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檻低”“薪資高”“需求大”，電商直播行業持續吸引大量人才加入賽道，帶貨主播行業競爭激烈。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多數企業雖然不強制規定直播人才的學歷和工作經驗，但實則通過隱性能力嚴格篩選綜合能力強的高效性人才，不是所有主播都能成為主播，有了粉絲流量的主播也未必能夠成為帶貨達人。
看直播正在成為一種潮流與先鋒的生活方式，快速發展中的主播職業從“無”到熱，持續釋放出巨大的吸引力。近日，iiMedia Research(艾媒諮詢) 發佈了《2020H1中國直播電商行業主播職業發展現狀及趨勢研究報告》，圍繞直播電商行業主播發展背景、羣體畫像、MCN發展現狀、海外主播及網紅髮展模式和現狀，以及主播發展趨勢等進行分析解讀。
直播電商行業的火熱發展，令資本、用户等都高度關注這個行業。
iiMedia Research(艾媒諮詢) 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直播電商市場規模達到4338億元，同比增長226%，預計到2020年將會持續以超100%的增速增長到9610億元。
中國直播電商市場規模仍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未來，直播電商行業的發展會進一步推動“人場貨”中“人”，及主播這一重要環節的發展。
2020年上半年，43.57%崗位對主播的學歷水平無要求。同期，中國網絡主播平均收入為8330元。從需求來看，2018年Q4至2019年Q1，中國主播崗位需求激增，曾出現3次峯值；2019年6-7月開始，主播市場需求呈現波動上升趨勢，到2020年3月，主播市場需求持續上升，未到達峯值點。
“門檻低”“薪資高”“需求大”，電商直播行業持續吸引大量人才加入賽道，帶貨主播行業競爭激烈。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多數企業雖然不強制規定直播人才的學歷和工作經驗，但實則通過隱性能力嚴格篩選綜合能力強的高效性人才，不是所有主播都能成為主播，有了粉絲流量的主播也未必能夠成為帶貨達人。
目前作為意見領袖的主播必須要具備三個基本要素：在某一垂直領域有所建樹;有內容產出的能力;有相當數量的粉絲基礎，即：能帶來較大影響力。此外，具有特色標籤的主播可替代性很低，除了消費個人形象外，也會傳達獨特鮮明的個人價值觀。
從主播人羣畫像來看，中國直播電商行業主播呈現出年輕化的趨勢。艾媒諮詢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直播電商行業主播主要以女性為主，年齡在30歲以下的超過一半，且主要分佈在二三線城市。
主播可分為娛樂主播和電商主播，但二者都是在積極尋求商業變現。從娛樂主播內容垂類分佈來看，2019年顏值達人、幽默搞笑、遊戲和音樂是直播平台粉絲量最高的四個類目，類目下的主播數量佔比明顯高於其他類目，但集中度不算高，以確保平台內容的豐富性。
從主播等級分類來看，中國直播電商行業帶貨主播的二八效應明顯，頭部主播佔比相對較少，佔比僅為佔比2.16%，肩部主播佔比5.93%，而腰部和尾部主播分別為53.53%和38.8%。
從職業結構看，長尾主播佔據大多數。長尾主播大多是迫於經濟壓力或衝動選擇帶貨主播作為職業，成長初期依靠微薄的保底薪資生活並且躥紅速度慢，心理壓力大。此外，主播帶貨的經驗很難成為跨行業擇業的敲門磚，長期職業發展道路較窄。
作為內容產業的新興鏈路，中國MCN產業自2017年出現了爆發式增長，機構數量從數百家量級猛漲到上萬家量級，平均同比增速大於100%。預計到2020年,中國MCN機構數量將突破兩萬家，達到28000家。
在具體運作過程中，MCN機構有四大任務，首先是尋求優質內容創作者(如主播、網紅)，其次對不同類型主播定製專業技能培訓，再次是為主播提供商業化服務，最後是針對性引流增加曝光機會，幫助紅人出圈。
艾媒諮詢分析師認為，MCN機構批量化、流程化孵化主播，一方面具有規模效應，但是另一方也容易形成重人設、輕主播個人態度的現象。MCN與主播作為利益的雙方，始終是在博弈的過程，如何為彼此找到一個平衡點，是主播更是MCN機構需要重點考量的命題。
當前，直播電商主播仍面臨困境。一方面，主播流量高，銷售轉化不一定高。2020年3月21日，李佳琦在直播間為凱迪拉克做了一次直播，直播時長為9分鐘，直播期間最高人數高達1486萬人。儘管主播流量上千萬，但是當場的直播交易轉化為0，“帶貨”還是“翻車”了。
由於平台提供流量服務，許多主播可以通過買流量提高曝光量，但是如果主播粉絲的互動性不高，粉絲多半為殭屍粉，或者直播產品本身不適合直播等等因素，也會造成主播流量高，但是銷售零轉化的翻車局面。
另一方面，銷量高不等於賺錢。本次調查發現，即使主播突破阻礙成功賣貨，但是也不表示主播能夠賺錢。調研訪談的一名主播表示，自己也曾有幾場帶貨一億多，但是部分網民衝動性購物後退貨率高，為了有充足資金退還購物款，主播需要加大下一場的直播力度，以新收款項支付退貨款，造成惡性循環，越賣越虧。
困境之外，隨着直播電商行業的火爆發展，一些行業亂象也如雨後春筍般爆發出來，比如產品質量不過關、虛假帶貨數據、難以保證的售後問題等。艾媒諮詢分析師認為，頭部主播的帶貨戰績吸引眾多追隨者的湧入，這就助推了整個行業的浮躁氣息，因而主播們在宣傳商品、引導消費者購物的同時，除了完成營銷任務，更要守住法律和道德的底線，注重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隨着行業的成熟，許多非主播者跨行兼職，比如明星、企業高管和KOL等。2019年，全球有超過100個知名品牌的高管都參與到了直播帶貨的行列中。
艾媒諮詢分析師認為，跨界紅人的入局使得帶貨主播身份日趨多樣化，導致行業競爭更加激烈的同時，也拔高了內容質量水平，使得主播不得不提升自己的專業素養和綜合能力來保持競爭力。此外，跨界紅人入局，直播帶貨更要注重質量，否則將影響紅人及其代表機構的對外形象。
此外，主播是對社會具有一定影響力的人物羣體，他們的言行以及價值觀都影響着粉絲大眾，因而對他們的約束尤為重要。不管未來主播持證上崗或者主播職業化是否普遍實現，但都呈現出一個趨勢，即經歷前期的野蠻發展，主播行業終將逐步走向規範，這是內在規律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