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7月22日電 7月22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走進輔德里，感受穿越百年的理想之光》的報道。
上海市靜安區的繁華鬧市中，一排灰白色石庫門建築在綠樹映襯下顯得莊重而靜謐。建築無聲，但每條走廊、每個房間都藴藏波瀾壯闊的歷史迴響。
這裏是中共二大會址，曾經的輔德里625號。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召開。會上產生多項“第一”：第一部黨章誕生，第一次提出黨的民主革命綱領，第一次提出黨的統一戰線思想……
從中共一大召開地“樹德里”，到中共二大會址“輔德里”，一“樹”一“輔”，印證着中共一大、二大共同完成黨的創建的歷史，更留下意味深長的哲思。
走進輔德里，紅色激流彷彿撲面而來，講述穿越百年的理想之光。
樸素簡陋
20世紀末，上海建設“東西向大動脈”延安路高架，在設計時特意作了一個重要改動：為二大會址繞了個彎，將這幢百年石庫門建築完好保存下來。
如今，會址門楣上的磚雕橫批“修舊如故”，“騰蛟起鳳”四個字依舊清晰。
百年前的革命者們或許並未注意到這一細節。那時的輔德里，“毫不引人注目”，也正因如此，初創的中國共產黨選擇在這裏召開自己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輔德里在當時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處，‘分界線’邊上往往會形成行政管理和治安上‘真空地帶’，周圍相同的石庫門房屋連排連幢，625號也不搶眼。並且，深巷內前後門均可通行，在當時嚴峻的環境下，這也便於應對突發情況，及時疏散。”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黨支部書記、副館長尤瑋説。
時光倒回百年，“毫不引人注目”的輔德里，成為許多有志青年的匯聚地。
時任中央局宣傳主任李達和夫人王會悟就租住在這裏。在電影《1921》中，李達在天台上慷慨激昂地唱着《國際歌》，王會悟流着淚，但目光堅韌，眼神中滿是對丈夫、對未來的信心。
輔德里不僅是他們的生活場所，更是中央局秘密的辦公地點。中央重要的方針政策、政治主張、重要指示，都由這裏發向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中央局來往文件的處理和保管、機關事務、會務等工作，就落在李達身上。在寓所一樓通往二樓的樓梯下方，李達安放了一台小型印刷機，創建了黨的第一個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當時，大量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從這裏源源不斷輸送到上海工人運動第一線。
“625號”後門斜對面一幢房子是平民女校，由陳獨秀、李達等發起。由於黨的經費缺乏，李達、王會悟夫婦就將自己工資和稿酬拿一部分出來租校舍，並着手其他各項籌備工作。
1922年2月，平民女校正式開學，設有語文、數學、英文、物理、化學、經濟學、教育學、社會學等課程，教師都是有深厚學養的知名人士，大多數是共產黨員，如陳獨秀、劉少奇、陳望道、沈雁冰等。這裏曾走出王劍虹、丁玲、錢希鈞等後來頗具知名度的女學生。
幼年的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發展着自己的事業。到中共二大召開時，全國黨員已由中共一大時的50多人增加到195人。中共二大的任務，是制定出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革命綱領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參加那次會議的是12名來自全國各地、平均年齡29歲的代表：陳獨秀、張國燾、李達、楊明齋、羅章龍、王盡美、許白昊、蔡和森、譚平山、李震瀛、施存統等。由於歷史久遠，至今仍有一位代表無法確認身份。
他們在風華正茂的年紀相遇——每個人都接受過新式教育，多人曾留學法國、日本、蘇俄，以他們的學識，不投身革命也足可衣食無憂。
他們為共同的理想在輔德里相聚——“這些意氣風發的年輕人，都較早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並將其同中國革命實際初步結合起來。他們不斷學習，與時俱進，敢於突破。”中共上海市委黨校黨的建設教研部副教授陳世瑞説。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召開。王會悟曾在晚年回憶，會場樸素簡陋，沒有正式佈置，就是加了幾張凳子。兩隻柳條箱放在窗口，上面鋪一塊布，當桌子用。“他們持續不斷地開會，下樓吃飯的時候，也在飯桌上討論會務。”
如中共一大召開時一樣，王會悟同樣以“會務王”的身份見證歷史。二大代表們開會時，她就抱着剛出生不久的女兒在外面放哨。
1958年，上海有關部門經過艱難查訪，最終確證了靜安區老成都北路7弄30號（原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就是中共二大會址，並根據李達、王會悟等人的回憶和相關文獻記載，對它重新進行復原佈置——王會悟曾回信“關於中共二大會議原址的會議描述”，還專門請人手繪了輔德里625號平面草圖，工整清晰的圖上，書架、牀鋪、座椅等一一呈現。
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復原了那些場景。客堂間中央，擺放着一張八仙桌，周圍八個方凳，兩邊是太師椅和茶几。自2002年紀念館對外開放以來，一批又一批參觀者走進這個房間，追尋輔德里的紅色歷史。
黨章誕生
