先知們可以從一個完整的、神性的角度提供解藥。

在此,筆者並非提倡政教合一。只是想説,如今美國的紛亂局面中缺乏的是一種基於人性的包容和聯結,而各個國家與文化背景的社羣對此也常有善意不足的反應——我們都時常在各類時事評論中看到過幸災樂禍的語調。

關於政治,我們總是希望以學術的角度加以解讀,也難免習慣性地在國內或國際政治時事中選邊站。那麼在理智甚至偏於技術統治論(technocracy)的剖析和麪紅耳赤、黨派相爭的抨擊以外,我們是否還能有更博愛甚至是理想主義的政治態度?我們還有沒有其他的語言方式來理解和表述政治?這也正是牧師政治家傑克遜在1988年為今天埋下的啓示。

當特朗普支持者用“上帝”來動員羣眾時,他們究竟在説什麼?

馬丁·路德·金與青年時期的傑西·傑克遜。

正如Masciotra在文章中對傑克遜的評價:“一個預言性的時刻,或許可能理解成一個抵達人類境遇真相的時刻——關於全人類聯結情誼的真相,關於痛苦的真相,關於愛的救贖力量;這是啓迪了很多宗教教義和偉大藝術的真相,是人類在最光輝時刻所希冀的真相。”這也是為什麼傑克遜並不在演講中只和基督教徒對話,而是用詩意的語言和自己的經歷;他希望撼動聽眾的情感,而不僅僅是理性的政治思索。Masciotra在文中引用了傑克遜的一段話:

“我在南加州的格林維爾長大。那時候,我的祖母連買牀被子的錢都沒有。她沒有抱怨,我們也沒有受凍。她翻出了些舊衣舊布——補丁,羊毛,絲綢,華達呢,麻布——全是碎片,甚至擦不乾淨你的鞋子。但它們很快就煥然一新。她用厚實的雙手和堅實的繩線把它們縫成一條被子,一個美、力量和文化的結晶。現在,民主黨員們,我們也必須站在一起,織成這樣的一牀華被。”

傑克遜將自己的家庭細節化為彼時最重要的政治隱喻,將不同的民主訴求和社會鬥爭比作補丁——工人的勞資糾紛、黑人的權力、兒童保護法的正義、帶薪休假的爭取、拉丁裔的工作問題等等。每個補丁都很有自己的正義光環,但每個都很小。傑克遜建議:“我們應該向我的祖母學習,把所有的碎片都縫在一起,用同一條繩子連接起來。當我們披着那條團結、共識的被子,我們就會有力量面對社會福利、住房、工作和教育的問題,就會對我們的國家抱有希望。”

這只是傑克遜演講中的一個片段,但充滿情感和詩意手法的語言比比皆是。已逝的紐約市長Mario Cuomo曾説過,一個有影響力的政治領袖應該以詩歌之人性光輝來競選、以散文之縝密邏輯來治理。這不是説以類似宗教狂熱的方式煽動、收買人心,而是在政治的較量和執行中加入對人性的考量,加入一種有温情的理想主義。前者譬如羅伯斯庇爾的至上崇拜教和最近衝擊國會的耶利哥派,那是以信條的差異縱容暴力,採取的是衝突的邏輯;後者譬如馬丁·路德·金、甘地或傑克遜,是以善良的邏輯,提取各自信仰中關於博愛的元素,彌補理性治國的不足。

人性之聲:中世紀英國律法、柏拉圖,以及一位父親議員

也就在這周,在杜克大學研究中世紀法律與文化的博士生Meghan Woolley發表文章《十二世紀英國法律中關於愛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love in a 12th -century English law book),提到了《亨利一世律法》。書中説到:“和解比法律重要,愛比判決重要”(An agreement supersedes law, and love supersedes judgment,拉丁原文為pactum enim legem vincit et amor iudicium)。Woolley解釋説,這是對現代庭外和解的鼓勵,是賦予基於愛與友誼的和解以法律意義。即使亨利一世律法不算鬆懈,這也或多或少有以情代法的嫌疑,與現在律法精神相違背;但至少,它能給我們的啓示是,法律的執行無情,可律法或許依然能承載人的情感,至少懷揣那種理想。情感與理智不一定水火不容。

無獨有偶,記者、作家和哲學講師Nick Romeo與斯坦福大學的古典文學研究生Ian Tewksbury在這周的Aeon網站上發表了《柏拉圖在西西里》(Plato in Sicily)一文,重温了柏拉圖的政治理想。公元前388年,年近四十的柏拉圖已經經歷了寡權政治、民主復興和蘇格拉底的行刑。對雅典政治體系失望的他轉向哲學,認為政治的核心是人的幸福快樂和政治的公義,因此王者應具哲思或哲人應為賢王。柏拉圖周遊各國,而在西西里島的城邦錫拉丘茲(Syracuse),面對驕奢淫逸的國王戴奧尼夏,柏拉圖輔佐哲人王的希望破滅了。這些經歷與相應的反思,都記錄在他的《第七封信》(The Seventh Letter)裏。

當特朗普支持者用“上帝”來動員羣眾時,他們究竟在説什麼?

