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算機如何從控制工具，成為反叛文化與硅谷新經濟寵兒？

原作者丨吳靖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計算機革命是一場真正的革命嗎？它的革命性到底體現在哪裏？是人還是計算機自己，決定了革命的方向與成敗？這些問題在今天提出來似乎有些不合時宜。

當我們隨時隨刻都能在媒體中聽到信息與數字技術又產生了偉大的技術突破，科學家、商人、知識分子、政客都在或意氣風發，或悲天憫人，或充滿憂患地認真討論人類的未來、人與機器關係的未來，宣稱我們站在了歷史選擇的關口，每向前走一步都會生死攸關的時候，回到

（不久前的）

《網絡效應：浪漫主義、資本主義與互聯網》，[美]托馬斯`斯特里特 著，王星 / 裴苒迪 / 管澤旭 / 盧南峯 / 應武 / 劉晨 / 吳靖 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5月。

在爭論今天的計算機、大數據、雲計算將如何改變人類之前，我們更迫切的問題是，這些所謂人類命運的關口、科學技術的偉大突破、社會革命的風雲突變，在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嗎？是在什麼條件下發生的？人類在那個時候貢獻了怎樣的社會理想、理性思辨、科技能力與符號觀念環境，參與了上一次的計算機變革？問這樣的問題不僅僅是有趣的技術社會史操練，更重要的是，它讓我們積極地去避免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的歷史辯證法，在科技霸權顯得無以復加的時代仍舊嘗試將人類的未來掌握在人類共同體的手裏。

由於筆者對西方廣播史有過比較詳細的涉獵，發現廣播從技術初創到體制化的過程中，都受到了兩次世界大戰、軍方的通訊科技民族主義，以及大眾消費社會的需求等社會力量強大的塑造與影響。第三世界國家，包括中國在內，即使對無線電技術的社會需求與發達工業化國家有很大的差異，還是在二戰後的國際體系中受到西方技術路徑的霸權控制，形成了對西方廣播模式和制度的路徑依賴。與之相類似，計算機與數字傳播技術在冷戰高潮時期的發展，仍舊延續了技術拓展與人類意圖、政治規劃和資本欲求之間辯證互動的關係。

近年來，一些研究互聯網與新信息技術的社會史與文化史的學術著作已經開始更多地關注文化價值觀、政治意識形態和社會想象是如何影響信息產業的發展及其社會滲透的。弗雷德·特納

（Fred Turner）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Steward Brand, The Whole Earth Network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

《從反文化到賽博文化：斯圖爾特·布蘭德，全球網絡和數字烏托邦主義的興起》（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Steward Brand, The Whole Earth Network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

如今的我們難道不應該去問一個與特納相同的問題：是什麼使得“美麗新世界”式的集權統治的象徵——計算機和自動控制——搖身一變成為反文化、自由文化和反叛文化的標誌，並且在今天的又一輪技術、資本與文化的新浪潮中成為時代的寵兒？作者認為，像斯圖爾特·布蘭德

(Stewart Brand)

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 Brand），斯坦福大學生態學畢業，EFF（電子前線基金會）榮譽董事，“全球商業網絡”（GBN）、“生態信任”組織（拯救保護阿拉斯加至洛杉磯雨林的組織）和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顧問。“地球索引”（Whole Earth Catalog）創始人。“全球電子目錄”（TheWELL）系統和 GBN 的創辦人之一。GBN 圖書俱樂部為多家跨國企業探索及發展未來策略。他終身都是生態學家、未來學家。在他眼中，所有事情都是可以解決的設計問題。Stay foolish，stay hungry,最早的這句話由他説出，他是喬布斯年輕時的偶像，他的觀念整整影響了一代人。

主流歷史敍事似乎認為，反文化運動所倡導的反對權威，注重環境保護，為底層羣體尋求社會正義，推崇藝術激進主義等觀念，是一套相互緊密聯繫而統一的信念系統，並且由運動的大多數成員所共享。而特納指出了運動內部的差異性，甚至是矛盾之處。

