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服飾之“服妖”現象：男服女妝多互效，亂世變節易風度
中國古代絢爛多姿的服飾藝術與禮儀制度相得益彰，禮盛於太平，服正於禮盛，各朝各代正統服飾是基於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而形成，而朝代更替之際，服飾亦會伴隨人們思想價值觀念的變化而發生轉變。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思想文化活躍的時期，政權更替下的社會動盪激發人們各階層思想與個性之活力，亦影響衣冠服飾風格形成獨特之異美，出現“服妖”之現象。
魏晉南北朝“禮崩樂壞”與民族融合的亂世之境，以及社會各階層活躍的思想促使“服妖”現象的產生，衣冠服飾變化，多有男扮女裝、女扮男裝，甚至髮式與妝容亦有男女互效，男女無別，變節時代正統服飾，風格鉅變。亂世之境中的“服妖”與其時代思想文化相互襯托，共同鑄就魏晉之風度。
“服妖”一詞最早見於漢代伏勝所著的《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
君之容貌不嚴肅端正，違背常理，會受到大自然的懲罰，此在民眾間則表現為服飾異常，“貌之不恭”則為“服妖”，所謂“貌之不恭”與先秦以來的儒家思想有關。“貌恭”為“五事”之重首，《尚書·洪範》雲：“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春秋時期，儒家提倡的“君子九思”融合了《尚書·洪範》中的“五事”，共同組成君子修身養德之標準。《論語》雲：“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儒家思想提倡君子風範德行表現為行為舉止與容貌裝飾，更能反映人的內在修養與品德。
秦漢以來，儒家“君子九思”的理念受到眾多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認可，並廣泛強調“五事”與“九思”。《漢書》雲：“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顏師古注曰：“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儒家思想中以“五事”或“九思”反映人的內在修養是否有德，內在修養之缺乏，是社會混亂失常的源頭，與“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意思相同，皆是禮儀制度與社會生活的反映。兩漢時期，儒家思想成為官方主流思想，“五事”與“九思”盛行，且受道家思想的影響，“五事”還與五行相對應，廣為世人接受認同，成為時代的正統典範。
何為服妖？《左傳》雲：“反其常性即為妖也”，可見古代實物偏離正常形態則為“妖”。漢班固認為“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風俗異變使得服裝變化，違背傳統常態，無“五事”之恭，亦無“九思”之正，則為“服妖”。此觀念流行與後世歷朝，《南齊書》雲：“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輕剽奇怪之服，故曰時則有服妖”。“服妖”之本質為服飾妝容以及車馬用具等生活層面發生背離傳統風俗禮制之異變，且常發生於朝代更替、社會動亂之際，魏晉南北朝時期尤為盛。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各階層的禮儀服飾發生重大變化，出現“服妖”的現象，這與當時的社會環境的變化密切相關。自西周以來，服飾車馬等生活內容便不再是單純的禦寒保暖、修飾儀容，方便生活的實用之物，而是身份地位的象徵，具有強烈的禮儀性質，形成“分等級，定尊卑”“名貴賤，弘教化”的重要禮儀服飾。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經兩漢統治者的努力逐漸恢復傳統禮樂制度，於漢武帝時“定於服制，班於天下”。禮儀服飾成為正統之儀。
東漢末年外戚專權、宦官亂政、饑荒遍野促使社會陷入動亂，一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權割據，社會動盪之勢已成常態，傳統禮樂制度“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的功能喪失，社會再次陷入“禮崩樂壞”之境。禮儀文化的衰落使得兩漢以來的輿服制度、禮容規範難以維繫，而求異創新則成魏晉南北朝所盛之風，“服妖”之風漸起。
魏晉南北朝時期，匈奴、鮮卑、揭、氏、羌等北方民族紛紛參與到政權建立之中，民族文化交流頻繁，文化與服飾等皆出現胡漢融合之勢。在北方各民族風俗的影響下，中原地區人們的用具、習俗等方面的“胡化”傾向格外明顯，上至各政權的皇室貴族，下至民間百姓，“胡化”之風盛行與服飾禮俗各方面。北方各民族的禮俗、服飾因素傳入中原地區，對傳統的漢族禮儀制度產生強烈衝擊，亦為中原服飾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促進各種“服妖”現象的發展。
形成與亂世之中的“服妖”現象在魏晉南北朝的衣冠服飾的變化上表現尤為顯著。先秦兩漢以來，服飾禮儀制度完善，對衣冠服飾有明確的禮儀規範，並具有強烈的政治教化作用。而魏晉衣冠服飾以白色為主流，與傳統服飾禮儀強調的“西方金色白，秋為殺氣，白露為霜，白者喪之氣也”相悖逆。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對白色的印象產生極大改變，不復忌諱傳統觀念中白色“兇喪之象”的寓意。魏晉士人服飾色彩皆以淡雅為主，白色極其受歡迎，儘管在喜慶場合亦是穿着白色服飾，甚至軍隊服飾中亦多以白色為主，仿皮弁而用縑、帛等材料製成白蛤為將士服飾。可以説是“禮豈為我設耶”，與此前傳統禮儀習俗完全相悖，舊制不復，“服妖”之風漸盛。
