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最火的西域美少女是誰？千萬別再説是古力娜扎、佟麗婭了。
經常刷抖音的朋友們，都知道新疆美人哈妮克孜表演的舞蹈《一夢敦煌》，網友都驚呼敦煌壁畫似乎活了。
節目中哈妮克孜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讓眾人驚訝於她的顏值之外，她表演的敦煌舞更是增加了敦煌的神秘感與吸引力。
哈尼克孜表演的舞蹈靈感來自於敦煌莫高窟窟內的壁畫——“伎樂飛天”。他們身姿輕盈、體態飄逸，自然而然地將你帶入蕭笛齊奏的敦煌樂曲中。
提到敦煌，那是古代絲綢之路的中轉站，是中西交通的重要樞紐。
敦煌的藝術品是人類文明的傑作，是凝聚人類智慧與想象力的見證，這不僅是中國人的共識，連與我們“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也是這麼認為的。
1979年，日本的一位教授試圖前往中國西北，去膜拜一處古老的遺蹟，在得知申請可能不被批准後，他在中方管理人員面前下跪請求通行，乃至老淚縱橫。
這個日本教授名叫井上靖，日本文藝家協會理事長，《敦煌》和《樓蘭》的作者，他下跪的聖地，便是敦煌。
電影《敦煌》
在看鑑君以往的關於西域歷史的文章中，給夥伴們提到過一部80年代的老電影《敦煌》。
這是一部中日合拍的電影，説是合拍，但跟今天的很多合拍又有所不同。
這部電影從導演，編劇到演員，全部都是清一色的日本人。
不僅如此，日方還專門出資2700萬人民幣，在甘肅修建了一座敦煌城。
要知道，這部電影拍攝於1988年，而在當時一個普通的三口之家，一年的開銷也不會超過1000元人民幣，可見日方對這部電影的重視。
而中方不僅特批准許日本工作者在中國腹地拍攝，而且還罕見的動用了駐西北解放軍部隊數千軍人和800多匹戰馬配合拍攝。
我們國家之所以如此重視，不僅僅是因為當時正處於中日關係的蜜月期，更重要的是我們深知，敦煌對日本人而言，是一個極其特殊的存在。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
為什麼特殊呢？
因為在學界一直有一種説法“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
關於這種説法的來由，肯定與日本學界對於“漢學”研究成果較多有關，而“敦煌學”又是“漢學”中的顯學，所以日本學界的確有這個底氣。
但實際上，這個説法並非來自日本漢學界，而是來自南開的日本史研究泰斗吳廷璆教授。
據榮新江教授回憶，1981年日本京都大學的藤枝晃教授應吳廷璆教授之邀來南開大學舉辦敦煌學講習班。
吳廷璆先生在南開大學主持藤枝晃的演講時，為了讓聽眾引起重視，加上中國人骨子裏的謙遜，便提出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説法。
本來吳教授的話是對日本敦煌學研究的肯定，也是一種友好交流的客套話，但是日本教授卻當真了，或許還有點小小的自負。
所以在當年五月藤枝晃受邀前往西北師範學院做演講的時候，便當着上千師生的面，提及有中國學者提到過“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説法。
不料這句話竟然給翻譯者翻譯為，藤枝認為“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
這一下子就捅了馬蜂窩，當時就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事後更在整個中國學界引發了極大的震動，但是相較於批評日本學者的傲慢，當時的中國學者更多是將這件事作為自己投入科研事業，在敦煌學上超越日本的一種鞭策。
只是沒有想到過了幾十年，這件事竟然會被以訛傳訛，成為了類似“東方旭與俄國大力士決鬥”式的鬧劇。
然而，平心而論，日本的敦煌學，確實值得這樣對待，整個20世紀，日本都是敦煌學研究的執牛耳者。
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是中國和日本的敦煌學研究幾乎是同時起步的。
