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每天發生在鄉土中國的變化，構成無比壯闊的時代圖景，微雕着每個個體幽微的精神軌跡。“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現實生活需要在文學世界中找到投影，文學也需要從現實生活中建立精神鏡像。新時代鄉村題材的文學書寫，脱貧攻堅理應成為濃墨重彩的主題。而創造寄寓時代精神、社會理想又符合發展邏輯，同時還能與作家的審美理想相契合的時代新人形象，更是題中應有之義。
文學的時代新人形象，構成了一個時代生動而多彩的文學長廊。與歷史記敍的骨感不同，文學的時代新人像毛細血管一樣，在歷史框架之外，以一種沉浸的方式，豐富着人們的記憶，修正着對歷史的誤讀。新中國成立以來，一代代作家在鄉村題材書寫中，為文學史奉獻出一大批至今仍留存在讀者記憶中的時代新人形象：《三里灣》中的青年幹部王金生，《創業史》中的梁生寶、《小二黑結婚》中的小二黑，《新結識的夥伴》中的張臘月與吳淑蘭，《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安、孫少平，《山鄉鉅變》中的劉雨生，《豔陽天》中的蕭長春，《李雙雙》和《陳奐生上城》中的同名人物，網絡小説《大江東去》中的雷東寶、宋運輝，《經山海》中的吳小蒿，《海邊春秋》中的劉書雷……等等，儘管這些時代新人有着時代的侷限，但往往就是因為這些鮮明的時代烙印，這些新人為其時代所獨有，成為時代精神的不二代言人，在文學史中獲得較高的辨識度；也正是這些時代新人羣像，永遠行走在文學長廊中，在後來者回望陌生的歷史區間時提供了鮮活的樣本。
鄉村題材寫作有着史詩寫作和詩性抒情的傳統，但今天的作家面臨着一個更加複雜、更加龐大、更加變動不居的書寫對象。在工業時代的洪流中，鄉村與城市的邊界日漸模糊，價值觀念更趨多元，經濟形式的多樣化，互聯網對日常生活和情感溝通方式的重構，尤其是數字化和人工智能對社會和個體生活節奏的提速，全球化時代背景下人的不同訴求和精神迷思等等，包括寫作者在內，幾乎所有人都被裹挾其中，寫作容易成為一種盲人摸象般的自我臆測的文字遊戲。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來審察面前這洶湧的洪流，如何理解人的困境和選擇，如何呼應時代前進的要求，如何從蕪雜的時代背景中提純具有清晰向度的新人形象，今天的寫作者還有很多的功課要做。
要從博大蕪雜的時代背景中摳出栩栩如生的時代新人形象，就像從一塊巨大的大理石中雕刻出立體可感的浮雕，這是一項無比艱鉅的藝術創造。我們寫作者應該葆有遼闊的胸襟和藝術抱負，清代沈德潛有言：“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只有“第一等襟抱”和“第一等學識”，才可能具備高遠的藝術起點和開闊的視野，才可能馭風而行一樣徜徉在文學的世界。正身先正心。只有用心、用功、用情為民族寫史、為時代立傳、為人民放歌，我們筆下的作品才會有汩汩清流，源遠流長。
懷着一顆初心，我們就能夠身體力行，去親近泥土，感受人間煙火，體驗喜怒哀樂。脱貧攻堅戰，如果不親臨第一線，怎麼能知道什麼是老百姓真正的“貧”，什麼是真正的“苦”？筆下的“新人”就會如同紙片人。報告文學《古路之路》寫的是四川雅安雅安古路村，四川數以百計的“懸崖村”中的一個，這是一個“以聲音命名的村莊”。“咕嚕”，“一塊石頭從山上掉下去了‘咕嚕，咕嚕’”，從山上滾下去，“並沒有聽到幾聲‘咕嚕’，一個人就不在了”。寥寥幾筆，古路村村民生存環境之艱險躍然紙上，這是在電腦前的我們很難體會的。
有了雄心，有了體驗，最終決定作品藝術高度的還是筆力。就像魔術師令人目眩的手法，羅丹一樣巧奪天工的雕工，這需要創作者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揣摩、練習，練習、揣摩，最終從一大堆素材中找到最合適的那部分，作家要成為時代新人的“美容師”。
為什麼我們今天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柳青，提到路遙？那是因為他們以聖徒般的自律和文學苦修，達到了一般人遠遠達不到的藝術高度。他們已經成為文學世界的標高，超越這個高度，是今天后浪作家的使命。脱貧攻堅，這個巨大的寫作場域，容得下無數浪花的歡騰，最終，它們構成一個偉大時代的壯闊圖景，為一個時代留下永難忘懷的文學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