《第七封信》,柏拉圖著。

“哲學不像其他學科一樣可以完全用語言表達”,柏拉圖寫道,“只有在師生間長時間的討論、通過對同一話題的共同追求,哲學才會像電光火石般在靈魂中紮根、生長”。Nick Romeo與Ian Tewksbury寫道,柏拉圖的理想區別於現代學術環境中常見的競爭現象和自我封閉式研究;在柏拉圖的世界裏,哲學的探討,需要純潔熱忱、無有私慾的切磋和碰撞,不僅不排除人之感性,還正需要藉助熱情即生命力、以政治為手段,將探索的碩果實現和造福大部分人。也只有這樣,“理智和知識才能在人類的極致努力下,照亮一切。”

在柏拉圖看來,哲學不是孤獨的求索,也不是統治者手中的皮鞭,而是需要以“熱情、善意和不帶嫉妒”的思想交流,將民主有愛之光帶給所有公民(雖然因為時代侷限,他將公民狹隘地定義為白人成年男性)。他的核心追求中,包含人的情感和聯結。正如其追隨者、希臘哲學家及文學家普魯塔克對柏拉圖的解讀:“愛、熱忱、情誼或許比硬邦邦的規矩比起來顯得軟弱,但它們才能最深厚長久地支撐統治”。而這些,是超越了現實政治、不被任何統治個體定義的關於人的真理。形而上的真理或許已經過時,但柏拉圖那超越政治的、對人類本身境遇的關注,卻與馬丁·路德·金和傑克遜等人以宗教式博愛參與政治的原則殊途同歸。

這也是為什麼在最近爆炸式的對美國政治的分析中,大西洋週刊上一篇關於國會議員Jamie Raskin的文章尤其觸動筆者。在文中,我們看見的不是“示威者”、“民主黨員”或“共和黨議員”等標籤,而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以人之存在呼應人之存在的父親。他參與了選票的清算確認,暴亂髮生時他正在國會大廈演講,引用者林肯反對集權、以民意為重的告誡。他的女兒也在。

當特朗普支持者用“上帝”來動員羣眾時,他們究竟在説什麼?

美國國會議員Jamie Raskin(中間)與家人。他的兒子(左兒)不久前因抑鬱症去世。

可以説,他們經歷了生死。而就在前一天,他參加了兒子的葬禮——這個二十五歲的青年因為抑鬱症,在2020的最後一天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暴亂髮生後,週四早晨,Raskin回到國會大廈的麥克風前,否決了一名共和黨員對賓州計票結果的反對:“一週前,我的家庭在新年夜遭受了語言無法描述的痛苦,但我們不是唯一一個在2020年承受這種極端痛苦的家庭。夠了,我親愛的同事們”,他語氣一轉,“到了讓美國癒合的時候了。是時候讓我們的家庭和集體聯合一致的時候了。讓我們別再毫無緣由地,在美國的傷口上灑鹽了”。他沒有抨擊或辯論,而是從自己的經歷中提煉出了自己的政治語言,從自己的傷痛推演到了所有人的傷痛——這種情感的聯結,讓筆者想起了1988年的傑克遜。

什麼才是最佳政治體制,如今美國和世界局勢到底需要怎樣的出路——這是複雜的課題,甚至永遠的懸案。我們應該呼籲更有學術洞見的客觀分析,也支持合宜的義憤填膺的聲音;但至少,在國會鬧劇之後,除了各種解析和抨擊,在網站上的各種歷史回溯中,我們隱約看到了對另一種表述的渴求,而這種對政治語言的思索,承載着各社會羣體重新聯結的渴望。這或許是永遠無法實現的“幼稚”理想主義,但何嘗不是一份長久衝突後的真實需求?

參考資料: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21/01/evangelicals-catholics-jericho-march-capitol/61759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ult_of_the_Supreme_Being#:~:text=The%20Cult%20of%20the%20Supreme,rival%2C%20the%20Cult%20of%20Reason.

https://lithub.com/on-the-greatest-speech-of-jesse-jacksons-life/

https://psyche.co/ideas/the-language-of-love-in-a-12th-century-english-law-book

https://aeon.co/essays/when-philosopher-met-king-on-platos-italian-voyages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21/01/jamie-raskin-capitol-attack/617609/

撰文 | 馮塬雅

編輯 | 李永博;王青

校對 | 王心

來源:新京報

版權聲明:本文源自 網絡, 於,由 楠木軒 整理發佈,共 6714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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