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多樣性中選擇歷史
文|詹姆斯·L. 麥克萊恩
本文為《日本史》前言，標題為編者所擬
1966年10月一個宜人的秋日早晨，當美國輪船“威爾遜總統”號駛進東京灣時，我從甲板上第一次看到了日本。輪船航行了數小時後抵達橫濱。向外望着富士山和草木茂盛、秋果累累的鄉村，我一遍又一遍地問自己：我到日本究竟要做什麼？那時我剛從密歇根大學畢業，主修的是美國曆史，並沒有學過有關日本的任何知識，而且我也從來沒有離開過美國。我之所以到這個遙遠而陌生的國度，只是因為一個同班同學對我説，如果我想到他的祖國旅遊，他在東京的家人會給我幫助。我是來日本遊玩的，但使我感到意外的是，這次遊歷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最後使我成為一名研究日本歷史的學者。
海南出版社，2014.7（2020.6 重印）
當我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時，我對日本幾乎一無所知；但是我的腦子裏確實裝了些陳詞濫調，比如“日本是個高度一致的社會”，日本的人口屬於同一民族；他們看上去很像，想法也相像，而且很容易就任何問題形成全國一致的意見。然而不久，我就認識到這種想法多麼不正確。我發現我周圍的人們因為年齡、性別、教育和經濟狀況的不同而各成一體。他們對幾乎所有事情——例如婦女應該屬於家庭還是工作場所，日本應該和美國結盟還是實行中立路線，以及應該稱讚大企業為戰後國家的富裕做出了貢獻，還是應該譴責它們造成了各地的污染，等等。——都表達了迥然相異的看法。我發現，和諧與一致無疑是人們渴望的理想，但實際上，日本人對他們面臨的主要問題的看法有很大分歧。
我第一次在日本逗留期間的見聞影響了我對該國曆史的看法。如果説激烈的爭論和不同的意見在現代日本社會是司空見慣的，那麼理所當然，這個國家的歷史是其人民在相互衝突的觀點之下促使所有事情向前發展的歷史。與任何社會中的情形一樣，大趨勢無疑是很重要的。在此我只列舉過去兩個世紀裏的三個重大肇因：城市化、工業化和全球化。顯然，它們通過影響個體認知自己和世界以及明確可能與不可能的界限而影響了日本歷史的進程。然而，在宏大的歷史潮流中，日本人民在他們巨大的多樣性中創造了自己的歷史。因此，本書的敍述基於這樣的前提，即我們的首要責任是瞭解不同的個體和社會團體如何明確什麼是他們所需要的，然後又如何努力地構建起既符合他們的道德標準和信仰，又能實現他們的夢想和抱負的具有意義的生活方式。
我在與新朋友以及多年的老同事交談時，還逐漸認識到，大多數日本人比我所認識的大多數美國人要更接近他們的過去。也許，這在一個一千多年來一直是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的國度裏是很自然的。日本也是這樣一個國家，你可以從容地走出現代地鐵，然後躲進古老廟宇的靜謐之中，或者坐在咖啡店裏，一邊享受法式烘焙的咖啡，一邊聽着最新的爵士音樂，從窗户向外看時，又會發現有身穿傳統和服，手提三味線（這種三根琴絃的琵琶在日本近世早期城市中的戲院、妓院等風月場所的“浮世”中處處可見。——譯註）的老婦人經過。本書給予日本近世（日本學界常將日本的前近代時期稱為“近世”，這是日本封建社會高度發展和成熟的時期，同時也是孕育着從根本上顛覆封建統治體制的社會經濟關係和思想意識萌芽的時期。——譯註）早期（1603～1868）的分量反映了日本的現在和過去之間聯繫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本書還考察了一種允許普通日本人蔘與鄉村和城市自治的政治文化如何促進了近代公民的成長，使公民相信自己有權批評政府的政策，有權組織政治運動和政黨。這種政治文化在明治時期（1868～1912）確立議會制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本書還關注18世紀和 19 世紀早期商業的發展和原初工業化如何在1868年後使迅速工業化成為可能，關於家庭和性別的傳統思維方式如何影響到整個現代的行為模式。
