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德國聯邦經濟和能源部長阿爾特邁爾向外界表示，該國5G建設對華為的態度是一以貫之的：如果沒有證據能夠表明某一家通訊設備供應商存在威脅國家安全的情況，不會將其排除在5G建設之外。
這番表態一方面正面回應了已經脱歐的英國對華為的反水（英國在7月份推翻了2月份對華為5G建設的口頭承諾）；另一方面，作為歐盟的經濟引擎和領頭羊，德國的態度雖然未必會對另一個歐盟巨頭法國的5G合作伙伴的取捨造成直接影響，但對和德國在商貿往來有非常緊密關係的中東歐國家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示範。
從純技術和通訊產業的政策角度分析德國通訊運營商與華為的合作意願，比單純的地緣政治的外因推斷要更牢靠。8月11日，《法蘭克福匯報》長期跟蹤觀察華為在德國發展態勢的專欄作家Helmut Buender以“為何德國沒有必要排除華為”為題撰文，分析了德意志聯邦網絡局（Bundesnetzagentur）和聯邦信息安全辦公室（BSI）的政策動向，總結得出結論，他認為德國三大通訊運營商和華為的深度合作是不可逆的。雖然兩個機構聯合做出的對華為的審查和政策審批還要在9月初提交到歐盟委員會，但最終獲得通過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眾多國內媒體都已經注意到，德意志聯邦網絡局和聯邦信息安全辦公室會對華為在德國開展業務的範圍和能力有重大影響，但很少有人分析過二者的關係，在此有必要做一下説明。
誰是華為在德國的“牌照發放者”？
德意志聯邦網絡局（Bundesnetzagentur）和聯邦信息安全辦公室（全稱為Bundesamt für Sicherheit in der Informationstechnik）是兩個互不隸屬、相對獨立的單位。
前者隸屬於德國聯邦經濟事務和能源部（全稱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und Energie），它的級別相當於局下面的一個“司”，但又別於經濟事務和能源部旗下的9個司，是和通信與郵政政策司（Kommunikations- und Postpolitik）平級的，它專門負責制定通訊產業相關的一系列法律法規的頒佈實施，到今年一共有七年的歷史；而BSI就不一樣了，它是德國的頂級聯邦機構，負責為德國政府管理計算機和通信安全，前身是聯邦情報局的加密部門，從行政性質上講，它是聯邦高級機關（Bundesoberbehrde，從ober這個詞就能看出它的“高級”特色），不歸任何部委的統轄，負責審查網絡安全。
可以説，這個BSI才是真正掌握某通訊設備供應商能否立足德國生殺大權的機構。雖然雙方的辦公地點都在波恩，但BSI的邏輯順位排在聯邦網絡局之前，因為首先需要它審查之後決定是否能拿到營業執照，才能有相關法律法規的出台；相應地，德意志聯邦網絡局則是德國5G整體規劃的“總衙門”。
釐清德國5G頂層設計的“雲端”組織架構，可以更好地幫助我們認識該國通訊網絡生態的發展脈絡。去年6月份德國完成5G頻譜拍賣之後，解決了德國三大通訊運營商的牌照、經營範圍和“家庭作業”問題，有了相對歐盟其他國家更為清晰的權責劃分，所以聯邦網絡局在2月6日適時修訂了從2004年存續至今的《德國電信法》（Telekommunikationsgesetz）。
德國《每日鏡報》（tagesspiegel）仔細研讀了新版的《德國電信法》，認為和華為都有廣泛合作的三大運營商未來與其剝離是不太可能的，因為5G技術是基於4G的全面提升，整個設備的遷移和軟件升級都需要原來的設備供應商統一負責到底，換言之，5G並不是一個獨立的網絡，而是在現有4G網絡上增加了新功能和技術特徵。孤立地考慮4G和5G技術是完全違背技術事實的，尤其是在天線網絡方面，將一家廠商的4G組件升級至另一家廠商的5G，這在技術上是不可能的。
解讀《德國電信法》，可以發現華為在德國的硬件提供有非常頑強的存續性
所以追溯德國過去5年的4G發展脈絡，可得知未來的德國5G市場中，華為是不可缺席的。
4G在德國的“夾生飯”
限於篇幅，本文主要以德國頭號通訊運營商德國電信（Deutsche Telekom）的4G和5G運營規劃為基礎，分析德國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的結構性問題。
表面上看起來，有着35%左右德國政府控股的德國電信有着強大的國家主權信用的背書，它比德國沃達豐（Vodafone）和德國西班牙電信（O2/Mobile）更享有政策偏好優勢。然而很遺憾的是，截止到今年6月份，德國電信依然沒有完成向所有聯邦州至少97%的家庭提供50Mbps速率的網絡接入——這一2015年4G頻譜拍賣的承諾，只能通過架設和激活更多5G天線安裝更多LTE基站來規避政府罰款。