1909年，羅振玉發表《敦煌石室書目及其發現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錄》；同年，日本學者內藤湖南發表《敦煌石室發見物》一文，被視為日本敦煌學第一篇歷史性文獻。
可是，從同一條起跑線上出發，中國和日本的敦煌學研究卻慢慢拉開了距離。
日本學者有更多的資金支持，方便前往歐美國家收集資料，而與歐美學者比起來，漢學水平又要高很多。
所以，日本學者的敦煌學研究成果十分顯著。
上世紀50年代，石濱純太郎彙編《西域文化研究》，是日本敦煌學研究的第一個高峯。
1980年至1992年，由幾乎全日本敦煌學家參與編纂而成的《講座敦煌》，顯示了日本敦煌學的全貌和最高水準。
至今為止，在很多領域的研究深度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與日本相比。
敦煌——日本人的文化故鄉
早在日本人前往甘肅拍攝《敦煌》之前，他們就與中國合作拍攝了《絲綢之路》這部記錄片。
這部紀錄片在NHK電視台播出時，收視率竟然達到21%。
要知道，當時作為日本的國民電視劇的大河劇，收視率一般就在20%左右，可見日本人對這部紀錄片的喜愛和對敦煌文化的熱情。
日本人為何對敦煌如此着迷？
大抵就是因為“故鄉”吧，日本人苦苦追尋的，並非僅僅是敦煌這樣一種早已湮滅於歷史沙海中的文化，更是為了追尋自己的文化源頭。
由於島國所特有的一種孤獨感，使得日本人非常在意從外部尋找一個可供懷念的故土。
日本畫家加山又造曾説：“日本文化起源於外來文化。從宏觀上來看，無論古代（7世紀以前）也好，近代（7世紀至16世紀）也好，日本文化只不過是中國文明圈的一個地方文化而已。”
從七世紀開始，在日本就普遍存在一種對中國文化的崇拜心理。
而日本人對自身文明的來歷，又一直存有不解，敦煌恰好保存了大量的文物和遺址，成為了歷史尋根的絕佳現場。
加山又造就是一位本着文化交流進行實證的畫家，他曾表達這樣的理念：“我想抓住一切有根源的東西，我想了解它們，這些只有靠自己去感受才能得到。”
或許，這也正是無數前往敦煌朝聖的日本人的心態。
日本前首相竹下登也説過：“我們日本人之所以一聽到絲綢之路、敦煌、長安這些詞激動不已，是因為這種文化至今仍強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
日本人敦煌的迷戀超過我們的想象，“好像看到老祖宗般，要弄清楚自己的根”，據説，很多日本人每年都要來敦煌朝聖，走進洞窟，要脱鞋、打恭作揖。
正是日本人將敦煌作為自身文化的尋根之旅，才有了學術上的碩果累累。
比如日本有一部很有名的《三經義疏》，歷來被公認為是公元六、七世紀間日本聖徳太子所寫，而前文中咱們提到的藤枝晃教授在敦煌寫經鈔本中發現，這三部佛經中的《勝鬘經》義疏原來是魏晉時代中國人所寫。
敦煌發現的大量經卷抄本，使他們探尋到了了日本所保存的佛教經卷的源頭，加上日本又是佛教國家，就此而言，日本人將敦煌視為自己的文化故土，也並非毫無道理之事。
當然，從情懷上説可以説敦煌是日本的文化故土，但從更高層次的民族記憶來説，敦煌更是中國最為重要的文化寶庫之一。
故而日本人在敦煌尋根過程中所作出的諸多研究，也讓我們更為清楚的瞭解了自己的過去。
舉個例子，一直以來，西方人都認為中國人缺乏法律意識，甚至有人宣稱中國人根本就沒有法律文化。
但日本學者仁井田升基於敦煌法制文書所完成的《唐宋法律文書研究》、《中國身份法史》等，説明我們的祖先在古代就有過先進而現實的法律觀念，而這些先進而現實的法律觀念，時至今日還不自覺的影響着我們。
日本的文化故土與中國文化寶庫的雙重屬性，賦予了敦煌一種非常強烈的國際色彩，使其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文化寶庫。
相較於爭論究竟誰執“敦煌學之牛耳”這類學術義和團式的爭論，我們更應該關心的是敦煌還有哪些不為人知的價值，如何保護好這個文化寶庫，通過敦煌，如何讓世界更好地瞭解中國。
在這一點上，日本人其實是我們最為有力的朋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