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本芬在書店與讀者分享《秋園》的寫作過程與背後的故事。圖/受訪者提供）
楊本芬：80歲開始成為作家
本刊記者/李靜
發於2021.6.7總第998期《中國新聞週刊》
只要膝蓋不痛，楊本芬每天都可以在iPad上寫出好幾頁。從她年近60歲開始寫作那天起，她從不知道什麼叫瓶頸，每次一坐下去，就像打開水龍頭，文字涓涓湧出，什麼時候打開什麼時候有。如今她81歲了，即將出版第二部作品《浮木》，第三部作品也在撰寫中，但出書這件事對她而言還是充滿了不真實感。“沒想到會出，真是一個意外。”楊本芬反覆對《中國新聞週刊》説。她被人所知，是因為處女作《秋園》。
她身上帶着些過分的謙卑。採訪時擔心普通話不夠標準，一直問：“你聽得懂
她只在內心認可自己，自己寫的那些文字哪怕別人不看，自己也喜歡看，“我經常看自己寫的東西，哎呀，寫得真蠻好，我都在心裏讚美自己，我還會寫東西了。”可一落到外面的現實中，她又膽怯了。
楊本芬沒有辦法不膽怯。這一生，總是錯過，總被虧待，她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我這個人運氣怎麼就那麼不好。”當人生中的那些苦和“壞事”在她晚年時終於成為土壤，慢慢結出一個果實，她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可以成功，成為一個作家。
“我們一家人終於齊全了”
《浮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楊本芬處女作《秋園》的補充。在那部描述母親一生以及一家人掙扎求生的書中，為了小説節奏緊湊，楊本芬最小的弟弟楊鋭的故事被刪去。這個在十三個月大時，因肺炎死在楊本芬懷抱中的小弟弟，從未被她遺忘。在艱難困苦的生活中，人的感情麻木了，小弟去世時，楊本芬和媽媽甚至眼淚都沒流，但當生活有了餘裕，每當她再想起小弟，都感到錐心的痛苦。
《秋園》缺失了楊鋭讓楊本芬耿耿於懷，還好由《秋園》帶來的《浮木》迅速彌補了這個遺憾。在《浮木》中，她將楊鋭的故事重寫，讓這部短篇小説集的第一個故事有了更豐富的文本和情感。“我們一家人終於齊全了。”楊本芬説。
（楊本芬作品《秋園》。）
除了《秋園》中被刪除及筆墨未盡的家人，楊本芬還寫下了很多她曾認識的那些鄉間人物的生生死死，這些勞碌一生的鄉民很多沒有善終。楊本芬把他們的故事記錄下來，如同她用一整本《秋園》所寫的“平凡如草芥的母親”。
這是楊本芬一生所經歷的故事，在二女兒章紅看來，如果説《秋園》是一本自傳式的小説，那麼《浮木》更像是生活散文、隨筆，楊本芬把記憶中的那些歷久彌新的小事原原本本記錄下來。
楊本芬這輩子做過很多事，種田、切草藥、擔沙子、當過會計和縣城運輸公司的加油員，還承包過汽車零配件商店自己做小老闆，唯獨沒做過任何和文字相關的工作，也沒有受過任何專業寫作訓練。但她會講故事，記憶力也好，只要是讀過的書她都記得。
70年代末電視機還未普及，冬日的晚上，隔壁鄰居、運輸公司年輕的汽車修理工都喜歡去楊本芬家，聽她講故事，《紅巖》《七俠五義》《安娜 · 卡列尼娜》……那個年代能找到的書不多，只要是她看過的，她就能講給大家聽。在女兒章紅的童年印象中，媽媽講起話來特別有表現力，無論説什麼都栩栩如生。
晚年，楊本芬無非是把她願意講的故事在筆端流淌出來，這對她來講，又有什麼難呢？但她從不敢説自己有什麼天賦，她只知道，自己這一生，最渴望的一件事，就是讀書。
“讀書真好呀”
楊本芬1940年出生在湖南湘陰，父親身體不好無法從事重體力勞動，一家人的生計落在母親肩上。作為家中長女，楊本芬從小幫助母親分擔家務，照顧弟弟妹妹，無法進學校讀書，只能跟着父母識字。直到11歲，她才終於等來讀書的機會。
她每天得走12裏山路，常常天還沒有大亮，就一個人輕輕起牀，深夜還要在油燈下刺繡幫家裏掙些零錢。楊本芬每天都很快樂，一個人走在山路上，心裏不住地自言自語：讀書真好呀！讀書真好呀！
11歲入學，她不能從頭念起，直接入學四年級，四年級的算術跟不上，她就自己發狠地學，從第二學期開始，她就沒有考過第二名。但第一名又能怎樣？小學畢業後，楊本芬沒能升入中學，她要參加勞動給家裏攢工分。她能理解家裏的決定。
又過了幾年，弟弟妹妹長大了，楊本芬17歲。一天，媽媽對她説：“你去考學校吧，若能考取，就去讀書。”楊本芬又高興又擔心，她實在是想讀書，但她也知道，她走了，擔子就全壓在媽媽一個人肩上。她去考岳陽工業學校，將近30個人參加考試，只有她一個人考上。