像斯圖爾特·布蘭德那樣的意見領袖促成的反文化版本，通過他所創立的《全球概覽》

（Whole Earth Catalogue）

（Wired）

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微型電腦和迷幻劑、瑜伽、冥想等反文化運動中的流行工具屬於一個類別，那就是協助將個體的思維與精神轉換到另一個世界的技術手段，一個比現實世界更加理想的世界。而這種轉換取消了人們通過集體行動來改變現實世界的意義與價值。人們只要擁有和使用某種新技術，便立即獲得瞭解放。

(Turner, 2006)

在引出我們翻譯的這本托馬斯·斯特里特（Thomas Streeter）的著作《網絡效應：浪漫主義、資本主義與互聯網》之前，還需要再簡單介紹一下另外一部信息技術史的作品，保羅·愛德華茲（Paul N. Edwards）的《封閉的世界：冷戰籠罩下美國的計算機與話語政治》（The Closed World: Computers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in Cold War America，Edwards, 1996）。

《封閉的世界：冷戰籠罩下美國的計算機與話語政治》（The Closed World: Computers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in Cold War America，Edwards, 1996）

如果説特納的著作考察了反文化運動和新的金融資本如何重新定義和利用在軍工聯合體中產生出來的大型計算機器，這部著作則為我們描述了計算機成為定義20世紀和新時代的核心機器的過程。

作者深度進入二戰末期至冷戰期間美國日益龐大的軍事—工業—學術聯合體的形成過程和科研理念，描述了在核戰爭威脅、冷戰雙方高科技武器對立、大規模自動化武器預警與合理啓動需求下，美國的軍事科研以打贏冷戰陰霾下的系統化戰爭為主導想象框架，越來越以高度信息化、自動化和排除人的政治與文化介入為研發理念。

愛德華茲指出，所謂“封閉世界”，是一種科學文化基於系統論、自動化理論、運籌學、神經語言學等以數學為基礎的想象社會運作方式的模型。這種模型希望開發出完美的計算機器，憑藉系統內部的自我輸入，完成對整個體系信息能力和執行能力的訓練，系統越少與外界進行信息交流，越少受到特定情形和主體——比如人——的干擾與輸入，就被認為是越可靠的。也就是説，在最理想的武器系統設計規劃中，人的作用要被減少到最小。

愛德華茲認為，正是這種通過排除人的倫理和政治抉擇，依靠高能量的計算來打贏冷戰的狂熱，奠定了現代計算機崛起的基礎。他為我們指出了軍事工業聯合體最黑暗的一面，而這一面在大多數涉及早期計算機的討論中都被太輕易地忽略。

並且，當我們在當代的海灣戰爭和反恐戰爭中看到高科技、自動化、無人操作的武器在貧窮國家作戰時被大量使用，平民傷亡被“理性地”稱為“附帶傷害”的時候，或者資本精英宣稱某些工作必然要被機器替代以增加效率減少失誤的時候，應該意識到對於“計算的機器”的社會想象背後，去人性化的權力與控制邏輯並沒有隨着硅谷新經濟的時尚崛起而消退，仍舊構成了當代信息社會得以運作的基礎想象架構。

但是，在愛德華茲的“為了控制而生產的機器”和特納的“自由轉喻和服務個體的時尚消費品”之間，計算機的社會使用與文化想象的歷史，似乎還缺少許多重要的中間環節。斯特里特的《網絡效應》，就是一部試圖填補這些中間環節的著作。對於科技成果如何作用於社會，斯特里特提出的問題是，參與其中的科技人員、管理者以及早期使用者，他們的工作體驗、社會理想、日常經驗，以及所有這些和時代精神的勾連，對於塑造科技的社會文化意涵有什麼樣的作用？

