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形記》是我閲讀的第一本德國文學作品，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現代主義文學當中的表現主義。這部作品是卡夫卡眾多作品中最為人熟知的一部，因其寫作手法的獨特性和其主題的深刻性，自面世以來，就吸引着眾多學者去研究和分析。
一直以來，學界對《變形記》主題的研究一般都是從人性異化的角度出發的，認為格里高爾的變形是由其所生存的社會環境造成的。無論是家人對格里高爾變成甲蟲前後態度的變化，還是從他自身的變化來看，由內而外的人性異化都在小説的字字句句中流露而出。受李萌羽老師《多維度視野中的沈從文和福克納小説》研究視角的啓示，本文試圖將主題的探究維度進行橫縱拉伸，從多角度對小説的主題進行審視或者補充。
較早評論《變形記》並提出人性異化主題的專家有瓦爾特·H·索克爾，他在《反抗與懲罰——析卡夫卡的<變形記>》中這樣揭示道：格里高爾通過變形來反抗父親，來避免懲罰，但是適得其反。“變形便把反抗和懲罰兩層意思聯繫在了一起。因為可怕的形象使格里高爾嚇跑了秘書主任，但面對憤怒的父親卻失了效，使他變得軟弱無助。變形更深刻的含義與其説是反抗，勿寧説是受罰。須知，父親轉眼間便把格里高爾對秘書主任的勝利變成了可悲的失敗。”索克爾對《變形記》主題的探索較早地將其上升到一個理論高度，也開啓了人們對於卡夫卡本人與小説之間種種聯繫的研究和探索之旅。
一、 人性異化
1.弱者的恐懼與孤獨
卡夫卡在塑造格里高爾這一形象時，筆墨着重在了變形後的甲蟲身上。雖然仍擁有人的意識，但它的姿態卻只允許它站在一隻蟲的視角上去看這個社會。而蟲的視角其實就是弱者的視角。在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之後，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那份用來養家餬口的苦差事，心中因不能替父親還債、不能供妹妹上音樂學院而滿是擔憂和愧疚。而對於自己的身形和變化，被內疚感充斥的內心早已找不到一個合理的位置來安放這份苦惱了。對於格里高爾而言，他是沒有自我的，也沒有選擇的權利，他的一切重心都是家庭。他希望靠他推銷員的工資來養活一家人，進而換取一家人的肯定和尊重。他努力使自己擁有更多的社會性，提供更多的社會性，卻在不經意之間丟掉了自己，拋棄了個人性。
他的內心是自卑的、恐懼的、孤獨的。外形的異化使他從家庭的支柱變為一家人的累贅，他惶惶不安地度日，渴望被愛卻又害怕傷害。但其實，他早已被異化成了非人——一台賺取利益和鈔票的機器。他在外忙碌的時候，家人享受着他帶來的物質快樂，他把這份付出認為是理所當然，以至於在他外形異化了的時候，想到的是恢復以前的生活——繼續着人形非人的異化。這也許就是小人物（或者説弱者）無法選擇的命運。只有人形非人的異化才能勉強與這個世界共存，外形的異化終究會被這個社會排斥。而更令人心痛的是，他並沒有醒悟，反而向自我異化更近了一步。最終，更是自願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結合作者所處的時代和他的個人經歷來看，格里高爾正是作者卡夫卡的寫照，甲蟲的內心世界也正是作者的精神自畫像。卡夫卡所處的時代是一戰前奧匈帝國即將崩潰的時期，當是歐洲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人們生活困苦，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人們的心靈開始出現異化。另外，卡夫卡本人自有在父親的暴虐陰影下長大，身體差，畢業後工作不順，最後還因病失去了工作。雖然訂過三次婚，但他沒有結婚。同時，受尼采和柏格森等消極哲學的影響，思想感情自然偏向於悲觀主義，極容易自卑、自厭和自虐。他窺探到了人性之惡和親情的冷漠，卻謹小慎微。他缺乏一種敢於反抗的自信，窮其一生也未能擺脱“弱者”的枷鎖。正如他自己所説：“巴爾扎克的手杖上寫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礙’，我的手杖上寫着‘一切障礙都在粉碎我’。”其中隱含的莫大的悲涼和病態的心理，無疑是其作品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和永恆的主題。
