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答案很確定，白先勇會説：“有～”像做一個發音示範，三聲先抑後揚，在空氣中打了一個對鈎，拉着長長的尾音。他再緊跟着強調：“有的。”對話就多了一份天真，又多一份戲劇感。
年輕時，白先勇濃眉大眼，輪廓又很柔和，老了顯得慈祥，臉色紅潤，兩隻手扣在肚子上。他好像不大在乎很多事，脾氣很好，總是在笑。林懷民曾經寫他：“白先勇的笑很奇特，呵呵呵，有點像小孩的笑，呵了三五笑，恍若要斷了，忽然拖着長聲又揚高了。為一點點小事，他就能斷斷續續笑上一分多鐘。”
1959年夏天，正在讀大二的白先勇，計劃和幾個同學創辦《現代文學》，他們不但稿費分文不取，還要自掏腰包，支付印刷費用。白先勇從家族友人那裏借到一筆十萬塊的基金，放高利貸給一家鐵廠，用利息投入《現代文學》。辦到第九期，鐵廠破產了。白先勇五內如焚，慌慌張張跑到鐵廠，想把本金取出來，卻沒有結果。那張借據他存了好幾年，有時拿出來看着發呆，心想這家鐵廠真可惡。
雜誌仍然四處籌錢，辦了下去。白先勇到美國留學之後，拿出一部分學費，每個月寄回台灣一張支票，化作白紙黑字。他獨力支撐《現代文學》的資金，直到1973年停刊。
這是除了寫作之外，白先勇辦的第一件大事。《現代文學》培養了“戰後”台灣一代小説家，他們創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大都發表在這份沒有稿費、發行量一千冊左右的獨立刊物。
白先勇辦的第二件大事，是在21世紀初推廣青春版《牡丹亭》。他幾乎以一人之力，復活了崑曲。
在這些百折不回的時刻，白先勇覺得自己和父親很像，有一股蠻勁。從前的“孽子”，到老成了“孝子”。他開始回憶父親白崇禧將軍，書寫父親的生平。他覺得，那也是給中華民國立傳——大陸視民國為敗軍，向來很少了解，今天的台灣又急欲遺忘這段歷史。
今年，白先勇與歷史學者廖彥博合作出版《關鍵十六天：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二二八”是台灣歷史上的重要事件，由專賣局人員暴力稽查小販，引起大規模反政府事件，國民政府派遣軍隊鎮壓，埋下了台灣社會深刻的矛盾，包括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對立、民眾對國民黨政府的憤怒。白先勇採訪“二二八”受害者，記錄父親在台灣的“安撫”之舉，殷切希望，這一小片歷史能夠彌合台灣社會的集體創傷。
做完這些事，白先勇覺得，自己終於可以回去寫作了。
白先勇與父親，一九六三年一月，台北松山機場。
正午：以前好像很少聽到白崇禧將軍在“二二八”的故事，您是怎麼開始想到寫這個的呢?
白先勇：你在台灣待過就知道，“二二八”對台灣影響是多麼深，政治上有多複雜。我1952年從香港到台灣，那時候還離“二二八”不遠，常常聽到，當年要不是白崇禧，台灣不得了了。有時候到台灣鄉下，説我是白崇禧的兒子，非常禮遇。但我不是那麼瞭解。
現在回頭想一想，如果 “二二八”之後，蔣介石不是派我父親，而是派了另外一個人到台灣，萬一那個人的態度有偏向，或者不明快果斷，怕蔣介石，不敢動，那就糟了。那時候急如星火啊。晚幾天就會殺了好多人，我父親是很明快的，很果斷，劍及履及。他到台灣，第一天，發表宣字第一號，要寬大處理，穩定處理。本來陳儀還要求派軍隊來的，你想想看，一個師的軍隊就天翻地覆了，再來一個還了得。如果再有腦筋不清楚的，派軍隊來，上萬人的軍隊，每個你都去控制它，一定出好多事。我在想，那個判斷好要緊喔!也要像他有那麼多經驗，才能下這種判斷。
我父親在廣西六年……他整個人是出將入相的，一個將相之才。大場面不知道經過多少，平復“二二八”，對他來説不是很大的難事。
正午：他有跟您講過“二二八”嗎?
白先勇：有的，不是那麼清楚，基本上很同情遭難者，不管是本省人，或是外省人。
正午：您在成長過程中，有感受到“二二八”帶來的外省人和本省人的隔閡嗎?
白先勇：有～老一輩的人談起“二二八”來，那種驚惶還在的。那麼多年了，講到“二二八”，聲音就低下來了，那種餘悸猶存。
好早以前，“二二八”是一個禁忌，不能隨便講的。很多台灣士紳階級到我們家來，對父親過年拜見，很感恩。這就犯忌了。
正午：您指的“犯忌”是什麼意思?