100年前，悶熱潮濕的夏天令人睏倦，但聚在輔德里625號的12人卻激情澎湃，一個自由、獨立的新世界，點亮了他們的面龐。
彼時的中國，最突出的問題，是帝國主義勢力操縱下愈演愈烈的軍閥混戰。成立之初的中國共產黨已經認識到，時局如此動盪，如果不先推倒禍國殃民的大小軍閥及帝國主義，不先建立一個有嚴密組織、有嚴明紀律的有力的黨，一切美好理想的實現都無從談起。
擁擠的石庫門裏，與會代表字斟句酌。8天、3次全體會議；逐條起草，討論，修改，最後表決通過，首部《中國共產黨章程》就此誕生。
“黨的二大與一大共同完成了黨的創建任務，標誌之一，就是首部黨章的誕生。”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會長忻平説。
首部黨章共6章29條，千餘字，包括黨員、組織、會議、紀律、經費、附則等，條文對黨員條件和入黨手續、黨的組織原則和組織機構、黨的紀律和制度等分別作了具體規定。
與現行黨章不同，首部黨章的內容只有條文，沒有總綱。在中共二大通過的文件中，《關於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更多承擔了總綱的職能，決議案首次明確了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並提出黨在建設過程中必須遵循的兩大原則：一是“黨的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羣眾裏面去”，二是“黨的內部必須有適應於革命的組織和諫訓（訓練）”。
《中國共產黨歷史》關於中共二大這樣寫道：“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是黨成立後的第一個黨章。它對黨員條件、黨的各級組織的建設和黨的紀律做了具體規定。”黨史專家認為，首部黨章對紀律的規定十分嚴格。比如，無故連續四個星期不為黨服務，三個月不交納黨費的，要開除出黨。再如，言論和行動有違背黨的章程和各執行決議案，無故兩次不參加大會，泄露黨的機密的黨員等都必須開除。此外，在經濟紀律方面突出了對黨的經費的管理。
“在當初這樣嚴峻的政治條件下，一個新生黨組織對一名黨員的要求如此嚴格，有這樣的魄力，非常不容易。”忻平説。
1922年8月，二大閉幕後不久，當時還是國民黨黨員的朱德費盡周折，來到陳獨秀在上海的寓所，説出自己想要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想法。看着朱德急切的神情，陳獨秀卻告訴他，與國民黨不同，共產黨是極為嚴密的組織，共產黨員必須有堅定的革命意志，必須經受嚴峻鬥爭的考驗，而且這樣的考驗不是短時間就能完成的。
“碰壁”後的朱德沒有氣餒，而是極為虔誠、認真地翻閲陳獨秀送給他的革命理論書籍，繼續他的入黨申請之路。後來朱德赴歐洲，經過嚴格的組織程序，終於在周恩來、張申府的介紹下成功入黨。
當時尚處幼年的中國共產黨，當然渴望更多優秀青年的加入，這麼做，只因紀律如鐵、信仰如磐！
1923年召開的中共三大上，陳獨秀代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報告，他説：“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時還沒有綱領，甚至沒有規章，黨的要求——無產階級專政——懸在半空，到第二次代表大會時就腳踏實地了，有了規章，找到了中國實際的聯繫並決定了黨要走的道路。”
在黨史專家、高校中國共產黨偉大建黨精神研究中心立信分中心研究員徐光壽看來，陳獨秀所説的“腳踏實地”，主要就是指二大制定了首部黨章，制定黨章不僅開啓了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更為指導黨員言行、健全黨內生活、促進組織發展、提高黨的戰鬥力發揮了積極作用。二大之後，在黨的領導下，全國各地的罷工鬥爭風起雲湧，工人的政治覺悟迅速提升、組織程度明顯提高，青年、婦女運動也展現出全新面貌。
如今，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中，特別設置了一面黨章集錦牆，牆上展示着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黨章。有參觀者感慨：“一部部黨章，正是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不斷髮展的見證，體現出中國共產黨人對信仰的不懈追求。”
守護信仰
有關中共二大的內容及其歷史意義，黨史學界很早就有了較為統一的認識。一個原因是，與沒有任何中文文獻留存於世、黨史學者通過多種線索才確定出召開時間的中共一大相比，中共二大通過的中文文件原件被完整保存了下來，歷史的原貌直觀呈現在研究者眼前。
例如，《中國共產黨章程》第29條有這樣的內容：“本章程由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22年7月16日—23日）議決”，明確指出了大會的會期，精確到日。
中共二大留存於世的中文文獻《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決議案》，裏面包含中共二大通過的各項決議文件，最後一部分內容是《中國共產黨章程》。
泛黃的決議案小冊子，如今珍藏於中央檔案館。小冊子裏蓋着一枚印章：“張靜泉（人亞）同志秘藏”，其背後，是一個守護者的傳奇故事。
他叫張人亞，字靜泉，1898年生於浙江北侖霞浦鎮霞南村，中共早期黨員，曾領導上海金銀業工人大罷工。
“張人亞的大部分革命生涯在上海度過。他從事革命時間早，涉入領域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早期上海工運、青運、黨建、秘密交通、出版發行等革命事業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研究一處副處長陳彩琴説。
