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文章就是要以真誠示人,説真話呀,那為什麼很多人都不寫真話呢?是不是寫文章不能寫真話?
在很多時候,寫文章不能寫真話。尤其是在某些國度,某些政策指導之下,還有就是某些特殊時期,連同關鍵字都不能有,更何況要寫進文章裏呢?雖然作者們大多不知道關鍵字是指什麼,但還是對於虛幻中的關鍵字概念奉若神明,不敢碰觸,也不敢稍有涉及。模模糊糊的知道一些,就不能亂寫,更不能説真話了。即便是新聞也要講究技巧,不能照直了寫,照直了説,而是要報道表面現象,不做深究,也不做後續報道,評判自由人去評判,言説自由人去言説,追尋真相已經不是新聞的責任了。
那麼,大多數的寫作者並不是新聞作者,還有必要寫真話嗎?寫了真話會帶來什麼後果,大家心裏都清楚,也都不敢有什麼奇葩的想法了。於是,很多水文鋪天蓋地而來,很多人云亦云連自己都不知所云的文章如雪片一般飄落,更有那打着説真話的幌子,説一些不冷不熱的話,不涼不酸的話,招搖撞騙的。即便如官方也變得謹言慎行,不敢説什麼具有深意的話了,更不敢帶着文藝腔故作瀟灑了。
一時萬馬齊喑,九州風雷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激盪去了。天公降的人才也都三緘其口,躲到角落裏待價而沽了。那麼,是不是寫文章説假話自古有之?當然如此。古代作家不敢寫真話,怕被殺頭,連同寫史書的史官們都不敢寫真話,不敢照着歷史事實寫,更何況文學家們呢?虛構是文學的根本素質,影射和諷刺才是文學的鋒芒。於是,更多的作家不敢直書其事,不敢照直了寫,採用了史官的曲筆,宕開筆觸,無所不寫,但都是一些個人自怨自艾的小調子,沒有真話在裏面,也起不到什麼作用,造不成什麼影響。倡導復古的那些文學家更是不敢寫真話了,就連一篇《諫迎佛骨表》都容不下的唐憲宗,哪裏能容得下韓愈呢?拾遺的官職並不好做,連白居易也深受其害。後代的人更是如此,寫些冠冕堂皇的話也就罷了,天下又不是自己的,再説了,一個文人哪裏有什麼能力治國安天下呢?天下還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
認清了這些事實,後代的作家們更不敢寫真話了,只能用小説的筆觸去寫,姑妄言之,希望人們姑妄聽之。但也僅僅止於姑妄聽之,沒有什麼影響了,或者掀不起半點波瀾。但文學的悲哀並不在於此,而是資本進入之後,讓作者們沉迷於那些修仙、玄幻、穿越等賺錢的文學而不能自拔,也就把文學變成了金錢的的奴隸,哪裏還有半句真話?
魯迅是一位勇敢者,敢説真話,而現代文學史上,也就僅僅出了一位魯迅。巴金是後繼者,文革後寫了《真話集》問世,樸素的語言,沉甸甸的分量,讓後世作家們望塵莫及。在文學裏,真話似乎不被待見,也不被提倡。那麼,是不是文學不説真話,用技巧寫一些虛頭巴腦的話就是規則呢?當然不是,真話之所以不能寫,是因為作家們不敢寫,寫了也不能發表,不發表就沒有生活所需的鈔票,在這個沒有鈔票就無法生存的年代,沒有鈔票就等於自尋死路,如此一來,環環制約,還有哪個作家敢寫真話?
有“詩界革新導師”之稱的近代詩人黃遵憲曾經寫過“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那是多麼仗義的言辭,又是多少作家的理想。只是,做到的沒幾個,作家們都是“著書都為稻粱謀”,不就是為了混口飯吃嘛,何必當真呢?
於是,文學也就墮落了,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沒有自己的樣貌和聲口,也就失掉了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