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一年中，網絡互助用十年構築起來的陣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從公眾視野中加速“坍塌”。
2020年8月，上線300天的百度“燈火互助”宣佈關停；2021年1月，撐了一年半的美團互助“因業務調整”而關停；2021年3月，僅相隔兩天，成立近5年之久的行業老二水滴互助、行業老三輕鬆互助，最終也沒有掙脱關停的宿命。
至此，成員規模排名前三的千萬級互助平台，僅剩相互寶仍在艱難地運營。
2020年11月第1期至2021年4月第1期，不到半年，相互寶分攤人數自頂峯時期的10580.35萬下降到9265.62萬，減少了17.2%；幫助成員從3441人增加到4032人，增加了12.4%；人均分攤金額增長33.8%。
網絡互助彷彿掉進一個惡性循環的漩渦：成員不斷流失——導致整體患病率相對上升——人均分攤金額上漲——導致成員進一步流失，循環往復。
人們開始擔心，相互寶會是下一個關停的對象嗎？
2021年4月12日，金融管理部門再次約談螞蟻集團，提出“螞蟻集團整體申設為金融控股公司，所有從事金融活動的機構全部納入金融控股公司接受監管”，這意味着相互寶將面臨更為嚴格的監管和更大的不確定性。實際早在2020年10月，螞蟻集團發佈招股意向書時就透露，若相互寶無法滿足合規性要求，將會從螞蟻集團剝離出去。
部分網絡互助平台乘興而來，失望而歸，所剩無幾。擺在它們面前的，似乎只有兩條路：想要活下去，就要滿足日趨嚴格的合規性要求；否則，只能選擇剝離或關閉。哪一條路都不好走。
本文嘗試解讀：網絡互助由盛轉衰為何僅僅用了兩三年的時間，是否一定會走向覆滅？如何破解網絡互助中存在的惡性循環？現存的互助平台還能否等到監管落地的那一天？
2020年3月5日發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見》，將醫療互助與基本醫療保險等，共同視為多層次醫療保障制度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直接肯定了網絡互助對於緩解保險保障不足等難題的積極意義。
據國家醫保局公佈的《2019年全國醫療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19年參加全國基本醫療保險達到13.54億人，職工醫保、城鄉居民住院費用報銷水平提高到60%以上。
基本醫療保險是由政府主導的福利性制度，説到底只能做到廣覆蓋，難以做到深度保障。但一場大病花費三五十萬是常有之事，按照60%的平均報銷水平，個人仍需負擔二三十萬，這對於一個普通家庭來説負擔不小。
來看兩組數據：
中國人均年可支配收入3萬元，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羣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
據瑞士再保險、招商證券（香港）數據，2019年中國壽險密度（統計區域內常住人口平均保險費的數額）為1540元；
佔中國人口總數40%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羣，大概率不會拿出兩個月的收入購買商業保險。但是因病返貧的風險始終存在，基本醫療保險無法滿足、商業保險又沒有能力購買，該如何轉移風險？
2016年6月22日，當時的保監會正式批准籌建國內首家相互制壽險機構“信美人壽”，標誌着相互保險成為“正規軍”入列保險家族。相互保險需要用户先購買產品，形成資金池用於隨時進行理賠，最大的特點是低門檻。
據ICMIF數據，2016年全球相互保險規模55萬億元，佔全球保險市場26.8%的份額。但直到2019年，信美人壽全年保費收入還只有20.11億元，在當年全國保險保費收入4.3萬億元中佔比不足0.05%，幾乎可以忽略不記。
國內相互保險比起歐美地區晚了200餘年，發展仍然處於起步階段，用户教育更是任重道遠。很多人都不瞭解這種聽起來較為新鮮、實際已經存在很久的保險形式。
其實早在信美人壽獲批籌建五年前，一種類似相互保險的民間互助組織網絡互助就已經出現。因母親癌症去世、父親大病殘疾，張馬丁在探索了四年後，於2011年創立了康愛公社，開創了“事後分攤”的醫療互助模式，是國內網絡互助的鼻祖。
利用網絡低成本獲取流量、門檻較相互保險更低，有利於處於萌芽時期的網絡互助迅速發展，但其實際發展進程受到政策監管的深刻影響。
2016年，網絡互助平台e互助、輕鬆互助、水滴互助相繼成立。
2016年12月26日，也就是國內互助保險推出當年，保監會專項整治以網絡互助計劃形式非法從事保險業務，監管把網絡互助和保險劃清界限，並指出網絡互助存在的行業亂象——違規宣傳、違規經營、變相或實際經營保險業務。此後的2017-2018年，新成立的網絡互助平台大幅減少。