在岳陽工業學校，她每門功課都學得好，終於可以敞開了看書，楊本芬買了一個手電筒，每天晚上躲在被子裏看。她開始崇拜作家。就在她還有兩個月就要畢業時，學校卻忽然停辦了，她沒有拿到畢業證沒法找工作，也不想回家，就去最近的宜春。在宜春，她找到一所半工半讀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她又考上了，結果讀了還不到一年，因為家庭成分問題被下放到何家壩改造，她又沒有書讀了。她選擇了婚姻，原因很簡單，對方説結了婚她可以繼續讀書，但孩子一個接一個地來了，這輩子最大的願望終究落空。
1972年2月，楊本芬進入縣裏的運輸公司上班。不久後，公司就接到上級下發的文件，凡在1972年1月31日前入職的人員，均可以轉為正式職工。命運再次跟楊本芬開了個玩笑，幾天之差，她錯過了轉為正式職工的機會。“你看，我的運氣就是這麼不好。”楊本芬的感慨讓人無法反駁。
儘管退休前後的待遇都與正式職工無異，但身份上的標籤給她帶來了一輩子的創傷。她始終覺得自己是一個不安全的、被打入另冊的人，必須小心謹慎，必須任勞任怨，對每一個人都賠着笑臉，因為自己是臨時工，這個身份給她帶去長久的不安全感。
即便在這樣的境遇裏，在那個書籍奇缺的年代，她仍在盡全力讀書。宜春的銅鼓縣城要找書並不容易，楊本芬只要聽説誰家有本自己沒讀過的書，就想方設法借來，哪怕要“巴結”別人，幫人做點針線活。有次剛借的《第二次握手》第二天就要還，楊本芬便連夜把這本書抄下來。
有了這樣的經歷，楊本芬也一直要求自己的孩子以後必須讀大學。後來，她的三個孩子都考上了大學，章紅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拿下碩士學位，如願成為一名作家。
在章紅眼中，母親並非刻意去展現什麼思想高度，她一生都不是一個反叛者，她只是在秉承她心中樸素的直覺與人性。或許，也正是楊本芬心中這些可貴的質樸與智慧，讓她書寫出那些打動人心的故事。
八斤重的稿紙
楊本芬60歲那年，89歲的母親梁秋芳去世了。在巨大的思念與悲痛中，她正好讀到了作家野夫的《江上的母親》，她突然冒出一個想法：“我也可以寫寫自己的媽媽，我的媽媽是個了不起的人。”若不如此，媽媽在這個世界上的痕跡將被抹去。楊本芬也想到自己，“我真的來過這個世界嗎？經歷過的那些艱辛困苦什麼都不算嗎？”
當寫作的念頭浮現，便再也沒法按壓下去。在那個由陽台改造的四平方米大的廚房裏，水池、灶台和冰箱佔據了大部分空間，再也放不下一張桌子。楊本芬就坐在一張矮凳上，用另一張稍微高點兒的凳子為桌，在一疊方格稿紙上開始動筆。
洗淨的青菜晾在籃子裏，灶頭燉着肉，在等湯滾沸的間隙，在抽油煙機的轟鳴聲中，她隨時坐下來寫。湯沸了，她再趕緊把紙筆收進塑料袋裏，尋找家務中的下一個縫隙。只要提起筆，過去那些日子就湧到筆尖，搶着要被説出來。楊本芬説：“我就像是用筆趕路，重新走了一遍長長的人生。”
兩年多時間，邊寫邊改，她寫下8斤重的稿紙，這重量不完全是手稿本身，還有她許多的眼淚，“這個痛苦是情不自禁的，歷歷在目，但我還是堅持寫下去了”。
寫完後，楊本芬從未想過出版，女兒章紅把文章以《媽媽的回憶錄》為名貼到天涯社區，這個講述一個普通中國人家在時代大浪中掙扎求生的故事迅速在網上吸引了一大批忠實讀者，眾多網友的反饋和鼓勵給了楊本芬很大驚喜。為了回覆網友留言，楊本芬開始學習使用電腦。
2019年，《媽媽的回憶錄》被出版人塗志剛發現，他只讀了一章就決定“必須要出版這本書”，哪怕只能印五千冊。不是因為作者80歲了還沒有出過一本書，也不是因為這本書寫了母女之間這個人類永恆的主題，而是因為“她用寫作，直面了自己的人生，直面了家國的歷史，直面了命運的無解”。
2020年6月，楊本芬的處女作《秋園》出版。此時，距離她寫下這個故事，已經過去了17年。這一次，她終於沒有再錯過。
女兒章紅把母親楊本芬在晚年拿起筆開始寫作，視為救贖，在她拿起筆的那一刻，榮耀與卑微、強大與弱小發生了顛覆。卡夫卡有一段著名的話，“無論什麼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時候應付不了生活，就應該一隻手擋開點籠罩命運的絕望，同時，另一隻手記下在廢墟中看到的一切。因為你和別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 章紅覺得，母親楊本芬正在這樣做。
（實習生徐盈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