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拼音是現代中國人學認漢字最重要的輔助工具，但當我們接觸到英語後會發現，漢語拼音和26個英文字母幾乎一樣，為什麼漢語拼音和英文字母這麼像，他們有什麼關係？
事實上，拼音字母本就是借用拉丁字母（以英文字母為代表）的形式而制定的一種拼注符號。雖然，拼音好拉丁字母看起來一樣，但在讀音和用法上有很大區別。拼音是用於拼注漢字讀音的，並不能用於文字書寫，每一個拼音符號，對應一種聲母韻母；而拉丁字母是英語等拉丁語系的詞句組成的一部分，部分字母也具有實際意義。
簡單的説，拉丁字母對於拉丁語系國家來説，就是他們的漢字，而拼音只是中國人借用拉丁字母的外殼，用來輔助學習漢字的一種工具。
至於為什麼中國人要用拉丁字母，而不用其他字母或自創一種符號做拼音？這還要從漢字的拼注歷史開始説起。
我們小時候學習漢字，最開始學的就是“a、o、e”的漢語拼音，在學習拼音後才開始學認漢字。當我們學會拼音後，即便遇上不認識的字，在沒有老師的幫助下也可以通過查字典自己學習。
古時候的中國人，並沒有現在漢語拼音，人們學認漢字，只能跟着老師後面認讀學習。可漢字千千萬，老師能教的也很有限，當你看到不認識的字又沒有人教的時候，立馬抓瞎。為了克服這種弊端，使人們在獨自學習的時候，也能夠認讀不認識的漢字，開始形成了最早的注音方法——直音
直音，就是用同音字來注音。例如“蠱”注“古”，“胥”注“需”，同音字怎麼讀，這個字也怎麼讀。需要注意的是，這裏的直音和我們學習古文時遇到的“通假字”是不一樣的，通假字的重點在於“假”，即原文中使用的漢字是錯別字，後人出於對作者的尊重，而不予改正，而是將正確的字在後面做上備註。
直音字雖然用起來方便，可萬一用來注音的字人們也不認識怎麼辦？例如一個剛學習漢字的人，“胥”不認識，“需”也不認識，那麼直音對於他學習漢字就沒什麼作用了。
當人們發現直音的不足後，一種更接近拼音的的方法出現了，那就是反切。
反切的基本規則是用兩個漢字相拼給一個字注音，切上字取聲母，切下字取韻母和聲調。例如“貢”：古送切，取“古”的聲母“g”，取“送”的韻母和聲調“òng”，然後得到“貢”的讀音“gòng”。
是不是有中小時候學拼音的感覺？反切法漢代開始，歷經各朝各代的補充和完善，成古代中國最通行的一種注音方法，並形成了一套系統的學習和使用方法。還以前面的“貢”為例，雖然“宋”、“誦”和“送”讀音完全一樣，但在反切法中，“貢”只作古送切，且每一個聲母、韻母都有其對應的字。因此，只要學習每一個聲母韻母對應的字，便能用反切去學習其他陌生字。
為了更方便的學習漢字，古人利用反切法還製作了類似於新華詞典一樣的反切圖表。例如宋代的《切韻指掌圖》，把漢字分成36個母，206韻和4個聲調，按照一定的規則組成12幅圖，遇到不會讀的字，直接查表就可以了。
當反切發展成為漢語注音主流方法的同時，隨着明清時期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拉丁化拼音字母開始在中國出現。
明清時期，很多西方傳教士出於學習漢字和傳教的需要，開始系統的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比較著名的就有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和他的《西字奇蹟》、還有法國傳教士金尼閣和他的《西儒耳目資》。這種用字母符號給漢字注音的方法，給了當時的中國人很大啓發，例如明末音韻學家方以智就評價到：漢字繁雜，古來多用借用其他的字來注音（參考反切），但每個字都有不同的讀音，也有不同的意思，而用西文注音，因音成字，不重複，不雷同，豈不是更好？
進入近代後，隨着中外交流的加深，各國外交使節也加入的漢字注音的隊伍中來，最成功的當屬韋氏拼音。韋氏拼音的創立者是1869年-1882年時任英國駐華公使：湯瑪斯·法蘭西斯·韋德。韋氏拼音在當時的中外文化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今我們還可以看到韋氏拼音所留下的影子。例如，北京在英文中讀作“Peking”，功夫讀作“kongfu”,豆腐讀作“toufu”。
清朝末年，隨着西方列強的入侵，落後捱打的現實使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不少文人學者開始追求全面的西化。這種現象反映到漢字上，就是將文字的難易作為衡量國民愚智、國家強弱的標準，將漢字的繁難視為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源。在這樣背景下，主張漢字拉丁化，字母化成為當時文化界的主流聲音，即“今日欲救中國，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識之字不可；欲為易識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
在這樣的四朝影響下，先後出現了切音字運動、世界語運動、國語羅馬字運動、拉丁化新文字運動。
在各種最求漢字字母化的運動中，當時的國學大師章太炎為了保護漢字文化，獨創性的將漢字偏旁做成了各種符號來幫助漢字的學習，即注音符號。
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開臨時教育會議，通過了“採用注音字母案”；1913年，讀音統一會中，確定了三十八個字母，二十個聲母，十四個韻母，用於審定國音。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發佈“注音字母”，隨後印發《國音字典》，注音字母成為標註國音的唯一符號。1930年，又改“注音字母”為“注音符號”，以強調這不是一種與漢字並行的文字。
注音符號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中國學習漢字，普及知識的難度，但依然沒能消除社會上廢除漢字的聲音，尤其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興起，差點讓中國人永遠失去漢字。
上世紀30年代，蘇聯開始創作拉丁文字取代漢字，以解決遠東地區華工的識字問題。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傳到國內，引起了國內文人學者的熱烈反響，中文拉丁化研究協會等拉丁化新文字團體席捲全國，推廣拉丁化新文字。
1935年，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陶行知、陳望道等686位知名人士，共同發表文章《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認為拉丁化新文字值得在全國推廣，希望所有人可以一起來研究、推行新文字，使之成為成為推進大眾文化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
1936年，毛主席在看到這篇文章後，給於了新文字運動極大讚賞，並於1941年在陝甘寧邊區正式啓用拉丁化新文字，創立《Sin Wenz Bao》（拉丁化新文字，《新文字報》）。
新中國成立後，在是否廢除漢字，改用拉丁化新文字的問題上依然處於激烈的爭論中，但掃除文盲，快速提高人們知識文化水平勢在必行。於是，中央政府選擇了各種字母符號中，相對簡單，受眾更為廣泛的羅馬字母即國際通用的26個字母，以此為基礎，有吸收了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部分特點，於1958年正式推出現代漢語拼音（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
而關於漢字的廢存，周總理在58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上做了《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指出：“它（漢字）是不是千秋萬歲永遠不變呢？還是要變呢？它是向着漢字自己的形體變化呢？還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還是為另一種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這個問題我們現在還不忙作出結論。但是文字總是要變化的。至於用什麼方案，現在不忙把它肯定。關於漢字的前途問題，大家有不同的意見，可以爭鳴，但這不屬於當前文字改革任務的範圍。”
現代漢語拼音的推廣，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掃盲運動中，起到了非常顯著的作用，在拼音的幫助下，學認漢字已經不再是已經困難的事情，廢除漢字的聲音漸漸偃旗息鼓。隨着國家的發展，民族自信的增強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擁有數千年曆史的漢字經歷了近代的一系列風波，最終順利傳承下來，成為中國文明和中華民族的文化載體和精神寄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