目前德國電信“畫下大餅”，認為到7月底5G可以覆蓋全國一半的人口，在超過1000個城鎮中可以使用，但集微網根據歐洲權威手機信號數據統計網站nperf勾畫的信號地圖，發現德國電信的5G基站、天線鋪設區域和信號覆蓋區域和原有規劃相差很大。
紫色代表5G信號覆蓋區域，只零星存在於大城市中
按照最理想的模型畫出的目前德國電信的5G基站鋪設地點（@德國電信官方網站）
根據諮詢公司Strand Consult的數據顯示，目前德國電信幾乎所有的5G站點的鋪設和信號傳輸都是由華為公司提供硬件設備作為支持，而另一家設備供應商愛立信尚未着手動工和德國電信的5G建設合作。可以説，如果沒有華為在6月份5G天線的技術升級——使用CableFree技術突破了當前天線設計瓶頸，使得基站天線集成度、輻射效率、功率容量等關鍵能力獲得重大突破，並且在德國市場的試水期間便拿下了東德和北德大部分的天線激活業務，那麼德國電信勢必要在7月份面臨着聯邦通信管理局的鉅額罰款。
看似光鮮卻漏洞百出的德國5G規劃，基礎性的短板就是4G作為“夾生飯”一直存在，德國電信CEO Timotheus Hottges雖然一在宣稱在未來努力開發一個“無中國廠商”的核心網，但卻不得不承認，德國大部分地區，華為目前依然是德國電信RAN技術的唯一供應商。
集微網查詢德國電信官方網站，在用户互動環節中，最熱的兩個話題是“雖然有微弱的4G信號，但為何還無法打電話”（Kein Anruf mglich trotz 4G）以及在哪裏可以買到4G信號增大器（4G LTE Signal Boosters），可見用户體驗反饋的重中之重依然是4G信號及其傳輸問題。
2019年8月，德國《每日鏡報》市場部記者聯合做了一份深度調查報告，報告內容是2019年1月1日至3月31日，德國47萬部4G手機信號在全國範圍內的接收情況，並根據大數據繪製了一份詳實的地圖。在這份地圖中，可以查到德國三大電信運營商在德國全國提供的4G信號服務的加權狀態。根據集微網查詢，德國各大城市的4G信號24小時服務通暢度都未能超過86%，距離三家運營商的官方數據（基本都在95%左右）有很大的出入：
柏林、慕尼黑和斯圖加特是4G信號最好的城市，也都沒有超過86%
文中特別提到，在東德和廣大的鄉村地區，如果沒有華為的4G基站鋪設，4G手機信號的通暢率將跌倒50%以下，在全球87個有數據統計的國家中排在塞內加爾和摩洛哥之間，排名第54位。
東德地區的政壇風向對華為的影響
集微網就德國區域發展不平衡下的華為拓展能力，以及政壇變動對通訊產業的影響等方面，採訪了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主任鄭春榮教授。鄭教授認為，華為在東德地區的發展尤其值得關注，這一點是和主要競爭對手愛立信進行差異化賽道比拼的顯著策略。
今年2月份，德國中部圖林根州（廣義上屬於東德Thüringen）首府埃爾福特產生了德國政壇的一次大地震。在新一屆州長選舉中，右翼政黨選項黨突然放棄本黨的獎候選人，把票投給了黑馬自民黨候選人凱默裏希，讓其意外當選，這場政壇地震是德國中東地區黨團碎片化的典型表徵。傳統基民盟、基社盟聯盟黨式微，而右翼政黨尚未羽翼豐滿，於是形成了高度流動性且動態平衡的東德政治局面。在這種形勢下，利益集團細化分割，民粹主義的情緒上升，在該地區通訊產業佈局中，集中反映為兩個方面：
一、摒棄某一家設備供應商的一家獨大，左中右三個政治傾向度的黨團支持多元化的通訊運營模式（比如5G頻譜拍買中殺出的黑馬1&1 Drillisch就主打“親民”路線）；
二、重點向鄉村和郊區的利益傾斜，這是多黨爭奪票倉的重點，而這恰恰是華為在德國5G產業佈局的基準地，有壓艙石的作用。以圖林根州為代表的“混沌”型政治架構，對華為參與5G建設也相對持更開放的態度。
而且，集微網查詢發現，德國三大電信運營商中，和華為合作程度高的一方，鄉村郊區的4G信號通暢率一般都要高出競爭對手10個百分點，這恐怕不是偶然。
結論
2019年雖然被德國當地主流媒體稱為“全面建設5G元年”，但歷史遺留問題讓2020年德國三大運營商的主攻方向依然以4G基站和天線鋪設為主。
東歐鄉村以及郊區的5G甚至4G通訊服務被德國網絡管理局做了層級分流，這是一種資本驅動下的技術賢能主義（與此同時新加坡把精英治國的賢能主義teco-meritocracy，翻譯成俗話就是我們常説的“掐尖兒”），這種運營模式面臨着基礎通訊設施走向其反面的危險：即把用户工具化，格式化，非人化了。而華為的存在不但可以繼續德國4G領域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還可以利用德國中東部地區政壇的暗流湧動深入到原先輻射不到的技術盲區，因此德國的5G之路，也是華為在整個歐洲的進階之路。
（校對/零叁）
【來源：愛集微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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