白先勇：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麼我父親到了台灣之後，蔣介石會監控他?我父親1949年12月31號飛來的，那時候台灣風雨飄搖，覺得共軍隨時可以渡海，我父親可以不去台灣，他可以去香港啊，到美國啊，或者到別的國家，都有可能的，他也明明知道蔣跟他之間的矛盾很深，他還是去了台灣。
你要看他的歷史。民國是他一生的信仰，為了保衞民國，他打了一生的仗。可是蔣介石就拿特務來監控他。他在台灣十七年，二十四小時，甚至我父親寫信抗議，都不肯撤銷。我父親沒有政權，也沒有兵權，他也謹言慎行，沒有跟外界、桂繫有什麼聯繫，怕他什麼呢?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想來想去，他唯一害怕的，是我父親跟台灣勾結起來。因為他們知道，至少蔣經國應該很清楚“二二八”造成的對國民黨的民怨。
正午：您剛才説，民國是您父親一生的信仰，事實上從武昌起義到抗日，他的一生的確是和民國聯繫在一起的。
白先勇：對對，你替他想一下，他十八歲，那麼年輕，就參加了敢死隊，去支援武昌起義。那麼一個青年，去參加一場驚天動地的革命，那場革命誕生了民國。這對他整個思想、心理，多麼重要。北伐是他最後完成的，抗日的時候又打過那麼多戰爭，國共內戰，是和共產黨從東北打到廣西，打到最後一兵一卒，所以對民國等於是信仰，生命，一切。如果拿掉民國，他的生命就沒有意義了。
正午：但是中華民國現在在哪裏?在大陸，中華民國好像是一段歷史，歷史中的一個王朝，在台灣，年輕人也不認民國了。
白先勇：不認，淡忘了。這就是台灣的政治、教育啊。其實在台灣應該還是進行式，台灣不是叫中華民國嗎?年輕人不瞭解，課本里面也淡化了。是民進黨時代對教科書的改變。
正午：您對民國還是很有感情的。
白先勇：那當然，我也算是民國人，尾巴了。問題是，這是歷史嘛，等於是集體的記憶。如果記憶死去了，整個民族等於患了失憶症了，過去糊里糊塗怎麼回事都搞不清。我到處演講，替父親寫傳記，也是想從我父親身上反映一段民國史。
正午：您一開始寫《台北人》，就是寫過去的事情，後來寫《樹猶如此》，也是回憶性的散文，您好像很喜歡回憶。
白先勇：過去漸漸消逝了，我想用文字抓住。
正午：您寫父親的傳記、重讀那段歷史、做訪問，會對您父親有新的認識嗎?
白先勇：有～有的。我講一個例子吧。在書裏，我訪問了蕭錦文先生，他在“二二八”時是《大明報》記者，很年輕，21歲。報紙是他舅舅創辦的，那個報紙常常批評陳儀政府，“二二八”一來，舅舅聞風逃掉了。剛好蕭錦文在值班，就把他帶走了，嚴刑逼問，舅舅哪裏去了。他不知道啊，受了很多嚴刑拷問。最後判他死刑，關在台北延平南路警察分局，同時還有二十幾個人。有幾個抓走了，沒有回來，槍斃了。那天，他們五個人，五花大綁，蒙上了眼睛，插上了牌子，弄到卡車上，運到法場去了。運到一半，誒，車轉回頭了，回到警察局。鬼門關繞了一趟。那些二十多歲的青年，嚇昏了。過了一陣子，又把他們放走了。蕭錦文先生就莫名其妙，怎麼回事。過了一陣子，舅舅回來了。舅舅説，你命大啊，你走到一半，剛好白崇禧的命令到了，禁止濫殺，公開審判。
後來我訪問他，他今年八十九歲，腦筋非常清楚，他當然恨國民黨啦，不光是他個人，他弟弟“白色恐怖”的時候，被槍斃了。但是對“二二八”，他很公平的，他還保護過外省人。講到傷心處，這麼多年了，還是老淚縱橫。我感動得不得了。他説，你父親那道命令，讓我多活了六十六年。
我想，我父親不知道這回事，他只是下了道命令，是該做的。但是到底救了多少人，故事是什麼樣的，他不知道呀。
還有一個例子，中央研究院一位學者在高雄訪問“二二八”倖存者。一位叫王大中的人，他當過警察，“二二八”的時候莫名其妙被抓走了，被判死刑，當然惶惶不可終日了。我父親一到，死刑廢除，變成徒刑了。出來之後他改名隱姓。我父親1966年12月2號過世，在告別式上，他悄悄地從高雄到台北，祭悼我父親，還留了五百塊的奠儀，悄悄地走了。
我説，哎，還有這些事情，很感人哪。我父親去世的時候，好多台籍人士來祭悼。我請您看看書的最後，錄了好多輓詩輓聯，都在吐露心聲，對我父親“二二八”德政的感懷。這些都是我在整理這段歷史的時候發現的。
我父親這輩子真是做了好多事，好多我當時不是很理解，慢慢理解的。
正午：他是大時代的人物，而且處於時代中心，寫他就相當於寫民國的歷史。
白先勇：重點就在這裏。從他身上折射出來民國的歷史，尤其是軍事史。
正午：現在很多人對那段歷史感興趣，比如齊邦媛的《巨流河》，在大陸影響很大。
白先勇：我剛剛跟齊邦媛先生在台灣世新大學對談，是我策劃的“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系列講座之一，戰爭與記憶。齊先生講了一個鐘頭，太精彩了，肺腑之言，正氣凌然。我講，那是一篇《正氣歌》。她今年90歲，腦子清楚得不得了，講一個鐘頭，沒有一句遲疑的，邏輯之嚴謹，思想之縝密，主要是感人，中華民族這麼大的一場災難，不可以就這麼輕浮，不可以忘記。講得太好了。好多人都哭了。
正午：抗戰七十週年在台灣的紀念多嗎?