我在日本的經歷也使我不願將這個社會或它的歷史視為一部成功史。當我於20 世紀60年代末期第一次到東京時，觸目所及，人民富裕，高樓林立，街道整潔，所有事情都似乎有條不紊，這一切很難不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報紙社論和電視紀錄片敏鋭地指出了日本現代化努力中的缺陷和失敗的事實：太多的人依然居住在不合格的住宅裏；教育體制強調死記硬背，而不是發展每個學生的天賦與能力；大公司的中層管理人員工作時間太長，以致幾乎沒有家庭生活的時間。
20世紀後半葉折磨着日本社會的問題，使得甚至像我這樣剛接觸日本歷史的人也很清楚這一點，即不能把日本歷史解釋為一連串簡單的必然通向更加美好和光明的未來的事件。實際上，我的許多日本朋友都不願説起某些帶有歷史連續性的讓人不快的方面，例如，近世早期對本國下層羣體的偏見以及對毗鄰的阿伊努人和朝鮮人的輕蔑態度。這樣的偏見和輕蔑發展成持續至今的歧視。而且，在過去，當國家處於生死攸關的歷史十字路口時，日本人不得不做出使他們的國家和社會走向新方向的決定。如今回想起來，有時他們的選擇產生出大多數人都認為有價值的結果，但有時他們選擇的道路卻導致了幾乎每個人都承認的悲劇。我們只需把20世紀20年代的社會和思想的活力與30年代末、40年代初戰爭期間的壓抑氣氛相比較，就能發現日本歷史有着它自己的殘酷的迂迴和曲折。
各個國家的文化和歷史儘管存在着某些共性，但卻互不相同。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日本無疑是獨一無二的。相應的，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當日本人以自己的獨特方式行事時，只要我們瞭解形成那些行為模式的價值，它們就不過和其他民族的行為模式一樣是可以理解的。換句話説，不尋常和神秘莫測並不是一回事。當我結束第一次日本之行，進入耶魯大學的研究生院之後，我閲讀了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的一篇文章〔“Thick Description：Toward an Interpretational Theory of Culture”，in h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BasicBooks，1973），pp3-30〕，它幫我把對文化獨特性的想法彙集了起來。格爾茨寫道，他研究了摩洛哥人，而且對他們理解得越多，就越覺得摩洛哥人既合乎情理又富有獨特性。他得出結論：“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即是在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況下，昭示其常態。”
在我作為一名歷史學家工作時，上述彙集起來的想法為我提供了一系列指導：摒棄陳見，嘗試理解激勵日本人去行動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正確評價過去的遺產，同時時刻不忘，歷史會不斷迫使人們做出決定，使他們的未來走向全新的方向；重視那些經歷了歷史波折的人們的判斷，藉此評價過去行為的後果；時刻牢記沒有唯一的行為模式，其他民族可以從與我們截然不同的方式中得到滿足，找到生活中的價值。
理解另一個民族的文化和歷史並不容易，當格爾茨引用一個英國人的故事時也認識到了這一點。有人告訴這個英國人，世界是在一個平台上，平台放在大象的背上，大象站在海龜的背上，然後，這個英國人就問：“那麼那頭海龜站在什麼上面？”他的印度朋友回答説：“另一頭海龜。”“又一頭海龜？”“哦，從那以後一直在下面的就是海龜。”（印度教認為地球由四隻大象支撐，而大象站在海龜的背上。——譯註）與此相似，我們可能永遠不能看透日本歷史的所有深層的東西，我也很少像我所想的那樣完全理解某件事情。不過，格爾茨有另外一個想法可以安慰我們大家，即沒有必要“為了理解某事而瞭解所有的事”。在我對日本的研究上，我用這句話來表達這樣的意思，即在最深層的本質上，研究歷史是一種藝術：猜測人們的動機，評價他們行為的意義，估量我們的觀察，然後從我們更深的洞察中得出結論。在這個意義上，無論對於入門者還是有經驗的學者而言，探索日本歷史並且擴大我們的知識範圍都是很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