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聯合早報》9月17日文章，原題：外賣騎手的五分鐘該向誰要？ “我還有10分鐘就到。今天下雨路上堵，實在不好意思啊！”手機點餐半小時後，送餐的外賣騎手撥通我的電話，解釋他為什麼沒按時送達。騎手小哥之後又打了兩個電話通報他的最新方位，就差沒説出那句潛台詞：“千萬別給我差評啊！”其實，要不是騎手幾番道歉，我都沒注意到這單外賣已超時。雖然比預計時間晚了10分鐘，但40分鐘裏從下單到送達，在我看來已非常快了——尤其是在和新加坡外賣服務對比之下。
自疫情後居家辦公以來，我點外賣的次數直線上升，和島國各大外賣平台的摩擦也持續增加：預計1小時送達的外賣等了兩小時還沒到、拿到手的燉湯灑了2/3、不小心選錯配送地址後不能修改訂單，向客服反映被對方譏諷：“誰讓你沒看清楚就下單呢？”這些問題到了上海後都迎刃而解。絕大多數外賣都在半小時內送達，加幾毛錢還能買超時保險，超時10分鐘就獲10倍賠款；湯水多用密封袋嚴實包裹，外面還罩上精美的鋁箔保温袋；下單後不僅可以修改訂單，還可實時查看騎手方位；即便凌晨想吃宵夜，都有人馬上接單……這些服務對應的只是5元（人民幣）不到的配送費。
如此物美價廉的體驗背後，是中國發達的互聯網商業模式與巨大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先進的前台客户端和後台系統保障順暢的點餐體驗，數以百萬計的外賣騎手則提供了充足勞動力來源。不過這套“算法支配人力”的模式缺陷也日益凸顯。一篇關於外賣騎手的報道本月在互聯網上被熱議，也讓外賣配送系統受到空前關注。用户不願傻等，企業不想讓利，讓騎手多喘口氣的5分鐘，該向誰要？這並不只是外賣行業面對的挑戰。在中國的互聯網滲透率到達高位後，來自新增用户的人口紅利逐漸消退，新經濟企業可開拓的空間逐漸縮小，僧多粥少的局面進一步壓縮底層從業人員的議價能力。 打破困局，需第三方力量，例如通過行業協會達成統一協議，或完善法規明確權益和責任。往小了説，更好地保障騎手安全才能推動行業健康發展；往大了看，幫助低收入人羣穩步提高工作和生活品質，能有效拉動內需，為中國“內循環”提供穩固根基。（作者陳婧）