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留學生何啓曾有過留學英國的經歷，他回國後回到香港任職，他一面行醫，一面當執業律師。雖然身在香港，但他對國內的政局十分關注，心中懷有變革中國的宏圖大志。1887年，他在香港《德臣西報》上發表文章，建言朝廷實行改革，把握時機，學習西方，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與列強抗衡的現代化文明國家。這篇文章發表後，何啓一發不可收拾，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討論中國的政局與國情。
何啓
何啓撰寫文章有一個習慣，他常常先用英文起稿，然後由他好友胡禮垣譯成中文，然後在香港的中西文報刊上刊出。
1900年，兩人把歷年合著的論文加以整理編輯成書，名為《新政真詮》，在香港出版。1900年何啓的《新政真詮》一書出版，書中有《曾論書後》的文章，對駐歐公使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大加批判，實際上也是對清廷洋務派官員學西人之技以圖自強功利心態的否定。
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中有一段“治國者必先使外侮既絕，方可內修國政，猶之治家者必先使壁宇完固方可條理家規”[1]的話，意思是説，治理一個國家必先杜絕外侮，才能內修國政；就像一個家庭，必須要房屋堅固，才能使家庭變得有條理有家規。
何啓認為，曾紀澤的觀念，是重外輕內本末倒置之舉，是一種短視的功利表現。聯繫到中法戰爭的失敗，朝廷還不能覺醒，而是諱疾忌醫，仍然堅持只要學習了西方國家的“堅船利炮”技術，就可以強國的觀念，而不去思考徹底的內政改革。何啓在《曾論書後》中説，中國最大的弊病在於政令不修，民風不振。因此，他在文中對曾紀澤説：
何啓像
讀侯之論，蓋深知中國之宜修者矣。獨惜其以後為先，以本為末，功與效未分其際……一國之所以稱盛者，非徒多戰艦炮台也。以戰艦炮台，國皆能置故也。壯士之所以稱強也，非但能擐甲執兵也。以擐甲執兵者，人儘可為故也。侯欲治外，請自治內始；侯欲治內，請自得民始；侯欲得民，請自得民之心始。[2]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在軍事上連連失利，曾紀澤認為是沒有堅船利炮，沒有善於作戰的軍隊所致。對此，何啓則反駁説，中國向西方學習富國強兵之術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可為什麼仍然失敗，洋人仍然欺侮中國，無視中國的法律呢？何啓認為，這是因為中國沒有平等的法律條例，沒有公平的司法制度。
何啓的意思是説，中國的律例不平，法司不公，才是中國無法達致真正富強而令列強尊重的根本原因。造成這種缺乏公平的政治，是由於“政令不修、風俗頹靡”所致。何啓在文中告誡，如果仍然執迷不悟，縱使中國的軍事與列強相比強十倍，也不能“遵紀剛於與國，等使權於列邦”。[3]
那麼，如何修政令，救風俗呢？在何啓看來，必須以信立國，才能取信於民，取信於世界。以信立國，重要的是推行公平的政令。因而，他強調，公平的政令是國家的根本，他説：
夫一政一令，在立之者無不自以為公，自以為平，而公否平否，當以民之信否質之，乃得其至公至平。且一政一令，在行之者多亦自謂無不公，自謂無不平，而公否平否，亦當以民之信否證之，乃得其真公真平……然則公平者，還當求之於民而已。民以為公平者，我則行之。民以為不公平者，我則除之而已。公平無常局，吾但以民之信者為歸，公平有變法，吾但以民之信者為主。夫如是，則民信矣。[4]
何啓還認為，制訂公平的政令，要以人民的意志作為出發點，以人民的要求和願望為標準，就能實現真正的公平。如此，人民就會對政府增加信任，增加信心，國家的威信便可以建立起來。這樣，國家的政令也可以得到貫徹執行，國家的長治久安，民心的凝聚，從而可以抵禦外侮。何啓進一步説：
民信，則借款可以興；借款興，則商務可以振；商務振，則大利可以圖；大利圖，則軍威可以壯；軍威壯，則外敵可以寧。至外敵寧，而復加以保泰持盈之學，使其效至於神武不殺，至德無功，則治天下之道盡於斯矣。[5]
本文根據《少年行》改寫
何啓希望中國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公平政令，取信於民，使億萬民眾團結一心。這樣，中國才能真正強大，無敵於天下。他把政治改革視為中國富強的必由之路。使中國富強，除了政治改革，何啓還認為推進中國近代化的建設工程，是中國富強的重要一環，因此，他在創辦醫院、傳播新思想的同時，積極的開辦新式學校，培育新式人才。他認為靠科舉取士選出來的人才少有真才實學，靠捐納制度任用的官吏更是不學無術，鴉片戰爭以來，國勢日衰，列強欺侮，索要多端，國內政治動盪，正是因為這些原因造成的。
為推進中國近代化建設進程，何啓主張朝廷應頒佈政令要求各府縣建立新式學校，各省設立專門機構管理新學事務，新式學校除開設中文課，也要引進西文、國際法、西醫、地理、化學、機械工程、礦務、軍事等學科，如此以往堅持下去，既可以改變陳腐的體制，又可以通過新式人才實現國家的富強。
何啓深受西方教育模式的影響，他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都表現出西方的特性。他的一生與傳播西學緊密相連，並在傳播西學中形成了自己的價值觀。他希望用西方的先進思想、技術和富強模式為中國尋找到變革自強的方案。但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成分認識不足，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弊端和糟糠也未能給予批判和揭示，他的觀點有一定的歷史侷限性。
參考文獻：
[1]林啓彥：《嚴復與何啓——兩位留英學生近代化思想模式的探討》，《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
[2] 《曾論書後》，鄭大華點校：《新政真銓——何啓·胡禮垣集》，第 100 頁，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3]林啓彥：《嚴復與何啓——兩位留英學生近代化思想模式的探討》，《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
[4] 《曾論書後》，鄭大華點校：《新政真銓——何啓·胡禮垣集》，第 97 頁，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5]林啓彥：《嚴復與何啓——兩位留英學生近代化思想模式的探討》，《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