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國寶”在民間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民間文物知多少?幾十億件有嗎?清代官窯有多少?幾十萬件!有嗎?如果我們不去真正的去查資料,走訪民間收藏,總認為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數字。

仔細研究一下有記載的清宮記錄和無法統計的圓明園流失、毀壞的國寶,走到民間也許能解決爭議已久的“國寶”去了哪裏?能否找回來的問題!

可以肯定的説,民間的歷代“國寶”一定大於中國的館藏,一定大於海外的館藏,一定大於正常的認知。能夠深入民間、潛伏到民間,讓民間收藏的"國寶"回家,是個簡單而複雜的艱鉅任務。

大量“國寶”在民間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把“複雜”問題“簡單”化是個高手!把“簡單”問題“複雜”化是個笨蛋!高手永遠是“舉重若輕”,笨蛋永遠是“舉輕若重”。這就是智慧,智慧的具體體現就是讀懂民藏那些事!

科學的難題,只要肯登攀,就能攻克。數學的哥德巴赫猜想也能被中國人攻克,中國人還有什麼不能攻克?就是中國還有的未解之謎,未解之謎之多,也是中國的一大特徵。與什麼有關?還是中國人辯證的哲學思想,讓這些只會“比葫蘆畫瓢式”的鑑定,不懂哲理的人永遠看不懂的古代藝術品。

中國的歷史讓我們許多人如此恐懼,我想不透是學識問題?還是智商問題?還是立場問題?中國曾經的歷史太偉大,沒有了歷史的記載,搞學問,成了搞迷信。民間搞收藏,非把民間收藏搞成了異類。

偽品、仿品、贗品,還不過癮再來個高仿,夠嚇人的,高仿仿誰啊?沒有標準物,就來個臆造,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大量“國寶”在民間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在歷史的長河中,我們無法準確知道某一朝代為皇宮生產了多少官窯瓷器,但是從已知的歷史記載,無論是民窯還是官窯,歷代瓷器生產量是極大的,無非官窯是作為當時的硬通貨作國家儲備使用,部分作為皇親國戚擺設把玩。民窯瓷器主要作為生活必需品和擺設,還有相當部分是出口。

站在歷史的大視角看,這肯定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是博物館的瓷器數量和品種無法比擬的,博物館的現存瓷器在數量和品種上只佔極小一部分,也就無法代表中國瓷器的整體水平。

宣德朝雖然只有十年,可以估計官窯瓷器需求在百萬件數量級是客觀的,元明各朝比宣德有長有短,生產的官瓷應在幾十萬件至幾百萬件,這樣的邏輯推斷是成立的。

可是故宮元代瓷器幾乎為零,明代瓷器成化以前的瓷器也就區區數百件,其他各大博物館元代和明代早期的也屈指可數,大量的官窯瓷器都去了哪裏?

大量“國寶”在民間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各朝官窯瓷器改朝換代後的去向

1)動盪轉移,新老更代大部分是通過戰爭而實現,每次更替使得當權者不得不考慮有流通價值的瓷器搬遷轉移,使得大量的官窯轉移民間窯藏。在那個動盪年代,百姓和富人首先也是想到的把瓷器藏起來,這個流出的量是巨大的。

2)在國家應急時作為硬通貨變賣,這個量也是巨大的,官窯本身在當年就是有價值的流通貨幣,國內外均可流通,就相當於現在國家向民間發行“有款”的人民幣和債券道理是差不多的。

嘉慶十二年內務府奉旨庫存瓷器內變價10萬件,“隨傳集各商人等赴庫逐款看視,所出價銀多寡不一,唯商人喬文鬱願出價銀4311兩9錢1分2釐,與崇文門經紀所估價銀有盈”。

大量“國寶”在民間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嘉慶年間的三次大招商、大變賣,約45萬件瓷器從宮中流向了民間,康雍乾三朝的瓷器精華幾乎傾巢而出。

這是否間接證明嘉慶讓頂級的官窯瓷器流向了民間,在民間的官窯瓷器數量和品質不亞於一些國有博物館館藏的根本原因。

到了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內廷和圓明園瓷器的數量變化具體到每一個類型的官窯瓷器。這些瓷器自道光二十三年至咸豐十一年經過18年,僅有少數存儲在內廷的瓷器被丟失外,而圓明園內存貯之器則被搶掠一空。

如康熙款綠團龍黃瓷碗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時有117件,其中內廷38件,圓明園79件,至鹹卡十一年(1861年)則僅剩20件。