靠着踏實進取的品質，張人亞逐漸從一個普通的手工業工人成長為黨的優秀幹部。1924年，張人亞在自述中講到他為什麼加入共產黨：“我雖是中小資產階級性的手工業工人，可是我的境遇，已夠使我忠於無產階級，自己既已要做無產階級中的一員，自然總想將無產階級力量壯大起來，指導無產階級行動的頭腦並健全起來。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頭腦，過去的事實已經告訴我了，所以我加入共產黨，並不是偶然的事。”
忠誠與信仰，融入了張人亞的革命生涯中。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中國革命形勢急轉直下。危急關頭，張人亞首先想到的是黨的文件和馬克思主義書刊的安危。這年年底，許久沒回鄉的他，匆匆推開寧波霞浦的家門，將一批文件和書刊交給父親張爵謙後，轉身繼續奔赴廣闊的革命事業。
幼年的中國共產黨，許多活動秘密進行，以至於家人絲毫不知張人亞的蹤跡。張爵謙為保護兒子留在家裏的文件，編了個“不肖兒在外亡故”的故事，為張人亞修了一座合葬“衣冠冢”，並用油紙裹好文件藏進空棺裏。
直到新中國成立，張人亞仍然沒有回家，張爵謙便囑託三子張靜茂將文件和書刊上交黨組織。1920年9月出版的《共產黨宣言》首箇中文全譯本、1920年至1921年《共產黨》月刊全部刊號、中共二大會議文件……“他以自己獨特的精明和遠見，使中共早期一些珍貴歷史文獻得以保存流傳，留下了永久的傳奇故事。”陳彩琴説。
親人一直沒有放棄尋找“失蹤”的張人亞。2005年，家人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上發現記載，張人亞於1932年病故。悼詞寫道：“人亞同志對於革命工作是堅決努力，刻苦耐勞的，在共產黨內始終是站在黨的正確路線之下，與一切不正確思想做堅決鬥爭……”
一家人如釋重負，熱淚盈眶。
講述中共二大歷史和中共早期黨員守護黨章故事的非虛構戲劇《輔德里》對這段故事有動人的演繹。舞台上，張人亞拎着舊皮箱，為革命四處奔走。另一幕，則是親人們不懈的尋找與思念。當張人亞的侄女張望紅終於找到二伯的下落，並“告訴”已經去世多年的爺爺，“二伯為了革命犧牲了”，觀眾席一片安靜與專注，許多人落淚了。
《輔德里》由上海靜安區委宣傳部、靜安區文化和旅遊局出品，曾在全國巡演，打動了無數青年。“90後”編劇吳冰説，自己被張人亞的故事“戳中淚點”，她發現，偉大是這樣具體，犧牲是何等的重。她希望，讓更多年輕人知道中共二大的歷史、首部黨章的守護、重要歷史人物的情懷和擔當。
《輔德里》的主題曲裏，吳冰把對先輩的懷念與致敬寫進歌詞：“鮮花開滿了山崖，野火燒盡了荒涼。少年奔向了遠方，舊皮箱裝滿理想……”
“騰蛟起鳳”
根據與會代表的回憶，中共二大結束的7月23日，陳獨秀已然忘記這是秘密會議，直接從座位上站起來，如同演講般，高聲宣讀大會通過的文件……
百年後，這樣熾熱的情感也被注入戲劇《輔德里》中。舞台上，演員通過演唱、敍述與表演展示中共二大，充滿青春力量的“兩小時交響樂”幾乎承包了全劇“燃點”。一個高潮出現，是演員在激昂有力的音樂中集體高唱：“中國共產黨萬歲！”
響亮的口號，來自《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這是一份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件，制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初步闡明瞭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策略、任務和目標，指明瞭中國革命的前途。結尾處，第一次公開喊出了“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
大會推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組成起草委員會，負責起草《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其他決議案。
宣言指出，中國革命的對象是“資本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的封建勢力”，革命的性質是“民主主義革命”，進而提出在目前的歷史條件下，黨的奮鬥目標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本部為真正民主共和國”。這實際上制定出了黨在現階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即黨的最低綱領。同時，宣言又指出：黨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這又堅持了中共一大制定的最高綱領。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硝煙瀰漫、艱難困苦，但此前卻沒有一個政黨明確地弄清革命的對象和動力，從而有針對性地制定革命的綱領，而中國共產黨成立僅一年，就提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綱領。“這充分表明，只有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才能為中國革命指明方向，才能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忻平説。
穿過百年的時光隧道，輔德里如一本生動的教材，讓今人清晰看到夢想、熱血與奮鬥，正如會址門楣上至今閃亮的“騰蛟起鳳”，中國共產黨由此“蛟龍騰躍，鳳凰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