2018年，半路出家的互聯網巨頭開始殺了進來，螞蟻集團、京東金融、滴滴出行、蘇寧金融、360、美團、58集團、百度、新浪，都獨立或以合作的方式推出網絡互助。
2020年9月8日，銀保監會打擊非法金融活動局在《保險業風險觀察》上撰文稱，網絡互助行業目前處於“非持牌經營”的狀態，涉眾風險不容忽視。因此從2020年下半年開始，網絡互助平台上演“關停潮”。
可以看出，監管正逐步規範野蠻發展的網絡互助平台。但自誕生到現在，網絡互助始終有名無份，沒有等到監管的落地。
死於規模網絡互助從興盛到沒落，前後不過三五年時間，監管的態度（從鼓勵到警惕）固然重要，但不是決定性因素，根本原因是死於規模。
互聯網講究流量和速度，通過燒錢短時間擴大市場規模、戰勝競爭對手，拼多多、極兔快遞的崛起都是成功案例。網絡互助雖也藉助互聯網，但不可忽略的是其公益屬性，安全性的優先級理應高於流量或速度。
回溯一下已成立的網絡互助平台：水滴互助、輕鬆互助均在2016年上線，水滴公司創始人是美團“18號員工”沈鵬，曾負責美團外賣地推團隊的組建，輕鬆集團創始人於亮媒體人出身、楊胤則是互聯網營銷出身，曾負責IBM互聯網營銷策略、IDG中國會展。三位身上都有着濃厚的互聯網基因，自然用互聯網的打法來做網絡互助。
效果是顯著的，水滴互助、輕鬆互助會員規模數倍於康愛公社，僅次於後來的相互寶；問題也是突出的，雙方地推人員為了自身業績，在醫院掃樓時發生衝突；有人偽造籌款人信息，騙取公眾愛心；用户被平台強行引流消費，帶來困擾。這些都引發公眾的質疑，也在透支用户對平台的信任。
2018年躬身入場的互聯網巨頭，更是直接瞄準網絡互助低價獲取流量的優勢，將其作為拓展流量場景的業務。畢竟網絡互助平台賺的只是管理費，想要靠此業務賺錢不太現實，這點錢對於互聯網巨頭來説不過是九牛一毛。
截至2019年底，中國網絡互助覆蓋人數達1.5億（艾媒數據），這要得益於互聯網的加持。但人數的劇增，也讓平台的風險越來越高——
前期，網絡互助憑藉低門檻特性，迅速積累了大量用户，由於平台初始用户數量較少、賠付滯後有等待期、逆向選擇風險較小，在快速發展期累積風險不明顯；
中期，平台用户數量累計到一定程度基本見頂，再加上經過等待期，賠付和逆向選擇風險增加，累積風險逐漸顯現，賠付環節矛盾變多、平台可能會變更條款；
後期，逆向選擇風險持續增加，患病風險更高的用户不斷加入，患病風險更小的用户不斷流失，平台用户數量開始減少，被幫助成員數量在增加，人均分攤金額隨之提高，進一步增加逆向選擇風險，網絡互助由此陷入惡性循環。
那麼，康愛公社又是如何“熬死”水滴互助、輕鬆互助和一眾互聯網巨頭，相對平穩地運行十年呢？其實也是因為規模。
目前，康愛公社會員數量275萬，人均申領互助金是相互寶的1/3，人均分攤金額較相互寶也更低。用户數量基數小、用户數量增長較慢（10年做到275萬，相互寶僅用2年就做到1億）、人均分攤金額較低，使得康愛公社運營風險較低，被行業公認是自律、合規的典範，確實有希望做“百年公社”。
但康愛公社也無法避免網絡互助存在的共性問題——在知乎上，仍然有不少用户提問：康愛公社坑嗎？可靠嗎？是一個騙局嗎？為什麼最近付費越來越多？
呼喚監管沒有一個平台願意重走P2P被“一刀切”的老路，但是日益密集的“關停潮”又讓人不得不警惕。
作為一個網絡互助平台，當然希望在監管框架下，名正言順地合規運營。但現在的情況是，網絡互助缺乏相應的監管，相關政策也不明朗，關於平台的定性有很多説法。
在監管落地之前，關停真的是大多數平台的唯一歸宿嗎？
對此，億歐EqualOcean認為：
處於發展前期的平台，應當摒棄互聯網“多、快”的思維，有意控制用户規模、增速，匹配相應的風控措施與合規流程；
處於發展中期的平台，用户規模已經觸及上限時，各種潛在風險開始顯現，平台也可以尋找風險轉移的手段，比如利用保險兜底、加強事前甄別降低惡意騙保概率等；
處於發展後期的平台，可以選擇與金融機構合作，從而分擔用户賠付壓力、控制逆向選擇風險，度過這個時期後，平台存量用户的賠付率將趨於穩定。
回顧發展歷史和剖析平台現狀之後，我們認為網絡互助行業的未來或將呈現以下幾個趨勢：
“關停潮”持續上演——這是良幣驅逐劣幣的正常表現，對現存平台提出更高的要求，一定會有運營良好的平台活下來或誕生；
從網絡互助用户數量和體現的價值來看——不會重演P2P的悲劇；
未來行業大概率會有更為嚴格的監管措施——有分析説網絡互助或將持牌經營，我們認為可能性較低，原因在於牌照代表着壟斷性和稀缺性，是國家金融領域參與者的標配，目前網絡互助還遊離在保險之外，如果持牌經營應先明確監管單位；
監管落地或許已在路上——監管也在循序漸進，先出清不合規的玩家、再出台相應監管措施可能性較高，一步到位的概率較小。
網絡互助的十年不會如一場夢，風雨過後，監管的彩虹一定屬於最終的勝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