傳統“衣裳”之禮制亦是產生異變。自西周開始，“上衣下裳”已成為中國古代服飾的重要定製，《周易》雲：“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東漢末期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傳統“上衣下裳”之定製發生變化，被維護傳統舊制之人批評指責並納入“服妖”之列。
根據《宋史》記載：“晉興後，衣服上儉下豐，着衣者皆厭腰蓋裙。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陵遲至元康末，婦人出裲襠，加乎脛之上，此內出外也。”
自西晉永嘉之亂，服飾逐漸形成“上儉下豐”的形制，其呈現出上衣短小、下裙寬大的服飾特點。史學家認為衣裳之上下為古代禮儀中君臣尊卑的體現，衣裳之寬窄更是穿着者權勢地位的象徵，魏晉南北朝“服妖”之“上儉下豐”實際上是魏晉王權衰落的亂世之象。
而女子服飾中內衣外穿的“裲襠”更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後宮干政之象的表現。古代封建社會宮闈之事為內、社稷之事為外，內外之別，杜絕女子干政。而自西晉皇后賈南風亂政之始，魏晉南北朝後宮女性干政之舉頗為常見，是亂世之象的突出表現，“裲襠”服飾亦被劃入“服妖”的名目之中。衣冠服飾之異變推進“服妖”之風盛行，並且在服飾妝容上出現男女無別的現象。
“服妖”之風促使魏晉南北朝時期在服飾妝容之上，發生男效女，女仿男的異變，一度形成男女無別的局面。古代封建社會中，鞋子是區別男女身份的重要服飾之一，雖男女皆可穿着，卻在形制上有差異，女子鞋履的頭部為圓形，男子鞋履的頭部為方形。這與古代封建禮制存在關聯，圓頭鞋履有女子順從之意，男子方履則有主導之意。西晉太康初年，女子履的形制發生變化，最主要的特點是其頭部變成與男子履相同的方形。史學家常常將此“服妖”之象與王朝衰落的歷史現象相互聯繫。
儒家思想文化之中，十分注重男女之別，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談天地陰陽説天地之常為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這一思想融入到禮制思想中便是“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這種男女有別的性別差異思想觀念貫穿於古代封建社會的各個階層，強調古代男女在社會、家庭地位上的有別，其二者間的差別亦表現在區分身份等級的禮儀服飾上，提倡的是“非其人不得服其服”。而魏晉南北朝時期，傳統禮儀文化逐漸衰落，傳統禮制中男女有別的觀念受到衝擊，當時之人不再拘泥於傳統禮制的戒律，常與之相悖，男子服女子之服、女子飾男子之容的現象屢見不鮮。
魏晉南北朝時期長相出眾的男子常以玉、壁比之，不再如舊制中以與喻君子之德，而強調男子與玉在外觀風貌上的聯繫。《世説新語》雲：“潘安仁、夏候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壁’。”玉、柳等原本形容讚美女性的言辭亦來形容讚美男性，譬如有人讚歎王恭的形貌秀麗為“灌灌如春月柳。”魏晉職級男子審美傾向發生轉變，而偏向於女性之柔美，且在服飾上亦多效仿女子。“魏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玄曰，此服妖服也。”“更始諸將軍過洛陽者數十輩，皆憤而衣婦人衣繡擁。是服妖也。”可見，魏晉南北朝男子服飾效仿女子已成常態。
魏晉男子不僅在審美傾向以及服飾之上呈現出女性化之象，在妝容、舉止上更是將女性的陰柔之美效仿得淋漓盡致。敷粉、描妝、薰香、佩戴香囊皆是魏晉男子的偏好等嗜好。魏晉之時男子：“手持粉白，動相誇飾。”説的就是這種偏好。《世説新語》中更有“謝遏年少時，好着紫羅香囊，垂覆手。”可以説，魏晉南北朝時期男子將效仿女子之柔美展示的極其形象，服飾、妝容、舉止皆詳細模仿，甚至自由風采。
與男子穿婦人衣相關的，是婦人以男子的形象裝扮自己。《宋書》記述西晉時期：“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袱帽之屬為斧、誠、戈、戟。”“婦人而以兵器為飾，又妖之大也。”為魏晉之際，婦女常以五兵中的斧、誠、戈、戟用金、銀、袱帽做成瞥、釵。此舉以當代觀點看來是婦女勇敢追求個性的審美創新，而在古代史學家卻是有悖“國之大節”荒唐行為，與儒家傳統禮制思想相違背。“服妖”之風下的男女互相效仿促使魏晉南北朝服飾文化綻放異彩，亦是魏晉風度的重要表現。
魏晉南北朝時期世人的“服妖”現象中，突破傳統儒家禮制思想的束縛，在衣冠服飾、舉止妝容上打破禮制的規定與男女的差異，並在儒家傳統思想崩塌的社會化局面中，積極展現思想情感的自我個性，熱衷於真實的、毫無掩飾的表現自我，此人情放縱的社會風貌正式魏晉風度的重要特點。
漢武帝時“獨尊儒術”，儒家思想在政治操控下成為維護政治權利的工具。魏晉南北朝的亂世之中，傳統的儒家文化對思想領域的控制鬆動，曾經被壓制束縛的百家思想又再度迸發活力，在歷史上精彩紛呈，魏晉名士乘勢而起，獨顯時代風流。魏晉各階層人士熱衷於抒張個性，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服妖”之中的審美風向，生活情趣無不彰顯其優雅從容、任情放縱、“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晉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