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生活狀態，讓今天的人們羨慕得只想哭：老子天天累得像頭驢，都躲不過雪片般的賬單，他們憑啥這麼悠閒？難道古人的書裏真有“黃金屋”，真有“顏如玉”？要弄清楚這個問題，首先要知道古代的經濟環境，和現代的區別，可以用一句話説明：古代是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生活成本極低；現代工業文明帶來物質豐富的同時，副作用就是生活成本的提高。中國從夏商之後，就進入農業文明時代，一直維持到辛亥革命，歷時三千年。農耕文化最大的特點，就是封閉式的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社會關係單一，相互依賴性差，生活成本低。佔據社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以種地為生，通常5—10口之家，有幾十畝地，一個壯勞力，就可以完成粗放式的農業耕作。那時候的產量雖低，但是正常年份的產出，足夠一家吃飽，還能有一些結餘，以備災年。
除了糧食外，房前屋後會種一些蔬菜，養一些家禽牲畜，荒山坡種幾棵桑樹，養點蠶。男人種地，女人織布操持家業，吃飯穿衣不成問題，無需外界交換。農耕文明還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圍繞土地的定居生活。定居的流動性差，它帶來兩個好處，有塊地自己蓋房，世代居住，房產支出成本低；同時也不需要支付大量的交通費。衣食住行佔了古人七八成的支出成本，這些都可以通過自給自足解決了，所以，古人即使兜裏沒有一分錢，照樣生活得很好。今天是工業文明時代，分工的精細化，導致相互之間的依賴性增加，需求向縱深發展，雖然得到的服務越來越貼心，可是生活成本也必然越來越高。基本上我們每一個人，早上一睜眼就面臨每天數百，甚至數千的債務。
正因為古人以土地為命根，所以官員們上班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俸祿寄回老家，購置地產。這就是歷史上，一自稱官員為“士族地主階級”的原因。古代土地貴不貴呢？差距很大，各個朝代不一樣，豐年和災年價差十倍以上。比如嘉靖年間，平常一畝地10兩銀子，災年1兩銀子就可以買一畝地，而豐年20兩未必買得到。官員俸祿什麼水平，夠不夠置辦地產呢？差距也很大。官員待遇最好的宋朝，宰相級別的官員，摺合人民幣，年薪至少2000萬，縣令也有200萬之巨。也就是説，在宋朝，一位縣令一年的年薪，買一兩百畝地不成問題。待遇最差的明朝，一品官員年薪約30萬，七品官員約3萬。很顯然，一位縣令的收入，放在今天就是貧困户。在古代，這些薪水支付一家人的基本生活費，問題不大，買地根本不可能。
不過，明朝皇帝也意識到官員俸祿太低，所以除了年奉外，還有大量補貼，遠遠超出工資部分。所以，在明朝，官員置辦地業也不成問題，只是數量遠不如其他朝代。綜合來看，一名官員一年的俸祿，置辦10畝地問題不大，幾年下來，就可以成為擁有幾十畝地的“有產階級”，甚至小地主。有了這些土地作支撐，官員們即使離職，回到家鄉靠自給自足，生活不成問題。假如混到中高級別官員，可能一年的收入就能成為中型地主。加上年節恩賞，和皇帝的其它賞賜，即便一名清官，幾年積攢下來一輩子不做官，也足可以活一輩子了。
以上是古代官員們，能夠在辭職後正常生活的物質條件：自給自足的低成本生活方式，和在職期間俸祿可以置辦一些地產。更重要的是精神層面，我們跟古人不一樣的地方，最本質的差異，就在精神層面。按我們今天的生活態度，即便我們一年賺夠了一輩子的基本生活費用，有幾個人敢辭職去過隱居式的耕讀生活？一定是在慾望的刺激下，想賺更多錢，不光不會辭職，還會削尖腦袋往上爬，恨不得活得比皇帝好，恨不得把下輩子的錢都賺夠了。古人難道不知道錢多可以過好日子？顯然不是，能促使他們主動隱退的根本，不在於物質條件，而是精神需求。他們懂得“止”，滿足了基本條件即可，甚至很多人連基本條件都不具備，就過起了有上頓沒下頓的隱居生活。
比如莊子，窮得四處跟人借米下鍋，卻不肯接受楚王的宰相任命。比如陶淵明，在別人救濟下生活的他，卻寫出了不朽詩篇。光武帝劉秀有一個同學兼好友叫嚴光，劉秀四處張榜“抓”他，把他強行帶到京城，請他出來做官，嚴光堅決不就，弄得劉秀害了一輩子單相思。古人為什麼能做到甘於清貧？答案就在“耕讀”的“讀”字，“耕”是基本生活條件，“讀”是自我修煉，“讀”又讓“耕”超脱於生存的本源，變成了生活的情趣。所以，古代到處充斥着安貧樂道的精神巨人！
我們今天都物質化了，很多人粗鄙地認為傳統文化都是垃圾，於是把寶貴的精神財富丟失，把自己扔進永無休止的物質追求黑洞，活成了陀螺，活成了物質的俘虜，活成了活殭屍！所以，不要説古人比我們幸運，他們生活成本低，即便讓你回到古代，你也未必能過上古人悠閒的生活，根子還是在於，你能不能讓自己的精神世界足夠強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