《網絡效應：浪漫主義、資本主義與互聯網》(The Net Effect: Romanticism, Capitalism, and the Internet, Thomas Streeter, 2010）

在肯定了愛德華茲強調冷戰中的系統論和工具主義意識形態對計算機研發的重要推動作用之後，斯特里特指出《封閉的世界》缺失的部分，是文化研究者稱之為計算機前工作人羣的生命體驗：與計算機一起工作的感受，以及各種闡釋羣體為這種感受所賦予的意義。也就是説，那些在軍事工業聯合體中工作的科學家、軍事人員、管理者、技術人員，那些在大學、出版機構和大公司中最早使用學術網絡、郵件組和辦公系統的知識階層的人羣，那些互聯網商業化初期的創業者，以及第一代商業計算機與網絡產品的消費者，他們在開發和使用計算機的過程中所經歷的精神體驗和滿足，是如何塑造與推動計算機技術向特定的方向發展的？

斯特里特將這種主觀能動性稱為“浪漫主義”，他指出計算機和互聯網的歷史發展軌跡表明，技術並沒有固定永恆的本質，資本和權力也並沒有一勞永逸決定新技術的社會使用的絕對力量，參與歷史進程的形形色色的人們，將自己的夢想、願景和希望，注入對新技術的研發、使用與普及之中，並在信息技術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留下了浪漫主義與資本協商、合作、博弈的痕跡。

電影《黑客帝國》。

按照大體的時間順序，斯特里特考察了“準社會主義”的軍事—工業聯合體制度下的科研自由、遊戲與創意，以及知識共享、公共服務理念的產生，早期微型計算機帶來的藝術浪漫主義及其與反文化運動的結合，第一代文檔處理系統為文字工作者帶來的解放體驗，第一代互聯網所提供的信息漫遊與自由鏈接、溝通的願景給個體的浪漫主義者帶來的狂喜，還有信息經濟的興起為新自由主義的逐利個人主義與市場至上理念重新復興所提供的肥沃土壤等等。

作者試圖為我們提供一個文化觀念如何在社會結構與時代精神的互動中推動歷史的敍事。這對於習慣於聽到科技發展領域個人英雄主義、制度決定論、技術決定論、市場決定論等各種類型的線性歷史故事的我們來説，是一個新鮮並且稍顯複雜的閲讀體驗。

書裏沒有怎樣的新技術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怎樣的革命性變化那種不容置疑的、營銷風格的語言。作者認為大理念——數字民主或者自由創造，藝術的人生或者平等與共享——需要在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使用機器的具體體驗中得以表達、呈現、感知與認同。也就是説，我們作為主體所抱有的理念和願景，塑造了我們對技術的使用，並且共同實現了技術潛在的社會功能。沒有人有意識有目的的使用，就不存在技術的社會效果，即“網絡效應”。

斯特里特為我們展示了觀念在技術史中的能動性。他指出，一項嵌入社會的技術，需要被賦予與主流社會價值觀、日常生活以及個人體驗相關的意義。換言之，技術必須被所嵌入的人類經驗進行文化性地調製。或者我們應該在此基礎上更向前邁進一步，人類的政治規劃、社會理想、未來願景和主張，需要在新技術醖釀、組織研發、社會用途普及的初期階段，就進行參與、干預和介入。技術作為人類的創造物，是有目的的人類勞動的成果，人類的政治討論與規劃，應該內在於，而不是外在於科學技術的社會生產與社會組織之中。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大數據、普遍網絡通信的時代背景下，對新技術的討論無法擺脱對人的邊界、人與人的社會關係、理想社會秩序等的期許和討論。這，應該是閲讀和研究多樣的技術社會史對我們當下和未來最大的意義所在。

本文系《網絡效應：浪漫主義、資本主義與互聯網》一書譯者前言，已獲作者授權轉發。

原作者丨吳靖 

摘編丨董牧孜

編輯丨 張婷

校對丨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