2.利慾至上的人性扭曲
紫葳在《寓嚴肅於荒誕之中——讀卡夫卡的<變形記>》一文中説：“作者並不是為了荒誕而荒誕，其中有深意存焉。這就是深刻地表現了資本主義社會里‘人的異化’。”恩格斯曾在《英國無產階級狀況》一文中提到，“維繫家庭的紐帶並不是家庭的愛，而是隱藏在財產共有關係之後的私人利益。”在資本主義社會，物質的富裕遠比精神的富裕更讓人滿足。金錢和利益成了衡量人際關係的唯一標準。格里高爾變形前，家人依附於他，一家人過着幸福而平靜的生活。然而，當他變成了大甲蟲之後，一切都變了。温情的面紗被撕掉，尖牙利嘴的醜陋模樣原形畢露。
當一個人的社會價值變成零的時候，他能得到的就只有被嫌棄了。母親被嚇得暈倒，父親氣得要把他殺掉，妹妹對他越來越厭惡，老女僕對他也不客氣，稱他是“老屎殼郎”。親情的温度降至冰點，冷漠得只想要趕緊宣判這個無用累贅的死刑。在資本主義社會和現代化社會大生產中，人已經被異化為金錢和物質的奴隸，甚至可以用金錢替換感情。相較於外形異化，人形非人的異化才是社會的隱患。它被大眾接受，並且使社會的物慾主義愈演愈烈。一味追求物質利益的金錢世界是沒有温度的，行走於其中的人們也是冷漠無情的。“格里高爾死後，一家人就像解脱了一樣，開始了新生。”又從側面表現出了家人赤裸裸的金錢觀。對一台再也不能賺取任何利益的機器，丟掉總比維修來得划算。
二、與猶太民族的遭遇史相關
日本學者平野嘉彥在自己的著作《卡夫卡——身體的位相》中對《變形記》進行了這樣的論述，他認為小説中格里高爾的形象其實是對猶太人的一種影射，小説滲透出了猶太人的血淚史，一直被歧視，被邊緣化對待，無從選擇自己的命運和權利，只能任命途多舛，束手以待。這種深刻而獨到的認識是令人驚訝和稱讚的。曾珍也曾在自己的文章《<變形記>中的迫害文本與猶太人的生存境遇》中展示了猶太民族坎坷的歷史遭遇與《變形記》的聯繫。
猶太民族有着5000年的歷史，在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進程中有過許多燦爛的篇章。猶太人的智慧尤其對歐洲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但由於宗教、經濟、文化等種種因素，猶太人的生存境遇一直是充滿悲劇色彩，猶太教也遭受着一次又一次的大清洗。猶太民族經受着肉體和精神兩方面的重創。公元134年，羅馬人對猶太教血腥鎮壓，55萬猶太人慘遭殺害，猶太人被趕出巴勒斯坦，開始了漫長的民族大流散。11世紀十字軍東侵，又將猶太人座位討伐對象，大批的猶太人趕出西歐。19世紀猶太人在商業領域的成功，再一次引起歐洲的反猶狂潮。20世紀德國希特勒又對猶太人進行了種族大清洗。[1]猶太民族可謂經歷了種種磨難。
而卡夫卡生活的年代，正是歐洲反猶情緒相當高的時代。1893年4月，經歷了布拉格的反猶運動，猶太人的住所和商店遭到襲擊，猶太人也遭到迫害。“維也納流傳着傳單，要求抵制猶太人的商店”，沙皇俄國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卡夫卡敏感地洞察着猶太人的遭遇，他深切地感受到猶太人的悲慘和猶太民族的危機。就像他小説裏的大甲蟲一樣，猶太人也遭受到了來自這個社會不公對待和冷落歧視。巨大的甲殼就像是一層隔斷外界的保護罩，他們也曾想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起和睦相處，可他們的努力總是被一次又一次的拒絕，等待他們的只有清洗、屠殺和鎮壓。自幼埋藏心底的民族情結激發了卡夫卡的創作慾望，它將對民族遭遇的悲痛和反思寄託在了格里高爾，確切的説，是這隻大甲蟲身上。表現主義暗含的不僅是對資本主義社會中人性異化的反思，更隱藏了作者深深地民族憂傷。