雍正款暗龍白裏黃瓷碗在道光二十三年時共408件,其中內廷61件,圓明園存儲347件,至咸豐十一年僅剩33件。

乾隆款綠行龍白裏五寸黃瓷碗在道光二十三年時有248件,其中內廷存儲96件,圓明園存儲152件,至咸豐十一年僅剩下內廷的96件未動外,其餘無存。

嘉慶款八卦雲鶴瓷碗在道光二十三年剛有133件,其中內廷33件,圓明園存100件,至咸豐十一年時僅有27件。

道光款粉紅地五彩福壽雙喜瓷大碗在道光二十三年時有16件,其中10件在內廷,6件在圓明園,至咸豐十一年僅剩8件。

還有許多事例證明,民國時期持續不斷的戰爭,是國寶流向民間和海外的主要原因。

大量“國寶”在民間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因此,時至今日民間不斷地、大量地出現明清時期的官窯真品,也就見奇不奇了,見怪不怪了。一些所謂專家們還在堅持民間不可能有官窯真品時,除了學識問題,剩下的就是利益問題了。

明、清兩朝的皇家收藏,極大豐富中華文化藝術品,晚清的屈辱也使民間對國家珍寶一見真容。宮廷這些藝術珍品的高貴、典雅的品位也影響了全世界、全社會,全人類的藝術品位。

所以對於古代藝術品,我們需要全方位的認識,從研究入手,從文化的根脈入手,從普查民間收藏入手,讓民藏中的精品、珍品通過普查、書籍、雜誌表達出來。雖然提高全民族的審美意識,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大量“國寶”在民間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但是理想和遠見卓識讓中國的民間收藏家為中華民族展示民族文化保留了大量實物,贏得了世界的尊重。五千年文明古國不能光是口號,要有大量實物讓世人震撼,保存在收藏家庫房中的大量藝術珍寶,有朝一日向全世界亮相,就會贏來全世界仰慕的眼光, 這其實就是對中華民族的最大的貢獻。

大量“國寶”在民間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民間收藏家曾呼籲,壓在他們頭上有三座大山:出土文物不被承認、拍賣公司壟斷市場、專家不説真話。其中,對於收藏界講究來路清晰、流傳有緒來講,“出土文物不被承認”可能是民間收藏家身上最不能承受之重,因此收藏界對民間收藏家的一大描述,就是愛編故事。

對此,小編認為,流傳有緒是個偽命題,大英博物館、盧浮宮收藏的那些中國古董,哪些人能弄清楚它們的來龍去脈?由考古隊挖出來的東西能不能拍賣?收藏家手上收的和祖傳的東西就流傳有緒嗎?你能講清楚你爺爺的身世嗎?所以大家都在編故事。2.8億元的雞缸杯也有它的故事,那就是這是皇帝用過的杯,但真的有證據嗎?沒有。”

此處用“成本論”來否定文物造假,“我們常説,外界都在打假,只有文物界在‘打真’,很多所謂的假文物,價格比成本還低,這符合經濟規律嗎?實際情況是,真正地裏出來的陶瓷賣不掉,而有些人為了賣自己的東西,就造輿論説自己的東西是真的,別人的是假的,其實比他好的東西,民間多的是”。

大量“國寶”在民間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綜上所述,民間藏家的困惑主要體現在這幾個方面:

一是法規問題。改革開放30餘年來,至今國家還沒有出一部收藏法,現代社會是法制社會,人們的一切社會活動都應該有一定的社會規範管理並約束,沒有法律的具體規定,首先意味着民間收藏合不合法的問題。作為一個法制社會,這本身就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二是話語權問題。長期以來,體制內的專家學者(或者掌握行政權力的人)把持着話語權,他們説真即真,説假即假;他們的論據不是讓人心服口服的科學鑑定,而是所謂的館藏標準。

三是藏品的流通問題。世人都知道流水不腐的道理。藏品價值在流通中才能得到體現,價格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實現。一個民間收藏家傾全家之力,用自己畢生的精力與財力收藏的大量藏品,由於受市場“瓶頸”和流通的限制,政府又不出錢收購,只能讓藏品沉睡在自家的牀底下,不知何年馬月能變現,這是讓他們無奈心酸的關鍵。

縱觀歷史,窮困潦倒的收藏家也不在少數,直到他們過世後,他們的藏品才體現價值。有的甚至跨越幾代人才能變現。所以,千萬別説收藏家最有錢最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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