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城市發展發生新變局。我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城鎮化發展也面臨新形勢。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應對百年變局、開拓發展新局的戰略選擇，對“十四五”時期城鎮化發展提出新的要求。
全球城市發展格局發生新變化
新科技革命重塑全球城市發展格局。以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正在重塑城市競爭力消長和全球城市格局。新冠肺炎疫情加快了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進程，數字技術催生新業態、新模式異軍突起，重新定義國際分工和產業生態，並將深刻影響城市發展格局。
全球化退潮影響城市網絡體系。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全球化進入退潮期，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在經歷了30多年擴張後轉向收縮。疫情加快了這個進程，主要經濟體在“效率”與“安全”之間尋求新的平衡，全球供應鏈呈現區域化、近岸化和在岸化趨向，北美、歐洲、東亞三大生產網絡內部循環強化。在東亞地區，東盟已超過歐盟，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
世界城市體系孕育重大調整。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變化，帶來世界城市體系的重大調整。紐約、倫敦、東京等頂級全球城市仍處於核心地位，在全球資源要素配置中仍將佔據主導地位，但新興全球城市正在加速崛起，在世界城市體系中的地位不斷上升。特別是東亞地區有可能出現全球頂級城市，並在世界城市網絡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
大都市圈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目前全球排名前50位的城市，其經濟總量佔全球GDP的比重超過20%。這些城市集聚了全球主要跨國公司、學術機構、行業組織和智庫等全球性機構，在全球城市網絡中發揮着極為重要的作用，併成為各主要經濟體對接高標準國際貿易投資規則、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載體。
我國城鎮化發展面臨新形勢
城鎮化增速將趨於放緩。我國城鎮化在經歷高速發展階段後，增速已趨於放緩。這與經濟增速放緩是分不開的。“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增速明顯放緩，2016年至2019年經濟年均增長6.6%，比“十二五”下降了1.3個百分點，城鎮就業人口、城鎮人口增長也在放緩，帶來城鎮化速度放緩。“十四五”時期，隨着經濟增速進一步放緩，加之農業可轉移勞動力數量下降，城鎮化率年均增幅也會呈現放緩趨勢。
內陸地區城鎮化進程加快。“十三五”時期，中西部內陸地區城鎮化發展速度明顯高於東部沿海地區。基於人口流動的大數據觀察城市中心度，北京、上海、廣州、深圳處在第一序列，內陸地區的成都也在第一序列，説明內陸地區的大都市圈發展也明顯加快。“十四五”時期，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內陸地區城鎮化進程會進一步加快，併成為推動我國城鎮化的主要力量。
城市羣和大都市圈的位勢上升。現在19個城市羣經濟總量佔全國80%以上，對全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佔比更高。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等城市羣在全球城市體系中的位勢快速提升。大都市圈與周邊城市的同城化也在加快，比如廣州和佛山加快推進廣佛一體化。城市羣和大都市圈正在成為優質生產要素的匯聚平台和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十四五”時期，這個發展態勢還會深化，促進生產要素的流動、擴散和集聚效率大幅提高，進而提升城市空間資源配置效率。
部分城市創新活力明顯增強。由於創新活動對人力資本、科研設施、大學和科研機構等要求較高，創新活動在空間上具有更高的集聚性，並吸引具有較高專業技術水平的人口向這些城市流動，創新生態逐步形成和完善，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湧現，推動創新型經濟加快發展。
城市治理的數字化轉型加快。這次疫情加快了城市數字化進程，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信息溯源等數字化技術得到廣泛應用，推進“一網通管”“一網通辦”，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和流程再造，有效提升了城市公共服務效率，為推進城市治理現代化創造有利條件。
新發展格局對城鎮化發展提出新要求
“十四五”時期，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對城鎮化發展提出新的要求。
第一，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就要確保國內消費持續擴大和升級。研究表明，如果農民工按照城市居民消費方式消費，人均消費支出將增長27%，這對擴大消費意義重大。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釋放巨大消費潛力，最重要的是要打通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的梗阻。我國城鄉要素長期單向流動，比如農村土地增值收益變成了城市的高樓大廈，金融資源從農村單向淨流出，農民工進城落户又面臨各種限制。這就要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建立基本公共服務與常住人口掛鈎機制，逐步縮小户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差距。加快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要探索擴大土地使用權入市的用途，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要拓展使用權向外部人員流轉的空間，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
第二，增強大都市圈和城市羣“雙循環”的樞紐功能。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對提高國民經濟循環效率，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尤為重要。依託大都市圈和城市羣，建立以城市羣和大都市圈為樞紐的經濟循環系統，促進生產要素流動、集聚和擴散，提高空間配置效率，將成為推動形成新發展格局的動力源。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新形勢下大都市圈和城市羣要營造一流營商環境，提升外資企業根植性，維護產業鏈和供應鏈穩定，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第三，增強中心城市的創新策源功能。“十四五”時期，科技領域的國際競爭將更加激烈，特別是美國推動與我國科技脱鈎，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尤為緊迫。要加強北京、上海、合肥、深圳等國家綜合科學中心建設，推動創新體系戰略性重構，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加快佈局建設基礎研究、前沿創新和生產製造相結合技術集羣，構建安全的技術供給體系。
第四，在內陸地區培育有競爭力的城市羣。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就要建設內陸地區城市羣，釋放內陸地區發展潛力。要培育成渝雙城經濟圈、長江中游城市羣等一批重要城市羣，拓展內陸地區市場空間，優化和穩定產業鏈供應鏈，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城鎮化發展格局。
第五，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隨着城市人口規模擴大和空間集中度提高，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將迅速增長。要增加基本公共服務有效供給，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擴大其覆蓋面，並率先在大都市圈和城市羣逐步實現城鄉基本公共一體化。
第六，提高城市治理現代化水平。利用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加強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社區等建設，提高教育、醫療、城市管理的智能化水平，讓城市生活更美好。
（作者為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