三、 現代化反思——語言焦慮
1.以退為守的語言焦慮
“啊，天哪，”他想，“我怎麼單單挑上這麼一個累人的差使呢！長年累月到處奔波，比坐辦公室辛苦多了。再加上還有經常出門的煩惱，擔心各次火車的倒換，不定時而且低劣的飲食，而萍水相逢的人也總是些泛泛之交，不可能有深厚的交情，永遠不會變成知己朋友。讓這一切都見鬼去吧！”這段獨白是格里高爾醒後的內心活動，從他的抱怨中我們可以窺見他逢迎這個世界的辛苦和無奈。他沒有真正的朋友，一切的關係不過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罷了。就連跟自己的老闆，他也直言：“如果不是為了父母親而總是謹小慎微，我早就辭職不幹了，我早就會跑到老闆面前，把肚子裏的氣出個痛快。那個傢伙準會從寫字桌後面直蹦起來！他的工作方式也真奇怪，總是那樣居高臨下坐在桌子上對職員發號施令，再加上他的耳朵又偏偏重聽，大家不得不走到他跟前去。”隻言片語中透露出格里高爾對這份工作的不滿和對老闆的反感。被利益捆綁的關係是冰冷的，沒有一點温度。從中我們能看到一種與世界交往的恐懼，反映到格里高爾身上就是他變成甲蟲後躲在房間裏，這樣他就可以逃避與人打交道。這實際上是他對自我與社會這對矛盾的逃避和退縮。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可以把外形異化為甲蟲這一行為理解為這是格里高爾對這個冷漠的社會和社會上穿着套子走路的人們的一種反抗，是一種自我的保護。
2.人心閉鎖——溝通的焦慮
“語言是故鄉的有聲的呼喚。可是我是個嚴重的哮喘病人，因為我既不懂捷克語，又不懂希伯萊語。兩種語言我都學，但這好像夢似的。我們在外面怎麼能找到應來自內心的東西呢？”卡夫卡對人類溝通問題的洞察無疑是敏鋭而犀利的。他自幼在專制粗暴的父親的恐嚇和辱罵下長大，這使得他形成了悲觀抑鬱，自卑寡言的性格。加上所屬為猶太民族，他的個人遭遇就與民族的遭際緊緊聯繫在一起。好似漂泊無根的浮萍，只能在外力的作用下四處漂泊，無依無靠，更無歸屬感可談。個人的無所歸屬本就是一種難言的孤獨，加之歐洲大陸又是塊語言紛紜之地，被各種陌生語言包圍的孤獨感更加強烈，他內心的焦慮感也愈演愈烈。
卡夫卡對於語言的焦慮不止在對自身孤獨與身份危機的考慮，更將它擴大到人類的範圍。他曾深有感觸地説：“對於超越物質世界的一切問題，語言僅能略示梗概，但幾無半分正確而言，因為語言能夠從物質世界取來論述的，僅限於他能夠把握住的事物，而它所能敍述的，也僅止於暗示而已。”既然語言在表達內心時都顯得如此晦澀，又怎麼能希望它搭建起心與心溝通的橋樑呢？如此不能通過語言抵達對方的內心世界，想必在自己的心裏也只留下焦慮和不安了。
雖然格里高爾仍具有人的意識，可蟲形外身已不允許他再擁有與人溝通這項技能了。語言的障礙也成了他生活的障礙，他不能表達心中所想，只能任由別人順着別人的想法去考量它、對待他。他不能告訴父親自己對債務的擔心，他也不能表達對妹妹的疼愛，他心裏的愧疚和自責無處安放，他也只能在冰冷的房間裏靜靜地等待死神的到來。可是，倘若他不變形，他就會逃脱語言焦慮帶來的痛苦嗎？答案是不會。格里高爾的家人從來沒有把自己的真心向格里高爾敞開過，不過是把他看成是賺錢的工具，想要倚靠他賺取的金錢享受物質快樂罷了。當每個人的心都上了一把鎖的時候，語言就很難成為打開心門的鑰匙了。想要藉助語言抵至對方的內心也是極困難的了。
柏格森曾説：“心靈和語言之間沒有任何共同的尺度”。格里高爾的語言焦慮也是現代社會的語言焦慮。格里高爾的悲劇便給我們展現了缺乏溝通的人是怎樣的孤獨，缺乏溝通的社會是怎樣的冷漠。
綜上所述，《變形記》中藴含着豐富的關於人性、民族、語言焦慮等主題。本文只是對其中一些部分進行的淺析，關於其主題的探索還在繼續，可能也會無窮無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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