白先勇：不多，遠不如這邊。這邊好多單位已經跑去台灣訪問我了。
初上台大
正午：您在寫《孽子》的時候，是一種父親的形象，現在也是一種父親的形象，這兩個形象內在有關係嗎?
正午：您曾經有過誤解他的時候嗎?白先勇：我想，我寫《孽子》的時候，不是針對哪一個人，是一個普遍的父親，一個威嚴的有權威的社會形象。我父親是歷史的父親。這是不同的。我父親在我心中也有好幾個形象，一個是白崇禧將軍，抗日英雄;一個是作為父親，他是嚴父也是慈父。嚴父，對我們唸書做人，要求很嚴的，尤其唸書，盯得牢牢的，不會放鬆。他念的書啊，做人處事，還是儒家那套，還是中國人那套，忠孝節義，禮義廉恥，不過另外一方面，他也是有革命精神的人。很複雜的，而且時勢造英雄。很年輕就出頭了。
白先勇：有～年輕時候，他很嚴格，我們都躲他，不要給他管。我覺得自己不要像父親那樣，我要學文。誒，年紀大了，怎麼好像好多做事越來越像我爸爸，怎麼除不掉他的影響。
正午：哪一些呢?
白先勇：做事有一股蠻勁，一定要做成。
正午：比如推廣崑曲?
白先勇：對對對。
正午：您曾經提到，現在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就是傳統和現代結合。
白先勇：沒錯，我回想起來，我一直在做這個事情。我大學是讀西方文學，最感興趣的也是西方文學裏的現代主義，不光是文學，電影、藝術、劇場，都是最前衞的。可是另一方面，我對傳統文化，藝術、文學，也都喜歡。我在探索中，無意中把這兩個拉起來。在文學創作也好，做崑曲也好，都是希望把傳統和現代接起來。我們整個文化的問題就在這裏嘛!這麼輝煌的傳統，如何在21世紀重新放光芒，這是很大的問題，很難的問題。
完全回到古代，是不可能的，也不能回去。但是古代的輝煌，可以當成現在的啓發。不能放棄掉，這個是自殘。我們的教育就在自殘，把傳統丟掉。我們的文化認同特別的混亂薄弱。
正午：傳統裏也有很多內容，到底找哪一些和現代接呢?
白先勇：要和現代精神相符。所以崑曲，他們説這麼緩慢，我不這樣看，我覺得崑曲非常適合現代，那種舞台上極簡的美學，內容很多是以愛情為主。不像京劇，是忠孝節義，沒什麼愛情戲。
正午：把傳統和現代接起來，這是很難的工作，需要好幾代人做。
白先勇：那當然，我一直有一個卑願，希望我們這個民族，在21世紀來一個歐洲式的文藝復興運動，而且我們必須要!這個世紀我們錯過，就沒有機會了。誰敢説我們不能再造一個輝煌的世紀?我們有那麼厚的根底。如果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這種願望，那是可以實現的。
正午：以前在訪問中，有人問您，這一生做過最勇敢的事情是什麼，您説是寫作。
白先勇：對。寫作是漫長孤獨的一條路。現在這些事情做得差不多了，我還要回去寫小説的，那是我的最愛。小説真是一種藝術創作，很難的，形式上很困難。對我來説，小説不是寫了娛樂的，是很嚴肅的藝術。以前法國一家報紙訪問了很多人，問你為什麼要寫作。我説，我希望把人類心靈中無言的痛楚轉換成文字。現在也還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